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付了咨询费,买的是持牌机构的合规服务。而之后有人联系客户,自称是这家公司的人,推荐买入新三板股票,说保本、说很快能上市。后来新三板公司被摘牌,客户亏损400余万元,股份也转让不出去。
客户起诉这家机构:钱付给你们,人自称是你们的人,损失该你们承担。机构的答辩是另一套:联系您的不是公司的人,公司都不知道是谁,公司从未对收益作过表述,合同写着决策由客户自己作出。两套说法都能讲出道理。本文只拆规则,不评价任何具体案件的是非。
一、这类纠纷难打,是因为四个争点叠在一起
第一个是主体。签约的机构、推介的人员、收款的账户,三者常常不是同一个。主体错位,请求权基础就得重选:违约、侵权,还是缔约过失。
第二个是义务边界。机构的义务不是“包客户赚钱”,而是“把该做的动作做到”。了解客户、评估匹配、揭示风险、留痕确认,做到什么程度算履行,往往是胜负关键点。
第三个是因果。亏损有很多成因:自己的判断、市场下行、标的经营、买卖时点。“接受了咨询服务”与“因此亏损”之间需要一条有证据支撑的链条,链断在哪,责任就断在哪。
第四个是损失是否确定。摘牌不等于价值归零,处置与回购结果影响最终数额,损失没算清,全额赔偿就缺计算基础。
还有个现实问题:证据在谁手里。开户资料、风险测评、回访录音、投顾协议多由机构保管,投资者手里常常只有合同、一张转账凭证和几段录音。
二、第一步永远是把“谁在提供服务”查清楚
合同关系看签约:跟谁签的投顾协议、咨询费付到哪个账户、发票谁开具。三项指向同一家持牌机构,合同关系就成立。
但合同成立不等于行为都归机构。判断某次推介是否归属于公司,要看是否是职务行为:工作人员就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行为,对单位发生效力,单位对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落到个案是三问:是否在职人员,是否以机构名义,荐股是否在职权范围内。
《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表见代理:无权代理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其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核心不是“看起来像”,而是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权利外观可以是工号牌、公司邮箱、组织架构、加盖公章的推荐材料,相对人是否尽到核实义务则决定这份相信能否站住。
若查明推介者只是冒用名义、与机构毫无关系,机构不承担合同责任,投资者应向公安机关报案。
取证清单:来电号码的实名归属;通讯账号的实名信息及其在机构架构中的位置;收款账户是否对公;机构有无回访、回访怎么表述;推荐材料有无公章;投顾协议与风险揭示书是否同日签署。六项查清,这个问题基本就有答案。
三、适当性义务:机构要做对四件事,不是一句“风险自担”
证券投资咨询是核准制业务。《证券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从事该业务应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未经核准不得提供服务。这是主体门槛,也是“合规服务”与“非法荐股”的第一条线。
服务过程看《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三条,它给出四个动作: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并分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风险匹配关系给出明确意见,把适合的产品或服务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
该办法第六条列出应了解的九类信息,实质性的几项是:收入与资产债务状况、投资经历与经验、投资期限与期望收益、风险偏好及可承受损失、诚信记录、实际控制人与交易的实际受益人、准入要求相关信息。最后两项在借用账户、代持的场景里尤为关键。
风险揭示要留痕。签字、抄录提示语、录音录像,都是把“我告诉过你”变成“我能证明我告诉过你”;没有留痕的告知,在诉讼中几乎等同于没有告知。该办法第七条把投资者分为普通与专业两类,普通投资者在告知、警示、匹配上享有特别保护——对年龄较大、经验较少的客户,仅凭“他自己签了字”往往站不住。
机构最有力的抗辩基础在该办法第四条:投资者应在了解产品或服务、听取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匹配意见不表明机构对风险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义务履行到位,责任边界就止于“匹配”与“揭示”,不包括“结果”。
新三板是典型例子:自然人开通权限有资产与经历要求,按现行分层,创新层为前十个交易日日均证券资产一百万元、基础层两百万元,另需两年以上投资经历。借用亲属账户买入、垫资临时满足资产要求,均属规避准入的违规操作。
举证责任要分清一层。若涉诉主体是证券公司,《证券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举证责任倒置;投资咨询机构不属于该款所称证券公司,不直接适用,实务中法院多参照九民纪要第七十五条的思路,在投资者证明购买服务与受损后,要求卖方机构就其已履行适当性义务举证。举证不能,后果仍由机构承担。
四、“不作收益允诺”是责任分水岭,条款替代不了事实
《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划了四条禁止线:不得代理委托人从事证券投资;不得与委托人约定分享收益或者分担损失;不得买卖本机构提供服务的证券;不得从事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有上述行为之一、致投资者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约定分享收益或者分担损失”是判断保本保收益表述的关键。机构自己作出这类表述,等于同时踩了适当性义务与禁止性规定两条线,之后很难再主张无过错;若是冒名者说的,机构要证未曾授权、未曾纵容、已尽到对客户名单与渠道的管理义务,证不齐,“不知情”就会被读成“管理失职”。
