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随着协同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如何在已有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打通跨区域重大事项的治理链条、建设链条和服务链条,把战略优势、区位优势、制度优势更充分转化为项目建设效能和群众可感成果,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课题。
京雄快线建设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建成一条连接雄安新区与北京的重要轨道交通通道,更在于以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为切口,集中呈现并系统回应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深水区后,在跨域治理、建设组织和成果转化等方面需要进一步贯通的体制机制问题。
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不只是空间距离的缩短,更在于治理关系、建设关系、运营关系和群众生活关系的系统重构。京雄快线建设实践说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一盘棋推进重大项目的优势,能够把宏观战略转化为具体项目,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建设效能,把交通工程转化为服务疏解、便利群众、带动发展的实践成果。
聚焦跨区域重大项目统筹协同堵点,探索跨域统筹、权责贯通、一体推进的治理机制
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纵深推进阶段后,越来越多重大事项具有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特征。交通、产业、人口、公共服务等要素加快流动,对重大项目一体化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与之相对应,项目立项、用地审批、施工许可、征地拆迁、竣工验收、安全监管、运营管理等事项,在实际推进中仍需要进一步打通行政边界、流程边界和责任边界。这里反映出的并不是某一个项目、某一道手续的局部问题,而是区域功能一体化与属地管理分段化之间的深层张力:项目运行是一个整体系统,治理责任却容易被切分为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不同环节。区域发展需要协同联动,具体事务又往往依托各自行政体系推进。对于跨区域重大项目而言,如果缺少更高层级统筹、更清晰责任链条和更统一标准衔接,就容易在审批、建设、验收、监管和运营等环节增加协调成本,影响协同发展战略落地的整体效率。
京雄快线的实践,正是从重大项目这一具体载体入手,对跨区域协同治理方式进行系统创新。项目跨越雄安新区、廊坊市、北京市,既涉及河北省内多个地区,也涉及北京段建设手续办理和后续与北京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面对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推进要求,京雄快线没有把线路简单作为不同属地工程的拼接,而是作为一个整体项目、一个治理单元、一个协同系统来统筹推进。在立项层面,打破属地立项壁垒,由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一立项,并纳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项目,通过“一会三函”模式高效推进前期手续;在建设协调层面,针对北京段手续办理,雄安新区与北京市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成立工作专班,实行清单化管理,协同推进建设手续办理;在验收监管层面,创新委托河北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对全线,包括北京段,实施统一竣工验收监督,推动跨域验收标准、流程和责任有效衔接;在运营安全层面,京冀两地建立开通运行安全保障机制,并推动制定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以法治方式固化协同成果。
由此,京雄快线的启示不只是项目推进效率提升,更在于形成了跨区域重大项目一体化治理的可推广经验。它把跨区域项目中最容易分散的立项、审批、建设、验收、运营、安全责任等环节重新整合为一个闭环,把多地分段管理转变为跨域一体推进,把临时协调转变为制度安排,把部门协商提升为机制创新。这说明,京津冀协同发展不能只依靠空间相邻和目标一致,更要通过具体项目重构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和治理流程,把分散责任纳入共同目标、共同流程和共同标准之中。对于都市圈轨道交通、机场集疏运体系、跨界园区、跨区域生态治理等重大事项,可以从中提炼出“高位统筹、主责牵引、专班推进、清单管理、统一标准、法规固化”的协同治理路径。
