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北京法院网《浓硫酸泼向仇家女 被告人获刑13年》(2007年8月28日);央视网转载《北京晨报》《母亲因儿子被害将硫酸泼向凶手胞姐》(2007年6月15日)、《母亲为给遇害儿子复仇 泼硫酸将凶手姐姐毁容》(2007年6月6日);中国新闻网转载《北京晚报》《儿子被掐死未获赔 女子硫酸泼仇家女儿获刑13年》(2007年8月27日);央视网转载《京华时报》《女法官脱下法袍后斥责原告没良心》(2007年8月28日);浙江法制报《硫酸泼出去之后 她从受害者变成害人者》。文中除韩浪外,其余人名均为报道所用化名。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2007年8月27日上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三十五岁的重庆籍女子韩浪,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赔偿两名被害人各项损失四十八万余元。

旁听席上的两家人,从案件起因到判决结果,全程处在对峙状态。

把时间往回推一年多。

2005年4月24日,韩浪六岁的儿子在下中院村失踪,第二天中午,孩子的尸体在村西头一口废弃的井里被发现。

警方当天破案,凶手是同村张家十三岁的小儿子,因尚未成年,被收容教养三年。

2006年1月3日,房山法院判决张家夫妇赔偿韩浪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合计十五万余元,这笔赔偿款始终没有执行到位,张家也始终没有向韩浪表达过歉意。

一个丧子的外来母亲,在等待赔偿和道歉的日子里越陷越深。

2006年11月25日上午,一辆从圣水峪开往房山的小公共汽车行至韩村河镇岳各庄村口时,车上发生了一场震惊当地的惨剧,数名乘客受伤。

韩浪当场被车上乘客截住,随后被警方带走。

这起案件把两个普通农户家庭先后拖进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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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中院村的外来母子

韩浪是重庆人,二十二岁在家乡嫁给一个比她大十五岁的丈夫,婚后生下儿子小天(化名)。

两口子感情一直不好,离婚的事谈不拢。

2001年,韩浪带着年幼的小天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下中院村,之后与一名身体残疾的男友在此同居,靠种地和男友外出打工维持生计。

下中院村地处京西山村,村民大多世代居住,熟人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

韩浪作为外来妇女,婚姻手续没有理顺,又带着孩子住在村里,平日里难免成为闲话的对象。

她很少与人争辩,大部分时间守着田地和孩子,男友外出打工时,家里的农活和家务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

小天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孩子,也是韩浪全部的指望。

她买菜专挑便宜的买,省下的钱攒下来给孩子买玩具;自己穿旧衣裳,孩子出门尽量收拾整齐。

同村的男孩常跑到她家里,围着小天一起玩玩具。

小天长到六岁,已经会学着安慰妈妈,看见韩浪掉眼泪,就伸出小手替她擦脸,说长大以后挣钱给妈妈买冰箱、冻冰棍。

孩子把妈妈的眼泪理解成嘴馋,这番话反而把韩浪说得落泪。

韩浪心里盘算的日子很简单:等孩子再大些送他念书,看他长大成人,自己老来有个依靠。

她没有指望过富裕生活,只求母子俩平安把日子过下去。

村里两户人家早年有过摩擦,韩浪的男友与张家长辈之间起过冲突,孩子们打闹时也有推搡拉扯。

这些矛盾在当时只是邻里间的嫌隙,没有酿成公开的纠纷,谁也没有想到后来会走到命案这一步。

2005年春天之前,韩浪家的生活虽然清苦,轨迹仍是完整的。

田地、灶台、孩子,构成她每天重复的全部内容。

她对外界没有更多要求,唯一在意的是小天能不能平平安安长大。

这种寻常母亲的期盼,在后来发生的事情面前,成了最让人唏嘘的对照。

韩浪的早年婚姻谈不上幸福。

丈夫年长她十五岁,两人共同语言有限,性格上的矛盾常年存在,她提出离婚,丈夫一直不同意。

带着孩子离开家乡时,她没有多少积蓄,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亲属,到下中院村之后的住处、田地和生计,都靠她和男友一点点张罗。

村里种地收入微薄,男友身体有残疾,外出打工能挣回的钱有限,母子俩的日子一直紧巴巴。

她对外不多诉苦,邻里问起只说过得下去,心里把指望都放在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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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井里的六岁孩子

2005年4月24日下午一点多,小天像往常一样出门玩耍,到了饭点没有回家。

韩浪起初以为孩子在哪个小伙伴家里耽搁了,等到天色擦黑仍不见人影,她放下手里的活,从村里找到山上,一遍遍喊儿子的名字,田埂、村口大树、孩子平时常去的院子都找了一遍,一直找到夜里十二点,始终没有下落。

