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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2日,由彭博《商业周刊》主办、前滩太古里与陆家嘴太古源共同呈现的2026未来城市论坛(Future Cities Forum)在上海举行。论坛以浦东为观察窗口,汇集经济、金融、科技、专业服务、建筑与消费领域的代表,从不同角度探讨未来城市中心的长期价值。

上海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城市,也是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参与者。根据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上海在最新一期排名中升至全球第二位,仅次于新加坡。随着中国在全球造船、港口和贸易领域的地位不断提升,国际航运业的重心也正在发生变化。

“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航运中心已经东移了。”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BIMCO)亚太区总经理庄炜在以“从浦东出发,连接世界国际航运中心的开放与创新”为主题的演讲中表示,几百年前,全球航运以伦敦为中心,如今,新加坡、香港和上海正在形成新的国际航运中心格局。

在他看来,全球航运业正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地缘政治冲突、贸易格局调整、能源转型和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共同改变国际航运的运行方式。航运企业不仅要应对市场周期,还需要不断调整经营策略,以适应全球贸易和产业链的变化。

“航运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是一个风险的行业,但它又是一个充满机遇的行业。”庄炜表示,航运并不只是集装箱运输。国际贸易、保险制度以及全球供应链的运行,都与航运体系密切相关。

从当前市场表现来看,国际航运业正处于相对繁荣的阶段。庄炜在演讲中展示的市场研究数据显示,干散货、集装箱和原油运输等细分市场受到地缘政治冲突、运输效率下降以及供需关系变化等因素影响,部分航运市场的即期运价和船舶日收益出现明显上涨。

中东局势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风险,是影响市场的重要变量之一。关键航道一旦受到干扰,不仅会影响原油运输,还可能通过能源供应、化肥生产和国际贸易传导至其他产业。

庄炜特别提到,航运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已经不再是偶发事件,而正在成为行业经营的一部分。地缘政治冲突不仅影响船舶能否正常通行,也会改变燃油价格、运输路线和保险成本。能源供应受到影响,还可能进一步波及农业生产。如果化肥供应出现短缺,全球粮食生产也可能受到冲击。

“Uncertainty is part of life(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庄炜认为,对于航运企业而言,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已经成为经营中的重要课题。

疫情之后,全球船队也进入了新的发展周期。以集装箱航运为例,疫情期间部分班轮公司获得了较高收益,行业利润增长推动了新造船投资。随着大量订单进入船厂,中国造船业的订单持续增长。

不过,全球船队供给不仅取决于新船交付,也取决于老旧船舶的拆解。目前,全球仍有相当一部分船舶船龄超过25年。随着国际海事组织不断推进环保和安全要求,这些老旧船舶未来将面临更新或退出市场的压力。

但由于当前航运市场表现较好,船东更倾向于继续使用船舶获取运输收益,船舶拆解的速度相对缓慢。庄炜认为,等到市场回落时,尤其是老龄船舶,可能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拆解。

在全球航运产业链中,中国的地位正在持续提升。

庄炜介绍,传统上,全球商船建造主要集中在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合计承担了全球90%以上的商船建造业务。根据其演讲中引用的数据,中国在全球新接船舶订单中的占比已经达到81.8%。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造船业的订单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中国新接订单中,约74.1%为新能源或替代燃料船舶订单。

这与全球航运业的能源转型密切相关。国际海事组织持续推进航运业温室气体减排,全球船东和船舶运营商都面临船队能源结构调整的压力。传统重油燃料之外,液化天然气(LNG)、绿色甲醇和氨等替代燃料,正在成为船舶动力转型的探索方向,氢能和电力也在部分技术路线中得到研究。

庄炜认为,航运业的能源转型将呈现多种技术路线并行的局面,但最终能够形成主流商业应用的燃料,仍需要经过市场检验。

从港口来看,中国同样拥有显著优势。上海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之一,中国还有多个港口进入全球集装箱港口吞吐量前十名。

不过,庄炜提醒,评价一个国家的航运实力,不能仅仅看集装箱吞吐量。全球海运还包括原油、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运输,不同类型的船舶和港口共同构成完整的国际航运体系。上海在集装箱运输方面具有突出优势,而在散货和油轮运输方面,宁波舟山港等港口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全球船队规模方面,中国的实际实力则需要结合船舶注册地、资本归属和运营主体等因素综合判断。部分中国资本拥有的船舶注册在香港、新加坡或其他海外地区,因此,单纯依据船舶注册地统计,很难完整反映中国资本在全球航运市场中的实际影响力。

