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明远,今年三十九,在中建下面的一个设计院做结构。二〇一八年三月来的雄安,到今年三月,整八年。
来的时候我三十一,女儿还没出生。
那年雄安刚成立不到一年,从北京过来,走京港澳,过了霸州就开始荒。路两边是玉米地,玉米秆子还没砍,一片一片的黄。我们坐的车在容城下高速,司机说到了。我往窗外看,没看见城,看见的是一个县城的模样:三四层的楼,路边的小饭馆,卖电动车的铺子,门口蹲着两条狗。
那时候雄安只有一栋像样的楼,就是市民中心。我们开会都在那儿。
我住容城一个老小区,六楼,两室,一个月八百。房子是九十年代的,墙皮掉,暖气片烫手,冬天屋里二十七八度,得开窗。楼下有个卖早点的,两口子,安徽人,豆浆一块五,油条两块,鸡蛋灌饼五块。我吃了三年。
头两年是真的苦。不是物质上苦,是心里没底。你在这儿画图,画的是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东西,可你抬头看,窗外还是玉米地。图纸上一栋楼,落地要三年。你画的那条路,现在还是土。
二〇一九年容东开始建。我们院接了其中一片的活。那段时间我天天在工地上,看塔吊一根一根立起来。最多的时候,那一片有三百多台塔吊,晚上灯全亮着,从远处看,像一片发光的森林。
二〇二一年,容东第一批回迁。老百姓搬进去了。我去看过一回,一个姓王的老爷子,安新那边的,原来住水边上的村子。他领我到他新家,一百二十平,三室,阳台上摆着两盆花。他站在客厅中间,来回走了三趟,说:“这地砖,比我家以前的院子都平。”
他老伴在厨房烧水,烧完了端出来,用的是新买的玻璃杯。
那天我从他家出来,在楼下站了很久。我第一次觉得,这活儿干得有点意思。
但我自己家里,一直没解决。
我老婆叫苏敏,在北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干了十年,做到经理。我们在北京有套小两居,在通州,贷款还有十二年。女儿二〇二〇年出生,我妈在北京帮着带。
那几年我就是两头跑。周五晚上回北京,周一早上六点出门,坐高铁到白洋淀站,再打车到单位。京雄城际通了以后快,五十分钟到北京西,可加上两头的地铁和打车,一趟三个小时。
我算过,那几年我在路上花了多少时间:一千三百多个小时。相当于五十多天,不睡觉,一直在路上。
二〇二二年,苏敏跟我摊牌。
她说:“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我这边走不开。”
她说:“你走了单位就塌了?”
我说:“不是塌不塌的事。”
她说:“那是什么事。”
我说不出来。那年我三十五,在院里是副主任,手上管着三个片区的结构。回北京,我这十年白干。
我们在通州那个小两居的客厅里坐着,谁也没说话。女儿在房间里睡觉,门虚掩着,能听见她翻身。
后来是二〇二三年春天,一件事把我推到了岔路口。
那年“三校一院”开了。北海幼儿园、史家胡同小学、北京四中,还有宣武医院。我带着苏敏去看了一回。那天是周六,学校开放日,我们进去转了一圈。
操场是新的,塑胶跑道红得发亮。教学楼三层,走廊上贴着小孩子的画。我们去的时候正好下课,一群孩子从教室里冲出来,闹哄哄的。
苏敏站在走廊上,看了一会儿。
她说:“这学校不错。”
我说:“嗯。”
她说:“比我们通州那个片区的好。”
我说:“嗯。”
她没说话。
回去的路上,我们经过启动区。那时候中国星网、中化、华能的总部都在建,一片塔吊。我说这边以后是核心区,地铁R1线一通,直接到北京大兴机场。
她说:“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说:“我没说什么。”
她说:“你想让我们过来。”
我说:“我没说。”
她说:“你脸上写着呢。”
那年九月,她办了停薪留职,带着女儿过来了。
租的房子在容东,一百零五平,三室,租金两千八。小区是新的,绿化好,楼下有滑梯。女儿上了史家胡同小学雄安校区,一年级。
刚来那阵子,苏敏不适应。她在北京待了十五年,朋友都在北京,来了这边,晚上八点街上就没什么人了,点个外卖要等一小时,商场就那一个。
有一回她跟我说:“我在这儿像个退休的。”
我说:“那你就当提前退休。”
她说:“我才三十七。”
我说:“那你找点事干。”
她真找了。她考了个证,在一家做财税咨询的公司上班,钱比北京少一半,但不用加班,六点能到家。
去年冬天,她有一次跟我说:“我发现我这两年,睡得比在北京好。”
我说:“为啥。”
她说:“在北京我天天算时间。几点出门,几点到家,孩子几点接,路上堵多久。在这儿我不用算。”
我没说话。我心里想的是,这话我等了五年。
今年三月,我在这边满八年。院里给了个机会,问我愿不愿意调回北京总部,级别往上走半格。
我想了三天,回了。
我拒绝的理由写得很简单:手头项目在做,走不开。
真实原因是另一件事。
今年正月十五,我带女儿去白洋淀边上。那边有个村子,过年的时候挂灯笼,卖糖葫芦,还有人划船。女儿五岁多,我抱着她站在堤上,看冰面。
她忽然说:“爸爸,我们家是不是搬了。”
我说:“搬了。我们现在的家在这儿。”
她说:“那北京的家呢。”
我说:“北京的家还在。”
她想了想,说:“那我以后跟同学说,我是雄安人,还是北京人。”
我说:“你想说哪个。”
她说:“我说雄安。我同学都是雄安的。”
我抱着她,站在堤上,风从冰面上吹过来,冷得很。
那天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我以为我在纠结走不走,其实我早就走不了了。
不是我一个人走不了。是我们一家四口,根已经拔出来,重新插在这块土里了。
造城容易,这话不假。九年,一片玉米地变成了两百多栋楼,学校、医院、地铁、公园,都起来了。你从卫星图上看,那变化是实打实的。
留人难,这话也不假。
我认识的人里头,走了不少。有个做规划的,二〇二一年回北京了,说这边太安静,待不住。有个开饭馆的,二〇二二年关了店,回保定去了,说客流量撑不起来。我们院有个小伙子,来了半年就申请调走,理由是“找不着对象”。
可也有留下来的。
那个卖早点的安徽两口子,还在容城,铺子从一间变成两间,去年在县城买了房。我上礼拜还去吃了他们的鸡蛋灌饼,五块变八块了,我说涨价了啊,老板娘说,大哥,面都涨了多少了。
我女儿的同班同学,一半是回迁的本地孩子,一半是从北京过来的。她们在一起玩,说话都带点儿化音,也带点儿当地的口音。
苏敏现在周末会去白洋淀边上一个村子,跟几个本地妇女学做芦苇画。她做了个小相框,里面是一只鸟,灰的,站在苇子上。挂在我们家客厅。
上个月院里评先进,让我写一段话,说说这几年的感受。
我写了三行:
“八年,我画过的图纸摞起来比我高。
我女儿在这儿上学,我老婆在这儿上班,我妈去年也接过来了,在楼下跟人跳广场舞。
这就是我待下来的理由。”
交上去以后,办公室的小姑娘说李工你这个写得太不正式了。
我说你就这么报吧。
她真报了。
后来听说上面看了,没说什么,把这三行印在了院里的展板上。
展板挂在一楼大厅,我每天上班都能看见。
每次看见,我都会想起二〇一八年三月,我第一次从车上下来,站在容城的街上,看见一片玉米地,心里想:这地方能成吗。
现在我知道了。
能成。
就是慢。慢得像白洋淀的水,一年一年地涨,一年一年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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