合同解释走《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六条:按词句、相关条款、合同目的及诚信原则确定含义。咨询合同常约定“决策由投资者自行作出,机构不享有收益、不承担亏损”,这类条款指向决策权归属,不是免责盾牌。
免责条款有硬边界。《民法典》第五百零六条规定,造成对方人身损害、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机构自身存在重大过失,不能靠“风险自担”把责任推干净。
五、因果关系与过错相抵:亏损不等于赔偿
侵权路径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四个要件缺一不可,最易被打断的是因果关系。
咨询建议与代客理财性质不同:前者提供判断依据,决策权在投资者;后者取得交易权限,决策权部分转移。若机构从未取得账户操作权限、买入是自己下单完成的,“亏损”与“服务”之间就需更细的论证:建议是否具体到足以左右决策,是否伴随误导性陈述。
过错相抵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这类案件里投资者的过错常在三处:为满足准入条件借用他人账户或垫资开户;未核实身份即按电话指引大额转款;明知承受能力不足仍重仓单一标的。三项一经认定,赔偿比例会被显著摊薄。
举证顺序大体是:投资者先证服务关系、损失数额与形成过程;机构再证已履行义务、损失另有成因、投资者有过错。
六、损失是否已确定:摘牌不是终点
摘牌后市值归零,法律上的损失却未必已确定。终止挂牌后股份并不消灭,协议转让、回购、异议股东保护安排都可能收回部分价值;处置结果出来前,“损失就是全部本金”只是主张。实务中通常以处置结果或清算结果为基础定损:先算清能收回多少,再谈差额由谁承担。所以“损失未确定”多与过错比例配合使用——即便机构有瑕疵,赔偿数额也应扣除已收回部分与投资者过错对应的份额。
七、程序路径:一审不利之后还有四步,每步都有期限
一步是上诉。不服第一审判决的,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不服裁定的,期限十日(《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
二步是二审。处理方式在第一百七十七条: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的,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或法律适用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变更;基本事实不清的,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查清后改判。审限为立案之日起三个月,依据是第一百八十三条。
三步是再审。认为生效判决、裁定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依据是第二百一十条。能否进入再审,取决于是否落入第二百一十一条列举的十三项法定事由;期限是生效后六个月内,依据是第二百一十六条。
四步是检察监督。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逾期未裁定的,或者再审裁判有明显错误的,可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依据是第二百二十条;检察院三个月内审查,且当事人不得再次申请。
三点提醒:再审不是“第二次上诉”,审查限于法定事由,重复原审抗辩难以撼动生效判决;检察监督审的是程序与法律适用,不重新审理事实;三项期限都是不变期间,过了期限,实体上再有道理也进不了程序。
八、两个常见问题
问:签了风险揭示书,机构是不是就完全免责了
成都证券投资纠纷律师滑莹:不是。风险揭示解决“告知过”,不能解决“该做的都做了”。如果问卷由销售人员代填、测评结果与客户实际情况明显不符、推荐的业务风险等级高于客户承受能力,签字反而会成为履职形式化的证据。
问:投顾公司说自己从不作收益允诺,还能追究吗
成都证券投资纠纷律师滑莹:能。不作收益允诺只说明没有这类表述,不等于没有过错。判断标准回到义务本身:有没有做匹配、有没有揭示具体风险、有没有超出核准业务范围、从业人员有没有第一百六十一条禁止的行为。只要其中一项有瑕疵并与损失关联,仍可能承担责任,只是比例受投资者自身过错影响。
九、案例复盘:四百余万元证券投资咨询纠纷
(2020)川01民初6460号、(2020)川01民终6460号、(2021)川民申68号,四川成都,证券投资咨询纠纷,代理被告(咨询企业)。企业已履行适当性审核与风险告知;后有不明身份人员冒充其员工推荐新三板股票、允诺保本与上市收益,投资者不满足准入条件、借用亲属账户买入,标的暴跌摘牌,损失四百余万元,一审全额判赔。
二审四点抗辩:已履行适当性义务;合同约定决策自负、企业不享收益不担亏损;借户与未核身份系自身重大过错;摘牌后存在法定回购、损失未确定。结果二审改判驳回全部诉请,再审驳回,市级、省级检察监督均未启动。
十、本案代理律师
滑莹,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四川大学法律硕士,2010 年开始执业,至今已执业 16 年,执业证号 15101201011648616,办公地址为成都市天府新区隆和西巷 299 号泰和泰中心 24 层。曾在中国香港律师行工作两年,此前在头部券商投行总部工作八年,持证券从业资格;系全国、省、市三级涉外律师领军人才。
结语:三件可以马上做的事
把证据先固定下来:合同、付款凭证、风险揭示书、通话录音、通讯记录,按时间整理成清单。这类案的胜负常常在整理阶段就分出一半。
把“谁在提供服务”单独查一遍:核对收款账户、经办人员身份、材料上的签章,分清朝向是持牌机构还是冒名者。对手不同,走的路完全不同。
把期限记在日历上:上诉十五日、裁定十日、再审六个月,都是不变期间。程序上的从容,是实体主张被听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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