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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晚间,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600085.SH)公告称公司拟以24.438亿元现金收购控股股东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仁堂集团”)持有的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同仁堂”)60%股份。本次交易构成重大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而就在2024年底,同仁堂集团刚完成对天津同仁堂60%的股权的收购。
为何同仁堂从清朝开始打官司,一直追诉到21世纪? 天津同仁堂是何时成立的,又为何可以起这个名号,又为何会在此时被同仁堂以24亿元的价格收购控制权?
故事要从康熙年间讲起。
01#一个字号,百年的账
同仁堂这三个字,很长一段时间不属于一家人。
康熙八年(1669年),39岁的乐显扬从太医院辞官,在京城创立同仁堂药室。乐显扬祖上四代都是走街串巷的“铃医”,也就是摇着串铃给人看病的游医。药室只是诊脉开方、顺手配药的地方,当时的规模还称不上药铺。
随着名气渐起,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三儿子乐凤鸣把铺子搬到当时热闹的商业街前门外大栅栏,并正式挂出同仁堂药铺招牌,形成了前店后厂的格局。而更为关键的是,他将世代行医形成的药方记录下来,于四年后编成《同仁堂传统配本》和《同仁堂药目》,把方子、药材产地、配比、炮制工艺全部固定,实现可复制化,并写下那句“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名言。
药铺水平原本取决于坐堂大夫手艺,有了配本,同一张方子在哪家分号抓都一样。这一步做完,同仁堂才跟别家不一样。而当时最大的客户宫廷最怕药不对版,固定的药方和可复制工艺让同仁堂出药品质可控。于是自雍正元年(1723年)起,同仁堂开始供奉清宫御药,独办官药,名声渐起。
名声响了,但账却算不过来。和朝廷做生意规矩甚多,不仅药材涨价乐家不敢对宫廷涨价,垫付货款也时有被下面官吏盘剥收不回来。到乾隆年间,同仁堂的生意已经周转不动,甚至需要举债供应。而更雪上加霜的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大栅栏店铺失火,乐家多年基业被毁,时任掌堂人乐以正急病去世,仅剩寡母和幼弟。因而,乾隆下旨由乐家姻亲张世基出资两万两做药商,乐家则成为铺主,留两成股份吃分红。
张世基当时仍是御药房领班,主要精力仍在宫内,除了御药交付以外,对同仁堂的业务并不上心。很快同仁堂的股权被其子嗣卖掉,之后在外姓手中转让近90年,直到道光年间,乐家第十世乐平泉的出现。
乐平泉从外姓中花钱收回了北京同仁堂的股权,但却无力经营,于是邀请乐家的女婿天津张家张益堂入股,统领经营、分管制药。恰逢朝廷整治贪腐,同时道光帝应允了“药味按仿时价加增”,这家老字号才终于缓过来。
合作九年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乐平泉与张益堂商量收回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答应了,自此乐家收回同仁堂开始自营。
而张益堂从北京退股后回到天津,依旧干着药商的行当,但主打的是自家祖传的药酒产品,并于咸丰二年(1852年)迁址重张,正式立起“天津京都同仁堂”字号。从此独立经营,这也是天津同仁堂的由来。
乐、张两家分开之后境遇完全不同。清末受帝国列强的压迫,财政紧张,开始拖欠北京同仁堂药款,八国联军进京之后大栅栏药铺再次被毁。反观天津同仁堂在张家治理下生意越做越大,不仅成为天津知名的药商,后来药酒产品甚至出口到东南亚、美国等地。
面对“假分号”的生意越来越好,乐家也顾不得曾有姻缘的关系,一纸诉状告到清政府要求停止天津同仁堂“同仁堂”字号的使用权。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宣判为天津同仁堂不得在除天津以外的地方使用“同仁堂”,而北京同仁堂则不允许在天津使用。
后续到民国之后,北京同仁堂再去新政府闹了一阵,但也没有让天津同仁堂失去字号的使用权。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两家也没有闲工夫再去争论这件事情。
但出人意料的是两家都成功熬过了苦难的日子,一起迈入了新中国的大门。
02#新时代的纷争与结果
1956年,两家同仁堂纷纷配合国家发展,开展公私合营,并都于1966年实现国营。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动荡之后,又走出了不一样的故事。
北京同仁堂1979年恢复厂号店号牌号,1989年同仁堂被认定为001号中国驰名商标,1992年组建集团,1997年上市。此后同仁堂走的是品牌中药路线,常年生产的中成药超过400个品规,覆盖心脑血管、补益、清热、妇科、儿科。但公司核心还是安宫牛黄丸、同仁牛黄清心丸、同仁大活络丸、六味地黄丸、金匮肾气丸这些传承百年的老品种。
而天津同仁堂1989年恢复厂名,1994年拿回中华老字号,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但产品结构已经改变。公司产品早就脱离了同仁堂的药方,取而代之的是后续自研的咳喘膏、肾炎康复片、脉管复康片等处方药。公司注册了“太阳”、“红花”、“津同仁”等商标,但字号没有修改。2012年“太阳”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可以说,两家公司已经不算是最直接的竞争对手,北京同仁堂是消费品公司,卖的是品牌和信任,一瓶安宫牛黄丸可以卖到几百上千元,靠的是老百姓认这块百年“御匾”;天津同仁堂是处方药公司,卖的是医院的采购单,肾炎康复片进医保、进基药目录,靠的是循证医学数据和医生处方。
