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郜村村一起搬迁安置分家析产纠纷引发关注。该户七人凭公证协议分割安置房后,一审确认一套房产归董某燕及其 6 岁女儿姜董某冉共有,同时判令母女返还105 万余元,其中姜董某冉承担 386944.19 元。因错过上诉期,董某燕一方正准备申请再审。
案涉安置权益来自富阳城投与户代表姜某煜签订的《搬迁补偿补充协议》,配套两份搬迁结算单据。该协议属于行政协议,仅约束签约双方,调整外部搬迁结算关系;两份单据系搬迁方单方核算凭证,并非户内成员合意,不能直接作为户内指标折价补偿的裁判依据。
本案由审判员高开封承办。一审判决对案涉协议及结算单据作出扩大解释,存在多项法律错误:混淆行政结算与户内民事分配的边界,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擅自创设补差标准,违背未成年人优先保护原则,侵害母女两人的安置权益。现就一审裁判存在的法律问题逐项评析如下。
一、案涉两份结算单据仅为搬迁方单方制作的外部核算凭证,不能作为户内分家析产的裁判依据,一审错误地将单方结算清单等同于各方民事合意,构成证据采信与事实认定上的违法
图为补充协议之一
案涉《银湖街道郜村村宋家塘房屋搬迁补偿计算单(调产安置)》和《银湖街道4号区块安置分房资金结算单》,均由银湖街道办事处单方制作并出具,在上述两份单据上签字的仅系户代表姜某煜一人。该签字行为在法律上的意义,仅能表明户代表确认收到该份核算清单文件,而不能等同于户内全体安置人口对单据中所载明的计价规则、扣款项目等内容均表示认可和同意,更不能据此推定户内各成员之间已经就安置指标调剂以及按照13000元/㎡的标准进行折价补差达成民事合意。具体而言:
2021年形成的《搬迁补偿计算单》,其功能在于签约当时对本户整体补偿总额、安置人口数量、实物安置面积上限、货币回购基础口径等事项进行外部统计与确认,仅用于富阳城投与该户之间进行对外补偿款的核算,该单据通篇没有任何文字条款对户内成员之间如何进行安置指标流转、以何种标准折价补差等问题作出约定或安排。
2023年形成的《分房资金结算单》,则属于后期分房阶段由搬迁实施方单方新增的结算文件,该单据中增设了预扣购房款利息、车位费用、物业维修基金、超期过渡费抵扣等多项扣款项目。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新增的扣款规则并未写入《搬迁补充协议》的条款之中,属于搬迁实施方在协议约定之外单方增设的结算内容,其效力不应当然及于户内其他安置人口。
一审判决在审理过程中,未能严格区分“对外结算凭证”与“户内民事协议”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法律文书,直接采信该两份单方结算单据中所载明的计价口径,将单据上用于外部结算的价格标准,直接套用于户内成员之间安置指标折价补偿的计算,将搬迁实施方的单方核算清单推定为户内全体安置人口共同同意的分配方案,这一做法在证据采信规则和事实认定逻辑上均存在双重错误。两份结算单据的法律拘束力对象仅限于搬迁实施单位与户代表之间,其效力不能穿透延伸至户内其他安置人口,更不能成为法院据以创设户内补差债务的事实基础。
二、案涉安置权益以安置人口为核定基础,姜董某冉系在册安置人口,依法享有独立、专属的安置保障权益,一审将其混同为家庭共有财产范畴,构成法律适用上的根本性错误
图为补偿计算单之二
案涉《搬迁补偿补充协议》第一条以明确的文字约定:乙方安置人口共计7人,按照人均90平方米的标准核算调产安置面积,实物安置面积上限为420平方米,超出实物安置限额的部分由富阳城投予以货币回购。由此可见,本次搬迁安置在制度设计上属于典型的“按人头安置”模式,安置指标的核定依据为安置人口的身份资格,而非以户主个人财产权或家庭成员贡献为依据进行分配。每一名在册安置人口所享有的安置保障利益,具有独立性、专属性和人身依附性特征,并非笼统地归属于户代表个人,也不属于可由户主任意处置的家庭共有财产范畴。
董某燕、姜董某冉均属于协议明确载明的7名安置人口之列,二人各自对应的安置指标,是搬迁政策依法赋予的法定居住保障权利,该权利专属于权利人本人,不得被随意剥夺、克减或者以变相方式进行处分。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姜董某冉系未成年人,其名下安置指标是保障其基本居住需求得以实现的底线权益,具有不可处分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法律特征。对未成年人安置权益保护,应当深入贯彻和落实国家亲权理念下的特殊保护义务,在司法裁判中给予最高程度的关注与维护。
一审判决将依附于各安置人口个人的专属保障利益,等同于户内成员之间可以自由调剂、随意处分的家庭统筹财产,这一认定从根本上混淆“按人头取得的专属安置权”与“家庭共有财产”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概念。专属安置权来源于安置资格与搬迁政策,具有鲜明的身份属性,其取得与权利内容均由政策规范确定;而家庭共有财产则一般基于共同出资、共同劳动等事实行为形成,两者在权利来源、性质界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本质区别。一审判决在此问题上的定性,存在根本性的法律认识错误。
更为严重的是,一审判决将安置指标认定为可以在户内自由流转的财产权利,并以法院自行创设的标准对指标流转进行强制折价处理,这一做法实质上架空按人核定安置保障的制度设计初衷,将未成年人的安置权益异化为填补其他成年人利益差额的工具,既从根本上违背搬迁安置“保障居住”的政策目的,也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优先保护的法律原则构成直接冲突。
三、协议约定的13000元/㎡单价仅适用于搬迁人与被搬迁户之间的外部结算关系,一审将其扩大适用于户内成员之间的指标调剂折价,构成对合同条款的违法扩大解释
图为补充协议之三