第二天中午,村里人传来消息:村西头一处没人居住的旧院子里,一口废井中发现了孩子。

韩浪赶到现场,看见井边放着孩子的鞋,当场晕倒。

井盖上的大石板挪开后,小天倒立在井中,井里还扔着不少石块。

六岁的孩子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警方在发现尸体的当天侦破此案。

凶手是同村张家的小儿子小康(化名),案发时十三岁。

根据村民和后续调查的说法,两个孩子平时在一处玩耍,案发当天发生打架,小康在争执过程中掐住小天,致其死亡,之后将尸体扔进废井,往井里抛入石块。

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十三岁的小康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公安机关对其作出收容教养三年的处理。

韩浪没有等到对方孩子受到刑事处罚的结果,只得到这样一个教养决定。

在她看来,自己六岁的孩子再也回不来,对方的孩子教养期满后仍可继续长大成人,两者之间的落差始终压在她心头。

孩子的遗体需要停放在殡仪馆,停尸费用逐笔累积。

韩浪手头拮据,无力支付,小天在去世半年后才得以入土。

这段时间里,韩浪常常一个人走到那口废井附近发呆,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回到家反复跟身边人念叨孩子死得惨、死得冤。

村里的议论声断断续续,有人惋惜孩子懂事,有人翻起两家从前的过节,韩浪在村中没有多少亲近的亲朋,丧子之后愈发孤立。

事发前后,韩浪曾为孩子被打一事上过张家门理论,张家长辈则把两家旧怨牵扯进来,称韩浪的男友早先打过自家人。

邻里之间的各执一词,在命案发生之后已经难以还原全部细节,能够确认的事实只有一条:两个孩子在村中玩耍时出了人命,小天死在那口废井里。

一个母亲连让孩子早日下葬都做不到,这笔账被她记在心里,慢慢变成对张家的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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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决落空的十五万

命案之后,韩浪向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小康的监护人,也就是张家夫妇承担赔偿责任。

2006年1月3日,房山法院作出判决:张家夫妇赔偿韩浪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合计十五万余元。

判决书写明了赔偿金额和责任归属,韩浪拿到这份文书,却没有拿到对应的钱款。

判决生效后,赔偿款进入执行阶段,一直没有落实。

张家自称家庭经济困难,拿不出一次性付清的款项,法院组织调解,张家提出分期支付。

韩浪没有接受这一方案,她担心对方无限期拖延下去,赔偿金到头来变成一张空头文书。

两边在调解桌上没有谈拢,赔偿款就此搁置。

2006年4月,韩浪再次要求法院就执行问题组织调解。

她提出,张家至少应当先支付一万元丧葬费,先把孩子的后事费用结清,也算拿出一点诚意。

张家方面表示无力支付这笔钱。

韩浪清楚张家一次性拿出十五万元确有难处,但她认为一万元丧葬费对方应当能够承担,这笔钱是给去世孩子的交代,数额不大,对方仍旧拒绝给付。

调解以失败告终。

从命案发生到调解破裂,韩浪没有等到张家一句正式的道歉。

对方家长在公开场合和调解过程中,始终回避承认自家孩子致死小天的责任,没有登门表达过哀悼或歉意。

据报道,张家有人在外人面前提及,自己的孩子教养三年就会回来。

这类话传到韩浪耳中,进一步加深了她被亏欠、被轻慢的感受。

这段时间里,韩浪的状态持续恶化。

丈夫早已分居,男友在外打工,家中常剩她一人对着空屋子。

她把丧子之痛压在心底,悲伤慢慢转化为对张家的怨恨:孩子白死了,赔偿拿不到,道歉等不来,对方一家人的生活却没有受到实质影响。

她留在本子上的文字,记录了自己从“孩子死了我认了”到认为对方绝情、欺负人的心理过程。

法律途径在判决之后停在执行环节,韩浪能够依靠的外部支持十分有限。

一个外来的农村妇女,对强制执行程序、申诉渠道和法律援助缺少了解,也没有多少可走动的人脉。

她反复等待的结果,是判决书上的十五万余元挂在卷宗里,生活里的赔偿款分文未见。

怨恨就在这种看不到出口的等待中一天天积累。

民事诉讼从起诉到判决走了完整程序,法院支持了韩浪关于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主张。

判决生效之后,执行环节遇到阻力。

张家以家庭困难为由拖延,法院多次组织双方协商,希望找到一个对方能接受、韩浪也能同意的付款方案。

分期支付的方案摆在桌面上,韩浪考虑到对方从前的态度,担心钱分期付下去会变成无限期拖欠,没有松口。

协商一次次落空,赔偿款在账面上挂着,实际没有进过韩浪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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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压到临界点的怨恨