聚焦重大基础设施建管运衔接堵点,探索投融资统筹、全周期运营和综合价值反哺的发展模式
重大基础设施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但其建设组织方式也最能反映协同发展中的深层矛盾。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许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往往投资规模大、公益属性强、回收周期长、外部效益明显,其价值不仅体现在项目自身财务回报上,更体现在疏解承载、产业导入、人口流动、空间价值提升和公共服务改善等综合效益上。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不再只是“能不能建成”的问题,更是“如何建得可持续、管得高效率、运得长久远”的问题。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公共属性与经营属性需要统筹,政府投入与市场参与需要衔接,建设责任与运营责任需要贯通,当前投入与长期收益需要平衡。如果仍然按照单一工程建设逻辑推进,容易出现建设、运营、收益和城市发展之间衔接不够的问题,难以充分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的综合价值。
京雄快线的实践,提供了从工程建设逻辑转向全周期发展逻辑的制度样本。它没有把重大基础设施仅仅理解为一次性建设任务,而是围绕投资、建设、运营、开发和价值回流进行整体设计。针对公共投入与市场参与的统筹问题,京雄快线采用“A+B包”建设模式,A部分主要包括车站工程、轨道工程、征地拆迁等重资产、基础性、公益性较强的内容,采用“政府资本金注入+企业融资”模式,由轨道快线公司投资建设,并通过EPC模式实施;A部分建成后,将相关资产租赁给B部分运营主体使用,通过稳定租金收益夯实企业运营基础。B部分主要包括车辆设备、信号系统、通信系统等内容,更接近运营服务和专业化市场能力,通过引入社会投资人参与投建运一体化,实现经营性环节的市场化组织。针对建设运营衔接问题,京雄快线在B部分引入中车、中铁、通号、京投等社会投资人组建合资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和运营,把专业企业从单纯设备供应商、施工承包商转变为项目长期运营共同体,使参与方不仅关心建设进度和工程交付,也必须关心后续运营、安全维护、服务质量和长期收益。针对价值回流问题,京雄快线进一步把轨道交通与“TOD+EOD”、站城融合和“四资循环”结合起来,将交通枢纽与雄安新区空间开发、产业承载、生态建设和城市运营统筹起来,形成“以城养站、以站兴城、以生态赋能价值”的发展逻辑。
由此,京雄快线对京津冀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启示,不是简单推广某一种工程分包方式,而是要形成建管运衔接、投融资统筹、综合价值反哺的全周期发展模式。其内在逻辑是,把政府公共责任、市场专业能力和城市综合收益重新组合起来,使重大基础设施从单纯工程项目转化为公共品供给、市场化运营和城市价值生成相互嵌套的复合系统。政府承担公共性、基础性、战略性责任,经营主体提供专业化建设运营能力,城市开发和生态价值形成长期反哺空间,重大项目由建成即交付转向全周期负责。对于投资大、周期长、公共属性强的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而言,这一经验说明,建设组织不能止步于工程建设本身,而要前置考虑运营责任、成本控制、收益来源、周边开发和长期治理,把项目建设嵌入区域发展的完整链条之中。
聚焦协同发展成果群众可感可及堵点,探索公共服务共享、城市功能融合和民生福祉提升的转化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终要落到人,落到群众生活,落到公共服务和城市功能的可感可及。城市建设最终是为人服务的。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由此可见,检验区域协同发展和城市建设成效,不能只看建了多少项目、修了多少线路、完成多少投资,更要看群众是否方便、城市是否宜居、生活是否更有温度。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深化,交通、产业和空间联系不断加强,但如何把规划层面的协同、工程层面的连通、空间层面的邻近,进一步转化为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出行便利、服务共享、就业支撑和发展获得感,仍是协同发展必须持续回答的问题。
这一堵点的本质在于,区域协同发展成果从“项目建成”到“群众有感”,中间还需要经过运营服务、公共服务、城市功能和生活场景的再组织。交通通达并不天然等于生活融通,空间连接也不自动形成同城体验。如果班次频率、换乘衔接、票制服务、运营安全、站城功能、公共服务和就业生活没有同步统筹,群众感受到的仍可能是跨城成本,而不是同城便利。特别是对于雄安新区这样的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而言,只有进一步降低京雄之间的时间成本、制度成本和生活成本,才能更好支撑疏解人员通勤往来、产业联系、公共服务共享和城市功能培育。人民性不是附加在项目之后的价值表态,而应贯穿规划、建设、运营、服务和城市治理全过程,成为检验协同发展成效的重要尺度。
