我们经常会用“十恶不赦”形容一个人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很多人只知道这是一句骂人的成语,却很少有人深究,到底是哪“十恶”。在古代律法当中,这十项罪名是红线,哪怕遇上皇帝大赦天下,犯了这几类罪行的人,也不在赦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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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绍兴四年,宣州发生一起灭门惨案。当地男子檀偕怀疑叶全三偷盗自家地窖钱财,就指使家中雇工,将叶全三五口人全部杀害,尸体扔进河中。案件侦破之后,官府查阅《宋刑统》,将此案定性为十恶之中的“不道”。即便按照普通杀人律条,主犯本就该判死刑,但扣上“十恶”的帽子意义完全不同,代表此案绝不适用赦免,主犯全部处斩,家属也要流放两千里。

有意思的是,“十恶”这个词汇最早并不是法律名词,而是源自佛教。佛教的十恶,指杀生、偷盗、邪淫等十种恶行。到了隋朝,隋文帝命人编撰《开皇律》,借鉴北齐律法里的“重罪十条”,借用民间广为流传的佛教“十恶”之名,将其正式纳入国法。

这一改动意义重大,把单纯的违法行为,上升到天理难容的道德层面。这套制度从隋朝确立,历经唐、宋、明、清,一直沿用到清末。它的前身北齐“重罪十条”,重点打击动摇皇权、破坏人伦的行为。隋朝修订时,删掉“降”,新增“不睦”,并且在谋反、谋大逆、谋叛前面加上“谋”字,意味着不只是付诸行动,只要有谋划的想法,就可以定罪。

到了唐朝,十恶制度进一步完善,十个罪名固定下来: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后世王朝基本沿用这套框架。

排在最前面的三条,全部用来维护皇权。谋反是图谋颠覆国家,属于头等大罪,明清时期刑罚加重至凌迟;谋大逆,指破坏皇帝宗庙、皇陵、宫殿,挑战皇权象征,量刑与谋反一致;谋叛,就是背叛朝廷、投奔敌国。只要触碰这三条,基本没有回旋余地。

第四到第七条,重在维护家庭伦理秩序。恶逆,殴打、谋害祖父母、父母等至亲长辈,在古代量刑极重,儿子伤害父辈,罪责远重于普通杀人案。不道,就如同南宋檀偕一案,杀害无辜全家,肢解人体,或是用蛊毒、巫术害人,都归为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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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敬,保护的是皇帝的尊严与人身安全。给皇帝配药出错、御膳违反禁忌、毁坏伪造玉玺,甚至对皇帝使者态度不敬,全都算在内。而不孝,则是和普通百姓关系最紧密的罪名。控告辱骂父母、父母在世就分家、赡养老人不尽心、守孝期间娶妻作乐,都会被判不孝。

最后的三条,管束亲属、师生、上下级之间的人伦关系。不睦,惩罚亲属之间互相谋害、出卖、殴打;不义,针对没有血缘的恩义关系,杀害长官、老师,或是丈夫去世后妻子不哀悼就改嫁;内乱,专指亲属之间乱伦行为,属于古代人伦的最大污点。

十恶制度最特殊的规则,就是“遇赦不赦”。古代皇帝遇到登基、改元、立太子,常常颁布大赦,多数犯人可以减刑甚至直接释放。唯独十恶不在赦免名单,同时就连贵族官员享有的“八议”特权,对十恶罪犯也全部失效。不论身份高低,触犯十恶就要依法严惩。

“十恶不赦”之所以能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元杂剧功不可没。关汉卿的《窦娥冤》当中就出现过这个说法,随着戏曲广为流传,慢慢从法律条文变成民间口语。

不过律法条文虽然严苛,实际审判当中依旧留有皇帝裁量的空间。北宋安崇绪为争夺生母遗产,把继母告上公堂,按照律法控告长辈属于不孝,应当绞死。但皇帝了解来龙去脉,觉得事出有因,最终没有执行死刑。足以看出,法条是死的,但古代帝王掌握最终的裁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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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现代视角,十恶之中不少刑罚显得过于严苛。但放在古代社会,皇权维系朝堂,宗族伦理维系民间,这套律法本质就是在守护古代社会两大根基:忠与孝。伦理是基层稳定的支柱,统治者用重刑守住伦理底线,以此维护整个王朝的安稳。

时至今日,“十恶不赦”早已脱离原本的法律含义,仅仅用来斥责恶行。可透过这十个罪名,依旧能看清古人对于秩序、忠孝与人伦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