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十月,这样的电话他接了十几个,他算了算,前后至少十六场已经签了合同的商演,一场接一场地黄了。
有的场次他人已经在高铁站排队检票,主办方的电话追过来,别来了。
河北保定曲阳那一场,演出服换好了,妆化完了,站在后台等上场,负责人走过来,脸上挂着歉意:“朱老师,演不了了。”他没多问,转身换衣服,上车,回家。
十六场演出背后,站着两个举报者。媒体把这两个人的底细扒开之后,名字很清楚:一个叫刘明,浙江湖州人;一个叫王平,山东济宁人。
两地隔着一千多公里,一个走“税务加资质”的路子,一个抠“报备合规”的细节。两下夹击,刚好掐住了商演落地最要命的那几个关口。
刘明承认写过这份承诺书,但他对承诺的解释弹性很大:他说自己承诺的只是“不发表没有依据、不属实的证据”,只要他自己觉得有依据,就不算违反。
他还补了一句:“我们不是黑粉,也不是恶意举报,我们是正义的”。
一个官方从未认定过的标签,为什么能一场接一场地把演出叫停?
因为主办方算的账,跟举报者手里有没有证据,是两本完全不同的账。一台商演,要的是顺利落地。一旦有人举报,不管内容是真是假,相关部门总得走核查流程。
这句话的功能,不是真的要点鞭炮,是让主办方在“取消”和“硬扛”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举报者的操作方式,也被媒体记录了下来。群名叫“扒朱”“打猪”,一个群一百多号人。
一封举报信的成本几乎为零,但拆掉一场商演的代价,全部落在被举报者一个人头上。
有些场次他已经出了门、买了高铁票、到了当地,吃住行全是自己垫的,演出一黄,这些钱统统白花。
拒绝的理由,他说得很具体:这些人打着举报他的旗号在外面募捐,募来的钱,几个人分了。这事已经持续好几年。证据已经交到了公安机关,他在等消息。
举报在这里已经不是目的,它是维持群活跃度的燃料,是收钱的名目。群里的人以为自己掏钱是在“支持正义”,钱进了几个带头人的口袋。
2023年那次名誉权诉讼,刘明签了承诺书,停了两个多月,又开始了。
2025年11月,另一个连续四年发布侮辱诽谤视频的网暴者被判了刑,合并执行六个月。判了,人也进去了,但举报没有停。这一次,他的动作换了方向。
10月下旬,他一个人走进单县郭村镇派出所,待了三个多小时。随后北京来的律师赶到单县,和他一起补充提交证据。
律师出来时说了一句:公安机关已经受理,目前“已受理,暂未立案”。代理律师对这批材料的定性很直接:相关人员已涉嫌诈骗罪。
从“名誉权自诉”到“诈骗罪报案”,换的不是一个罪名,是一本账的算法。名誉权官司打的是“你说错了话”,赢了也就是道歉赔偿。诈骗罪指向的是那条“募捐、分钱”的现金流。
人民日报在评论这件事时引用过一组数字:在一些短视频平台,恶意举报已经形成黑灰产业,25元可以举报一个账号500次,1200元可以让一个账号消失。
举报在这条产业链里,不是维权,是一项可以采购的服务。
举报制度的设计初衷,是让那些没有能力公开对抗的人有一个可以安全使用的渠道。它的门槛被刻意设得很低,举报人的信息被刻意保护得很严。
但当这套低门槛的机制,被一群有组织、有分工、有利益动机的人拿过去用的时候,它就从“弱者的武器”,变成了一件可以反复使用的私器。
被举报的人需要停下来反复自证,举报的人换个群名接着打。
你开一家小店,被人反复投诉“卫生有问题”,哪怕每一次检查都合格,频繁上门也足以让生意没法做。
你在一个单位上班,有人隔三差五往上级部门递一封匿名信,哪怕每一封都查无实据,你被叫去谈话、写说明、配合调查的时间成本,已经足够把你拖垮。
举报的门槛,是为了保护说真话的人。它不该被用来保护那些连真名都不露、连证据都拿不出、只想靠一部电话把别人的饭碗砸掉的人。
刘明签过承诺书又反悔,王平把“教学生两句英语换便装”都当成举报素材。他们的举报没有一条被官方坐实,但他们的电话,已经让十六场演出消失了。
但它底下压着的是一个更该被回答的问题:当两个人就能用一部电话摁停十六场演出的时候,那些没有律师、没有镜头、没有记者愿意跑去调查的普通人,他们的“十六场”被摁停的时候,谁来替他们接那个电话?
一个靠嗓子吃饭的人,被逼到要用报警来守住自己上台的权利。这件事本身,比任何一场被取消的演出,都更值得被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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