《搬迁补偿补充协议》及两份结算单据中载明的13000元/㎡单价,其适用范围具有明确、严格的限定性。具体而言,该价格标准仅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形:其一,当实物安置面积超出规定安置上限5%以外的部分,被搬迁户向富阳城投增购安置房时的购买价格;其二,被搬迁户向富阳城投申请安置面积货币回购时的结算价格。在上述两种适用情形中,交易的相对方均为富阳城投,该价格的性质属于搬迁主体与被搬迁户之间的政策性结算价格,而非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基于市场规律形成的市场交易价格。
经全面通读案涉《搬迁补偿补充协议》的全文及其附件、两份结算单据的全部内容,没有任何条款对以下事项作出约定:户内安置人口之间进行安置指标调剂、流转时,应当参照13000元/㎡的标准支付补偿款项。协议及结算单据对该价格的适用主体范围、适用场景条件和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均作出了明确限定,在法律解释上不存在可以任意扩张适用的空间。
一审判决直接将仅约束富阳城投与被搬迁户之间关系的外部结算单价,认定为家庭成员内部指标流转的补偿计价标准,这一做法在三个维度上构成违法:
第一,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搬迁补充协议的签约双方为富阳城投与姜某煜,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内容仅对该两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户内成员之间就安置指标调剂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属于独立于搬迁协议之外的民事法律关系范畴,协议中的计价条款对户内成员不产生任何约束力。一审判决将外部合同条款跨界适用于户内民事分配关系,严重违背了合同相对性这一基本法律规则。
第二,违反合同解释的基本规则。合同条款的解释应当以文本的文义为基础,结合整体解释和目的解释等方法进行。案涉协议已经对13000元/㎡的适用情形作出明确限定,一审判决脱离合同文义的客观范围,任意扩张该价格条款的适用范围,构成对合同条款的恣意扭曲。
第三,构成越权创设当事人合同义务。该计价标准从未经过户内各成员之间的协商达成合意,一审判决以裁判方式强制将该标准施加于董某燕、姜董某冉,实质上是以审判权替代当事人意思自治,创设了协议中并不存在的债务关系,违反了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
据此,一审判决以13000元/㎡为标准判令董某燕、姜董某冉承担高额补差款项,缺乏合同基础与事实依据,属于对搬迁补充协议条款的错误解读与不当适用。
图为补充协议之四
四、过渡费系按安置人口计发的专属性居住保障补助,一审在认定当事人已领取过渡费的前提下,又支持房租等费用分摊请求,构成同一损失的重复受偿
《搬迁补偿补充协议》及《搬迁补偿计算单》以明确的条款约定,本户的过渡费、回迁奖按照安置人口数量计发,金额暂定为固定数额,最终在分房时根据人口变动情况重新进行结算,《分房资金结算单》也仅是对该户整体的过渡费进行对外清算处理。过渡费以安置人口为计发单位,对应的权益归属于对应的安置人口个人,具有鲜明的人身专属性特征。该费用的制度目的十分明确,即补偿安置人口在安置房正式交付使用前的租房损失。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每一名安置人口因搬迁所产生的居住损失,已经通过其个人名下的过渡费获得了法定补偿。
一审判决的裁判逻辑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判决确认董某燕、姜董某冉等人已经按照人口数量领取了相应的过渡费;另一方面,判决又支持了对方当事人提出的房租、装修费用等分摊请求。这一裁判逻辑直接导致同一居住损失获得了双重受偿的结果,突破了"损害填补、损失不重复赔付"的基本法理原则,与搬迁协议约定的制度目的形成根本性背离。
该裁判结果造成了明显的利益失衡和不公正:一方当事人既领取了按人头发放的过渡费,又额外获得了其他成员分摊的房租补偿,就同一损失实现了双重填补;而董某燕、姜董某冉则在自身安置权益已经被挤占的情况下,还要额外承担他人已经通过过渡费获得弥补的居住成本,权利义务配置严重失衡,在结果上显失公平。
五、《搬迁补偿补充协议》及两份结算单据仅约束搬迁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户内安置权益的分割应当以公证分家协议为首要依据,法院不得超越私法自治原则自行创设户内分配规则
图为补偿计算单之一
案涉《搬迁补偿补充协议》及两份结算单据,在法律性质上均属于对外结算材料,其功能仅在于确定本户整体的安置面积、补偿金额以及搬迁人与被搬迁户之间的对外结算方式,所调整的是公法层面的搬迁安置法律关系。至于7名安置人口内部如何分割安置权益、安置指标调剂是否需要支付相应补偿、补偿标准应当如何确定等一系列问题,均不在搬迁协议及结算单据的约定范围之内。上述事项属于户内成员之间民事权益的分配问题,应当严格遵循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以当事人自愿签署的有效协议作为裁判的根本依据。该案中,各方当事人已经签署了公证分家协议,该协议应当被确立为处理户内安置权益分割事项的优先依据。
