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二年八月,三门峡北岸的山坡上多了一条十八里长的新路。路面用碎石铺过,宽度只够一辆牛车,一边是崖,一边是黄河。粮袋从船上卸下来,扛上车,牛拉着往西挪,到西岸的盐仓再装船。水边那一段最吃力,纤夫把麻绳套在胸前,脚蹬石缝,身子几乎贴着水面往前拽。平陆一带的老话讲,“古无门匠墓”。这五个字,说的是另一群人。
四百万石这个数字,出现在天宝三载。陕郡太守韦坚把隋代关中的旧漕渠重新凿通,又引渭水、截灞水,江淮粮船可以从扬州一路驶到长安城东的广运潭。《新唐书》记作“岁漕山东粟四百万石”,还说船到之日,潭上帆樯如林,长安人倾城去看。唐初不是这样,贞观、永徽年间每年转输二十万石就够用,一百多年里翻上去二十倍。
翻上去的原因不在运河,在长安。关中号称沃野,可耕地就那么多,皇室、百官、禁军、工匠、僧道全挤在这块盆地里,烧的柴、吃的米都要从外面运。《新唐书·食货志》写得很直:“关中号称沃野,所出不足以给京师。”朝廷只能把眼睛转向东南,转向扬州。
扬州是江淮粮米的集散地,江南各州的租米先在这里过秤、装袋、上船。从扬州到长安,一船粮要换四五次手:江南船走山阳渎北上,入淮河,转汴渠,到汴河入黄河口的河阴仓卸下;黄河船再往西,到三门峡东的集津仓;过峡进西岸盐仓;最后入渭河,抵太仓。船型不同,水势不同,粮袋在每一处都要重新扛一遍。
三门峡是全程的咽喉。黄河在这里被河心石岛劈成三股,船家叫鬼门、神门、人门,人门勉强可过,鬼门是死路。水下暗礁看不见,船底一碰就破,破船横在航道里,后面的船跟着撞上去。《新唐书》记这一段的实情:“岁漕砥柱,覆者几半。”十艘船进去,能完整出来的不到一半。船破了,米沉进河底,捞不上来,账上记一笔“失陷”,这船粮就算交代了。
过峡就得请门匠。门匠是平陆的本地人,认得水下每一块石头,站在船头举旗,左一点右一点地指,一船粮拉一百天才过得去。官家给的工钱不多,离了他们,船一步也动不了。船翻的时候,门匠最先落水,尸首顺黄河走了,家里连坟都立不起来。“古无门匠墓”五个字,是拿人命写出来的。
拉纤的多是征来的民夫。史书里留着一句很冷的话:挽夫把两枚铁钩系在胸前,纤绳一断,人就被带下崖去,押运官吏按“逃亡”上报,再去抓他的父母妻儿顶账。账面上这些人是逃兵,不是死人。数字干净,人命也干净。一条纤绳上拴着的,往往是一家人的户口。
漕船北上不空着回。刘晏以后,返程的船在扬州装盐,运往沿河各州,盐利补贴运费。米船去、盐船回,一条运河养两头。撑船的还是同一批人,账上多了一笔盐课,他们的名字依旧不出现。
陆运同样不好走。三门峡北岸的十八里山道靠牛车一车一车挪,开元初年陕州到洛阳之间设了八处递场,专养牛车,一站交一站。牛累死,车轴断,粮袋破,损耗都折进“脚钱”。绕开砥柱,是拿牛力和人力去换船的安全。这笔账,朝廷算了多年,一直算不平。
开元二十一年,关中秋雨连绵,庄稼烂在地里,长安米价往上蹿,玄宗打算再去洛阳就食。动身之前他问京兆尹裴耀卿怎么办。裴耀卿没有劝皇帝留下,他递上去的是一份漕运账,说毛病不在灾年,在常年。皇帝听懂了这句话,把他留下谈话,一谈就是半天。
他算的是对比账:贞观、永徽时官员少,每年二十万石就够;如今用度日广,运数倍还支应不上。他请在汴河口置仓,江南船到仓即回,官家自己雇船分段运;三门峡东西各筑一仓,中间开山通车。水通就运,水浅就停,不让人在河上白等。这套办法后人叫“转般”,说白了是把一条长路拆成几截短路。
开元二十二年八月,方案落地。汴河口设河阴仓,峡东设集津仓,峡西设盐仓,北岸开十八里山道。江南租米先入河阴仓,送洛阳的进含嘉仓,送关中的经太原仓、永丰仓,最后入太仓。粮还是那些粮,路被切成几段,一船到底的苦差变成了接力。裴耀卿本人被任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坐在汴河口调度。
三年下来,运到关中的米累计七百万石,一年合二百三十多万石,省下脚钱三十万缗。有人劝裴耀卿把这笔钱献给皇帝表功,他回了一句:“是谓以国财求宠,其可乎。”钱最后充作官府和市的本钱。省下来的缗钱没有变成恩宠,变成了下一批粮的本钱。
改革没有动三门峡。十八里山道仍要车运,峡东峡西仍要起卸,粮袋在船、车、仓之间来回倒,扛包的人还是那些民夫。裴耀卿把账算清了,把损耗压低了,礁石一块没少。制度能绕开险滩,绕不开险滩上站着的人。史书夸他“凡三岁,漕七百万石”,夸的是数,不是人。
还有一层常被忽略:四百万石是最高纪录,不是常年定额。史书记天宝年间常年漕额在二百五十万石上下,丰年多运,歉年减运,定额与实运之间的差额,靠沿河各仓的存米抹平。数字一落到纸面,就成了“每年”。写进账本的每一年,背后都是某一批具体的人,在某一段具体的河上,把船拉过了某个具体的滩。
安史之乱后刘晏接手,做法又变一次。他造两千艘船,十船一队,每队三百人、篙工五十人,用盐利雇船夫,不再白征民力;扬州到河阴派军队护送。史书给他的评语是“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撑住这句话的不是新船,是工钱。给了钱,人才肯把命押在水上。
这些人的名字没有留下。唐代文书中押运有“纲”、有“典”,粮账记到石、斗、升,人只记一个姓;门匠、挽夫、扛包的脚夫,连姓都省了。1971年洛阳发掘含嘉仓遗址,出土一批刻铭砖,砖上写仓窖位置、储粮来源、入仓年月和品种,写得清清楚楚,没有一块砖写搬运者的名字。
文书中偶尔也能看到名字,多半不是好事。押纲官失陷粮米,要具名申报,赔补、罚俸、追责,一笔一笔记得清楚。立功的民夫没有档,失事的官吏有档。名字留在纸上,往往是因为出了事,而不是因为出了力。
四百万石是个漂亮的数字,它养起了开元、天宝年间的长安。撑起这个数字的,是扬州码头上装船的人,是汴渠里摇橹的船工,是三门峡北岸胸系纤绳的挽夫。唐代漕运史上写得最清楚的是仓名、石数、缗钱,写得最模糊的是人命。这些人的籍贯、年岁、家里几口人,一条也查不到。
如果那十八里山道上的人当年留下了名字,今天我们能记住几个?
参考文献: 欧阳修《新唐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 刘昫《旧唐书·裴耀卿传》,中华书局,1975 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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