但两家的矛盾在21世纪再次爆发。至2015年,天津国资将天津同仁堂股权全部处理,新实控人是河北张彦森、高桂琴夫妇,人称“天津老字号收割机”,天津同仁堂、宏仁堂、狗不理等都被他收入囊中。
在张氏夫妇的带领下,天津同仁堂也想上市。2015年它在新三板挂牌,简称“津同仁堂”。2017年退了下来。2018年申请上交所主板,2020年撤回。2021年6月转战创业板,计划募资7.22亿元。
同仁堂集团担心一件事,就是天津同仁堂带着“同仁堂”三个字去上市,在资本市场上把这三个字的价值分走一部分。因此就在2021年8月,同仁堂集团把它告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案由是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诉求三条,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并赔偿5000万元。
这场诉讼到现在都没有结果,但是法庭之外结果已分。深交所问询函在诉讼来临后接踵而至,问题直指名号权属,是否影响持续经营。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公司的成功除了优秀产品以外,同仁堂的字号也是必不可少的。
于是拖了两年后,天津同仁堂主动撤回了IPO申请。而与此同时,张氏夫妇决定把股权也交出去。
2024年12月18日,同仁堂集团完成对天津同仁堂的收购。交易结构绕了一道弯,集团先和杭州信达华屹通过杭州信康管理咨询合伙企业共同控制天津同仁堂,再从杭州信康退伙,杭州信康以所持60%股份作为实物资产退还财产份额。最终为同仁堂集团直接持有天津同仁堂60%的股权,价格没有单独披露。
这笔交易附带了集团两项承诺:五年内解决个别非主要产品相同的情况,机会恰当时与集团协商纳入上市公司。
也这是为什么在近期同仁堂要从集团手中收购天津同仁堂。
03#24亿元的交易
本次交易方案很直接,同仁堂以现金244,380.00万元,受让同仁堂集团持有的天津同仁堂60%股份,对应天津同仁堂注册资本出资额6,600.00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天津同仁堂另一个股东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0%,而公告本次交易不涉及其他股东行使或放弃优先购买权。也就是说丽珠医药不会参与,比例不变。
定价依据是评估。基准日2026年6月30日,市场法评估值407,300.00万元,较合并口径归母净资产92,717.54万元增值314,582.46万元,增值率339.29%;收益法评估值403,000.00万元,增值率334.65%。两者相差4,300.00万元,差异率1.06%,最终取市场法。
医药行业受医保、集采、药品监管、价格治理影响,预测存在波动空间;市场法基于二级市场真实交易价格,规避了预测的主观不确定性。同时公告明确,标的股份作价未高于同仁堂集团购入价格,集团未在本交易中取得股份转让溢价收益。
由于这笔收购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按账面价值份额入账,不确认商誉,未来没有商誉减值的风险。
而支付分两期。协议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付60%,即14.6628亿元;剩余40%,即9.7752亿元,于2027年3月31日前付清,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并提供担保。
从当下两家业务上来看,收购天津同仁堂对于同仁堂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补充。
第一是渠道。天津同仁堂核心产品以公立医疗机构销售为主,院内积累了较成熟的学术推广体系和终端资源;同仁堂则以院外零售为核心,安宫牛黄丸等大单品在OTC市场有显著品牌优势,双方渠道结构差异明显、互补性强。
第二是产品。两家同仁堂一个主院内,一个主院外,客户不重叠,产品也不重叠。天津同仁堂手里有114个药品批准文号,且三大主力产品毛利高于90%,是一块可以产奶的好资产。
当然,收购也存在系统性风险。
医药行业周期变动、行业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市场竞争加剧,以及由此带来的标的公司业绩波动,还有支付对价可能对现金流产生影响。
同时本次交易没有对赌。公告明确表示本次交易不设置业绩对赌条款。天津同仁堂原股东已经全部退出,没有对赌对手方。未来达不到预期,风险全留在上市公司这一侧。
程序上也还没走完。2026年11月12日,同仁堂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先审议,同日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这笔交易构成重大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尚需股东会批准,关联股东要回避表决。同仁堂集团持股52.45%,回避之后,中小股东手里的票就成了决定性的。
尾声
争了一百年,同仁堂终于得偿所愿收回了自己的字号,但天津同仁堂是否能在新的管理层手上继续熠熠生辉,还需要时间的证明。
温馨提示:本文仅基于公开信息对本次产业并购交易逻辑、股权结构、产业协同进行客观分析梳理,所有内容仅为产业研究交流使用,不构成任何证券及股权投资建议或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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