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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镝】

文化主体性是文明立身于世界的精神坐标。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越坚实,越能摆脱仰视与俯视的失衡,以平视姿态走进世界。费孝通先生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概括文明交往的完整序列:各美其美是主体性的自我确证,美人之美是他者文明价值的对等承认,美美与共是主体间的共同生成,天下大同是全球可沟通性的理想形态。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在文化主体性确证的基础上争取他者承认、扩大共同意义的过程,其指涉一种承认与沟通的关系问题。当前,文明隔阂、价值纷争、传播位阶差异和信任稀缺等问题交织凸显,少数国家固守文明优越论、渲染文明冲突论,借规则垄断和话语霸权压制其他文明表达,全球文明交往的承认结构仍不平衡。唯有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美人之美夯实承认前提、拓展全球可沟通性,中华文化走出去才能行稳致远,文明交流互鉴方能不断深化。

以美人之美夯实文明交往的承认前提

文明交往首先是承认的交往,承认先于对话。没有对他者文明价值的对等承认,交流互鉴便无从谈起;不把对方视为平等主体,对话就只是缺少承认的独白。费孝通先生的十六字序列呈现的正是承认关系的完整结构,从自我确证到对等承认,从共同生成到理想形态,承认逻辑贯穿始终。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阿克塞尔·霍耐特曾在《为承认而斗争》中把争取承认视为现代交往的内在张力,赵汀阳则以“共在先于存在”和“关系理性”提供替代性释读可能。共在关系先于个体,互相伤害的最小化优于排他利益的最大化,承认不必经由斗争赢取。承认逻辑是双向观照而非单向施与,我在他者之美中看见自身局限,他者在自我之美中看见另一种可能。

中华文明的交往智慧为美人之美提供深厚文化根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这一论断把文明多样性确认为世界的本来样态,将承认逻辑确认为交往的伦理基本。《孟子·滕文公上》有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差异是事物的本然常情,文明交往须以承认差异而非强求齐一为前提;《礼记·中庸》亦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多元并育、并行不悖是文明共生的应有秩序,文明交往须在尊重他者中实现互鉴共生;《国语·郑语》所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说明差异互补是文明生生不息的动力,文明交往须以包容差异而非强求同质来实现和合共生。在中华文明交往智慧中,差异与他者作为文明和合共生的内在条件,必然要求以“承认差异、尊重他者”为交往前提,在互鉴中达致“美人之美”。

全球文明倡议将“美人之美”的伦理要求转化为制度化的全球公共产品。这一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为核心理念,确立平等对话的文明观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超越。文明交往承认每一种文明拥有独特、不可替代的价值,因而文明间不存在用以排序的公共尺度。冯友兰先生所写“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正是这种不设中心的承认秩序的生动图景。旧传播秩序制造的是以承认稀缺为条件的零和博弈,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的则是承认结构的再造重塑。承认不再是总量有限的资源,而是在跨主体性的共在关系中不断生成的关系性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这一关系性存在论的实践表达,各文明命运不再系于彼此排斥,而系于彼此承认,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世界因承认而共荣。

以文化主体性筑牢平视世界的立身之本

文化主体性不是文化本质主义自我封闭的历史规定,而是在开放交往中通过自我反思、自我规定、自我确证不断再生产的关系性主体地位。纵览中华文明史,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中提炼自身特性,在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中强化主体性,佛教东来而有禅宗化生,西学东渐而有思想激荡,中华文明在各美其美中立其本、在美人之美中达其和。《周易·系辞下》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通变正是文化主体性的存续之道。根扎得越深,枝叶越敢向天空伸展;主体性越坚实,越不怕在交往中改变,也越能在改变中保持自我。《礼记·学记》亦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画地为牢守不住主体性,只会让文化在自我重复中丧失活力。主体性一旦虚悬,文明便既无承认他者的底气,也无分辨自我的能力,或俯仰随人,或妄自尊大。中华文明数千年交往经验表明,文化主体性在拥抱世界中最为挺拔,向世界敞开使“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的回答更清晰、更坚定。

“第二个结合”筑牢文化主体性的当代根基,自我认知与自我叙事由此获得充分自主。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命题,强调“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中华文化的坚定自我植根于五千多年的文明积淀,淬炼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实践熔炉,确立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造之中。有了这份坚定,中国叙事才不会成为他人想象的附庸,中国经验才不再依赖外来概念获得解释,中国实践也不会仰仗他者尺度获得承认。但叙事的自主不等于立场的自封,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绝不能以中国中心主义取而代之;缺少对他者的倾听与尊重,再坚定的自我叙事也会沦为自说自话。巩固文化主体性所回答的,不只是中华文明“我是谁”的追问,更是中华文明以何种姿态与世界相处的选择。《老子》有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而后自信,自信而后平视,文化主体性的自觉自信为平视世界提供从容姿态。

平视世界是文化主体性的理性确证。主体性越坚实,越能摆脱仰视的学徒心态与俯视的优越幻觉。平视的底气,来自中华民族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进程中确立的文化自我。回望近代,从“师夷长技”到“全盘西化”的纠葛,主体性的缺位曾使中国在仰视与自卑之间徘徊。而今日之平视,既非仰视西方中心主义、让渡自我评判的权利,也非俯视后发文明、消解承认他者的能力。《中庸》有云“中立而不倚”,正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平视姿态的文化基因,不因强大而倨傲,不因差距而谄媚。唯有平视世界,欣赏他者才不会滑向自我矮化,展示自我才不会沦为强加于人。平视的姿态开启平等对话,促成共同意义生成,使“美人之美”真正从伦理愿望化为交往现实。