调解破裂之后,韩浪心里的那道口子再也合不上。

她后来向办案人员交代,自己一直给张家留着余地:如果对方把赔偿款付过来,或者认认真真道一句歉,这口气她也许能够咽下去。

现实是张家既没有付钱,也没有道歉,她心里那点犹豫被一点点磨掉,报复的念头开始成形。

2006年5月,韩浪在五金商店买回一瓶约五斤重的强腐蚀性液体,藏进北屋的墙角里。

她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这件事,东西藏好之后,照旧下地、做饭、出门,表面上看不出异常。

一个母亲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不可能没有挣扎;她把选择压在心底,继续观察张家的态度,等待对方给出一个改变计划的理由。

张家始终没有给出。

韩浪在一个蓝皮习字本上写下自己的想法。

本子里记着她对整件事的看法:走到这一步是张家父母造成的,孩子死后她本想认下这桩不幸,没料到对方做得这么绝。

文字里全是委屈、不甘和指责,把所有怨气归集到张家一家人身上。

她没有区分谁是直接责任人、谁是无关的家庭成员,在她的情绪里,张家上下都应当承受这份痛苦。

动手之前,韩浪留下两封遗书,一封交给男友,一封留给七十多岁的老母亲。

给男友的信里写明自己已经豁出去,愿意接受公安机关的处理,并向男友致歉,拜托他把写有张家欺负人的字条贴出去,替她把这件事留在村里。

给母亲的信里,她为自己没能尽孝向老人道歉。

写完遗书,她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意味着什么,清楚做完之后可能再也回不了这个家。

她把报复目标选定为张家的大女儿晴晴(化名)。

晴晴十八岁,技校毕业,在城里实习上班,平时乘坐村里的小公共往返。

韩浪留意过晴晴的行踪,把动手地点选在公共汽车上:她认为在其他开阔地点,对方可以跑掉,车厢里人挤着人,目标跑不脱。

这个选择意味着车厢里其他同车乘客也被置于风险之中,被怨恨占据的韩浪当时没有为这些陌生人考虑。

此后一段时间,韩浪表面上照旧生活,暗地里开始留意张家大女儿的作息。

她知道晴晴在城里实习,每隔一段时间回村一次,返程班次固定。

她把藏在墙角的液体分出一部分,装进随身的大茶杯,反复盘算动手的时机和位置。

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她翻来覆去想的是判决以来的种种细节:孩子怎么没的,丧事怎么凑的钱,调解桌上对方怎么推托,上门等待时对方怎么回避。

这些画面在脑子里转得越多,平日里那个隐忍的母亲就越往后退,心里只剩下把账讨回来一个念头。

2006年11月24日,天降大雪。

晴晴实习近两个月,从城里赶回下中院村家里,把第一个月领到的一千多元薪水交到母亲手里。

她是张家三个孩子里最懂事、最有出息的一个,技校毕业找到工作,一直想挣钱帮衬家里。

当天下午,韩浪看见晴晴坐车回村,判断她第二天会返城上班,开始蹲守第二天的班次。

等待的这一天里,韩浪没有再给自己留退路。

遗书已经写好,藏放的液体已经分出,目标和班次都已摸清。

她在村里碰见张家的人,仍旧装作无事,心里却把见面的每一次都当成诀别前的打量。

周围没有人察觉她的准备,邻居只当这个丧子的女人越来越沉默,没人想到她已经把往后的人生搁到了一边。

11月25日清晨六点多,天还没完全亮透,韩浪来到村口车站等候,随身带着从藏放的液体中倒出一部分、装进大茶杯的容器。

她在冷风里等到九点多,晴晴出现在车站,随后母女俩作别,晴晴上车。

韩浪跟着人群挤上同一辆由圣水峪开往房山的小公共,在晴晴附近的座位坐下。

车厢里乘客不多,有人打着盹,售票员报着站点,一切看上去和村里往常的短途班车没有区别。

汽车驶离下中院村,沿山路往房山方向行驶。

韩浪坐在座位上,手里端着那个大茶杯,目光一直落在前面那个十八岁的姑娘身上。

晴晴上车前还和母亲说笑,说很快就会回家,她不知道身后座位上坐着什么人,也不知道这趟班车将在半个小时后停在岳各庄村口。

车上其他乘客更无从察觉,自己的寻常出行会被卷进一场两家人的旧怨里。

雾气在山道上慢慢散开,车厢里安静得能听见发动机的声响,而当那辆小公共在村口道口缓缓停下、乘客起身准备上下车时,车厢里发生的一幕,会把两个家庭连同车上的陌生人一并拖进长达数年的伤痛、审判与偿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