京雄快线的实践,正是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民城市建设结合起来,把区域协同发展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重要探索。在线路组织上,项目起自雄安航站楼,跨越雄安新区、廊坊市、北京市,与北京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建成后可实现雄安新区半小时直达大兴机场、一小时到达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对推进京雄同城化、打造京雄一小时都市圈具有重要意义。在服务方式上,京雄快线强调公交化、高频次、一次购票、一码通行,不仅追求“到得了”,更追求“走得顺、换得快、用得方便”;在网络衔接上,进入北京后可与多条北京地铁线路无缝换乘,使京雄快线接入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覆盖更多就业、商务和公共服务功能区;在城市功能上,京雄快线与站城融合、“TOD+EOD”开发相结合,通过交通枢纽与商业、办公、生态、居住、公共服务等功能统筹布局,使交通便利进一步转化为生活便利、就业便利和服务便利。
由此,京雄快线的启示不只是改善了一条线路的乘车体验,而是提供了协同发展成果向群众便利转化的实践路径。它把线路连通进一步转化为群众好用,把交通工程进一步转化为公共服务,把空间连接进一步转化为生活融合。这说明,人民城市理念不是抽象口号,而要落实到群众的可达性、便利性、宜居性和获得感上;区域协同发展的最终成效,不仅要看城市之间是否连起来,更要看群众工作生活是否真正融进去。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而言,下一步更应把公共服务共享、城市功能融合和民生福祉提升作为重要导向,推动协同发展从空间连通走向人的发展、生活融合和民生改善。
京雄快线建设实践几点启示
一是以项目化机制推动战略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协同发展效能。京雄快线真正形成的新范式,不是某一项技术、某一个审批方式或某一种建设模式,而是以重大项目为载体,把区域协同发展中的治理协同、建设协同、运营协同和人民性导向贯通起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把制度优势转化为项目推进效能。推进跨区域重大项目不宜主要依靠一般性协调和临时性沟通,而要建立高位统筹、主责牵引、专班推进、清单管理、统一标准、统一验收、法规固化的机制链条。建议在后续京津冀重大项目中,探索建立“一个重大项目、一套协同机制、一个牵头主体、一张任务清单、一套统一标准”的推进模式。这一经验也可推广至都市圈轨道交通、机场集疏运、跨界园区、跨区域生态治理等领域。
二是以全周期理念重塑建设组织,把重大基础设施转化为区域发展平台。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公益性强、外部效益明显、投资规模大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不能简单依靠政府兜底,也不能简单推向市场,而要根据资产属性、收益来源和运营责任进行分类设计。建议对都市圈轨道交通、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更新、生态治理等项目,推广分类投融资、投建运一体化和价值反哺等做法,把运营责任、服务质量和全生命周期成本纳入项目设计、招标、建设和考核全过程。其关键在于通过制度设计把公共利益、市场效率和长期运营责任统一起来,使重大项目从单一工程建设转化为区域发展的长期平台。
三是以站城融合拓展综合价值,把交通流量转化为城市活力。推进新区和枢纽建设,要从交通工程思维转向城市综合价值思维。交通项目不能只算票款账和工程账,更要算城市综合价值账。建议未来在高铁新城、机场经济区、城市副中心、新区启动区、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中,前置站城融合设计,同步谋划轨道站点、地下空间、商业办公、公共服务、生态景观和产业导入,真正把公共投入转化为长期发展能力。
四是以群众可感可及检验协同发展成效,把区域战略转化为民生获得。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不能只看建了多少项目、修了多少线路、完成多少投资,更要看群众出行是否更方便,通勤时间是否缩短,换乘成本是否降低,公共服务是否更可及,疏解人员是否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建议在后续都市圈交通和新区建设中,把便捷性、可达性、舒适性和群众获得感纳入项目评价体系,重点推动贯通运营、票制衔接、一码通行、网络换乘和站城融合。对于跨城通勤需求较强的都市圈,尤其要把线路连通提升为群众好用,让交通一体化真正支撑人口流动、产业协同和公共服务共享。
(河北省政府原参事 刘学谦;本文第二作者为河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 刘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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