以可沟通性提升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能力

可沟通性本质上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所需的承认关系。连接的扩张独立于理解的增长而发生,相互承认、基本信任和关系结构深度介入国际传播的运行逻辑。在这一逻辑中,可沟通性构成意义生成的前置条件,讲述者被赋予可信性,倾听者被承认为价值主体,二者共同决定沟通能否超出宣传与防御的循环。这种关系性的要求在中国思想脉络中由来已久。《国语·郑语》记载史伯论和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的相互性让差异彼此成就,他者以独立价值检验自我叙述的边界。近代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将“通之象”与平等相连,通道开放若不同时改变发言位阶,相通便流于形式。从史伯的和同之辨到谭嗣同的通之平等,承认逻辑的先在条件自差异相济推进至发言位阶的平等。一种文化之美若无法被讲述和理解,欣赏便无从发生。费孝通所言“美人之美”同样以可沟通性为隐含前提,既让中国故事获得可信讲述位置,也让他者保有不可化约的价值主体性,从而将差异转化为可理解、可信任、可共生的关系资源。

可沟通性无法从交往扩展中自发生成,它受制于不同文明间承认条件的结构性错位。信息技术持续降低跨时空交流门槛,连接的扩容却未能转化为信任的增长。传播技术被纳入地缘政治竞争,渠道本身成为博弈对象,知识与权力结成新的技术链条并与资本逻辑相互嵌合,交往的技术条件与信任基础呈现结构性背离。交往的普遍化与承认的关系异化几乎同时发生,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其文化常遭误读,这正是全球传播的位阶落差所折射的承认结构倾斜的直接表现。而中国的位置是双重的,它既是这一倾斜结构的承受者,又是以全球南方国家身份自主建设全球传播基础设施、坚持平等互鉴而非文化霸权的发展中国家。将这一能力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直接作用于承认关系结构本身,在卫星通信、数字平台、媒体合作网络等基础设施层面,为全球南方提供可及、可用、可参与的传播公共品,让更多文明拥有被理解、被承认的可能。可沟通性的建设因而是承认结构的调整。《周易·系辞下》有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承认结构的调整正在于让殊途与百虑各得其所,使不同文明在殊途同行中各得其位、各显其美。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实践形态,是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生成相互承认的互惠叙事。承认关系是互惠叙事获得可理解性与可修正性的构成条件。张世英以万有相通阐明差异中的融通,认为中西文化各有长短,正好互通有无、彼此补足。汤一介则提出新轴心时代构想,认为不同文明传统只有在彼此对话中才能各自获得新的发展。而费孝通所倡“美人之美”,遥接《论语·颜渊》“君子成人之美”的古训,以承认逻辑确证异质文明价值标准的独立性与可对话性。叙事权威据此并非自我的先验所有物,而是在主体间承认中被赋予的关系性权能,使得自我叙事在互惠结构中获得完整。可沟通性的关键就在于它把衡量尺度从传播效果移置为承认关系的生成性。触达逻辑沿袭经验功能主义范式,以受众规模、覆盖范围和曝光频次计量成效,而承认逻辑则追问中华文化如何进入世界意义结构的互释过程,并在其中获得何种可对话、可修正、可共享的意义位置。中华文化走出去不再是走向世界的自述自证,而是以互惠承认为尺度的意义共生,并在世界之中的主体间互动结构内持续生成自身。

在美人之美中扩大共同意义、走向天下大同

意义在本质上是主体间的产物,共同意义只能在平等对话的交往中生成。以对话安顿文明关系的思路由来已久。康德早在18世纪就曾把理性沟通与普遍交往看作国际道德与和平秩序的前提。杜维明则倡导文明对话,将儒家“恕道”与“仁道”的思想传统阐释为对话的伦理基础。近年来,中华文化的海外接受呈现出走深走实的态势。《哪吒之魔童闹海》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Labubu潮玩风靡海外,从“China Travel”到“China Haul”再到“Becoming Chinese”引发外国网友模仿喝热水、练八段锦,以“China”为关键词的热词接连出圈。异域受众以具身的审美体验,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一种可亲近的中国式生活美学。中华文化的世界表达愈来愈多地由情感、创意和日常经验驱动,共同意义由此达成于欣赏与应答的往复中,作为文明愿景的美人之美也获得可感可及的生活实践形态。

美人之美所扩大的共同意义,最终指向天下大同的秩序理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天下大同以和而不同为底色,以共生共荣为归宿,尊重差异并在差异中寻求共同。文明互鉴的归宿,是各国人民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相知相亲,在相互成就中彼此成全。《中庸》有云“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是中国思想中沟通天人的根本范畴,也是一切交往得以成立的先在条件。唯有以“诚”为据,承认关系才能免于策略性姿态,构成交往行动的真实前提。文明互鉴以诚立基,中华文化走出去以诚行远,在与世界各文明的对话中书写世界之中国的新篇章。质言之,文化主体性奠定平视世界的主体资格,平视姿态拓宽美人之美的承认空间,美人之美则在相互书写中生成共同意义,共同意义的持续扩大即是大同秩序的实现方式。循此逻辑,中华文明将与各国文明一道,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深厚而持久的力量。

原标题:《以美人之美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拓展中华文化全球可沟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