在庄炜看来,全球航运业正在经历一个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的时期。从中美贸易关系到国际制裁政策,从关键航道安全到欧洲可能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这些变化都会影响全球贸易和物流网络。

他以美国301调查为例指出,国际贸易政策的变化会直接反映到航运和物流行业。对于航运企业来说,未来需要面对的,不只是传统的市场供需变化,还有不断调整的国际政策和监管环境。

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也在重新布局。过去几年,随着贸易摩擦和产业链调整,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在墨西哥、泰国、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布局生产能力。生产基地的变化,也带动了运输线路、物流网络和海外服务体系的调整。

庄炜表示,航运企业往往能够较早感受到产业链转移带来的变化。随着制造业企业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航运公司需要重新安排运力,物流企业也需要调整服务网络,以适应新的贸易流向。

对于中国企业出海,他认为,国际化经营已经不只是产品和市场的问题,还涉及当地法律法规、用工制度、金融规则以及合规要求。企业需要在进入海外市场之前做好尽职调查,了解当地的商业和监管环境。

“航运公司的竞争力不是在于你的大小,而是更多在于Adaptability(适应能力),你要应对变化。”在他看来,未来企业的竞争力不仅来自规模,更来自对外部变化的识别和适应能力。

除了地缘政治和贸易格局变化,绿色转型和智能化也是庄炜重点讨论的两个方向。

在能源转型方面,航运业正在探索多种替代燃料。LNG、绿色甲醇和氨已经成为船舶动力转型的重要选择,氢能和电力也在研发和试验中受到关注。但不同燃料路线在技术成熟度、供应能力、基础设施和经济性方面存在差异。庄炜认为,未来航运能源结构可能呈现多元化发展,但最终能够成为主流的技术路线,可能只有其中一两种。

在智能化方面,他特别强调,航运业未来的发展不应仅仅停留在数字化,而应该进一步走向人工智能和智能航运。其中,自主航行船舶是值得关注的发展方向。国际海事组织已经围绕海上自主水面船舶(MASS)建立相关国际监管框架,推动自主航行技术的发展和规则完善。

庄炜将其与陆地上的智能驾驶进行类比。未来,船舶的运行将越来越多地依靠智能系统完成导航、监测和决策,船员配置和船舶运营方式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他认为,在可见的未来,海上未必会立即出现完全没有船员的远洋船舶,但智能技术将逐步减少部分人工操作,提高船舶运营效率。

对于上海而言,航运智能化也将涉及金融、科技创新和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庄炜认为,上海在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面的资源,可以为智能航运的发展提供支持。

演讲最后,庄炜将话题重新带回全球航运中心的变化。

“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航运中心已经东移了。”在他看来,全球航运业的重心正在从传统的欧洲中心向亚洲转移,新加坡、香港和上海正在成为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

庄炜所在的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BIMCO),是全球重要的国际航运组织之一。按照他在演讲中介绍的数据,BIMCO拥有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100多家会员,在全球设有7个办公室,亚太区办公室设在上海浦东陆家嘴。该机构于2013年在上海浦东设立相关机构。

庄炜认为,上海在全球航运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背后既有中国贸易和制造业发展的支撑,也有上海自身的港口、金融和产业基础。

不过,中国航运业要从规模优势进一步走向综合竞争力,还需要关注国际规则和标准。“我们的竞争力不是说你的价格怎么样,你的服务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规则是谁定的、谁来定的?”

在全球航运业,船舶建造、燃料使用、环境保护、安全管理和海上运输都受到国际规则和技术标准的约束。企业能否适应这些规则,甚至参与规则的形成,直接关系到其长期竞争力。

庄炜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造船国、贸易国和航运力量,但未来要从大走向强,还需要重新认识国际标准和规则的价值,积极参与国际航运规则和标准的制定。

对于上海而言,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也不只是港口规模和运输能力的提升,更需要在全球航运产业的交流与合作中发挥作用。“为什么会在上海?我觉得这很简单,因为上海代表着未来。”庄炜以这句话作为演讲的结尾,充满信心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