在公证分家协议并未约定安置指标调剂需要按照13000元/㎡的标准进行补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以审判权强行介入,自行创设了户内补差义务及其计价标准,这一做法存在三个层面的违法性:第一,侵害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户内成员之间是否需要补差、以何种标准补差,均属于民事主体自主协商决定的事项范畴,法院不能以裁判行为替代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在缺乏约定的情形下强制设立债权债务关系。第二,违反了物权及财产处分的基本规则。安置权益的处分直接关系到权利人的重大财产利益,应当以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根本前提;在缺乏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法院不得推定权利人负有折价补偿的义务,更不能自行确定对价的计算标准。第三,混淆了公法与私法的调整边界。搬迁补充协议及结算单据调整的是公法层面的搬迁安置关系,而户内权益分割属于私法层面的民事财产关系,二者在调整对象、适用法律规范等方面均存在根本性差异。一审判决直接将行政协议及外部结算单据中的结算条款移植运用到民事分家析产裁判之中,构成法律适用上的根本性错误。
六、协议及结算单据存在条款留白、约定不明的情形,涉及未成年人安置权益时,应当适用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作出有利解释;一审反向推定、加重未成年人负担,明显违法
图为补偿计算单之二
案涉《搬迁补偿补充协议》及两份结算单据在多个关键内容上存在条款留白、约定不清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安置权益的准确认定:第一,协议虽然载明了安置人口为7人、人均安置面积为90㎡,但并未附带安置人口明细附件,未能明确各安置人口所对应的具体安置份额;第二,协议没有明确过渡费、回迁奖的归属问题——是归户代表统一管理支配,还是直接归属于各安置人口个人所有;第三,协议仅原则性约定安置指标可以在户内统筹调配,但并未进一步约定指标统筹即等同于必须折算金钱、调出方应当支付补差款。两份结算单据仅对全户整体的款项进行了汇总核算,完全没有对每一名安置人口的独立权益以及户内调剂的具体规则作出任何界定。
在协议存在约定不明、各方对条款内容存在理解分歧,且该分歧涉及未成年人安置保障权益的情形下,法律对裁判规则的适用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五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条均确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事项,应当给予特殊、优先保护。据此,当合同条款及结算单据存在歧义时,针对姜董某冉的安置权益,应当严格遵循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方向进行解释,即:安置指标专属于未成年人本人,户内调剂的行为不等于由此产生了金钱债务,不得在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推定未成年人负有支付补差款的义务。
然而,一审判决的裁判方向与此完全相反:在协议及结算单据存在约定不明、各方当事人对指标调剂是否需要补差存在实质性争议的情况下,不仅没有作出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解释,反而以"指标统筹"为由,推定应当按照13000元/㎡的标准进行折价补偿,将未成年人的专属安置保障面积转化为金钱债务,加重了未成年人的负担。这一裁判方向与未成年人优先保护的法律原则形成根本性背离,属于方向性的法律适用错误。
七、综合以上分析,一审判决存在多重违法情形,依法应当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搬迁补偿补充协议》及两份结算单据的法律性质、效力范围以及条款含义作出一系列根本性的错误认定:在证据采信层面,错误地将搬迁方单方制作的外部结算单据认定为户内成员之间的分配合意;在法律适用层面,混淆行政协议法律关系与民事分家析产法律关系的边界,将外部结算规则强行套用于户内民事权益分配;在合同解释层面,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越权扩张价格条款的适用范围,在缺乏合同依据的情况下创设债务;在裁判方法层面,违背处分原则和辩论原则,以审判权替代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权益保护层面,违反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的法律原则,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作出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推定;在裁判结果层面,造成同一损失的重复受偿,导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严重失衡、显失公平。
概而言之,一审判决脱离《搬迁补偿补充协议》文义本意,违法扩大单价的适用范围,错误采信单方结算单据作为户内分配的依据,在缺乏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的前提下,判令董某燕、姜董某冉承担协议从未约定的高额补差款项。
上述裁判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且裁判结果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安置权益,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情形。(鲍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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