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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关税权、穿透原产地与改造布鲁塞尔:蓝潮之后的建制派准备做什么?

月初美国中期选举尘埃落定,美国民主党以酣畅淋漓的大胜重夺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

在这一重大事件之后的十余天里,国内财经媒体/自媒体的分析解读普遍不尽如人意,或是基于含糊印象的空洞前瞻,或是追随流量汲汲于八卦。

坦率说,新一届国会要等到2027年1月才会正式开幕,但必须正视的是,华盛顿建制派精英们早已等不及那把议长木槌的交接了。

从选后参众两院民主党议员密集公开造势,再到奥巴马—拜登时期的财经少壮派在各大智库同步抛出旗舰报告,这群蛰伏两年的建制精英已经迫不及待地全面加速推进其国内外金融、贸易议程。

与其等到来年各项法案落地、每一次政策冲击砸向市场之后,再跟风高呼“黑天鹅”与“灰犀牛”、做侃侃而谈的事后诸葛亮,倒不如趁现在梳理一下他们早已准备停当的政策蓝图。

基于对这批建制派精英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CFR)与布鲁塞尔欧洲政策中心(EPC)等平台相关政策设计的梳理,羽扇观金工作室将着重拆解这群精英蠢蠢欲动的三大实操发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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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发力方向,是利用美国对盟友日益膨胀的买方市场支配力(Market Power),以北美自贸协定审查作为抓手,彻底废除传统的地理原产地规则,改写为按股权与技术溯源的排他性准入防线。

为什么华盛顿建制派坚信自己能够逼迫盟友修改贸易规则?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经济高级主任、对华半导体1007新规的主要操刀者之一彼得·哈雷尔,在2026年6月的卡内基重磅报告《美国经济权力的未来》中,亮出了一组核心底牌。

哈雷尔统计发现,美国商品与服务进口总额在过去十年间猛增约50%,在2025年正式突破4万亿美元大关;美国占全球GDP的比重也从历史低点回升至25%至26%之间。这组数据带来了一个结构性分化:美国对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直接贸易支配力在下降,但对加拿大、墨西哥、欧洲及日韩等盟友的买方市场支配力却达到了历史高点。

看清了这张底牌,就能理解建制派在贸易战线上的两步走策略。

第一步是夺回关税的法定控制权,哈雷尔在2025至2026年间亲自担任207名国会议员的代理律师,在联邦最高法院打赢了推翻总统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征全面关税的诉讼。随着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候任核心议员准备拿“废除对加拿大单边关税”打响头炮,一场立法与行政分支对关税权的决战即将打响。

第二步则是将单边关税转化为捆绑盟友的制度条款。

哈雷尔于2026年5月在《法律与地缘经济学》期刊撰文指出,近期美国在双边互惠贸易谈判中植入了一批“具有霸权特征的经济安全条款”——即以开放美国市场准入为条件,强制要求贸易伙伴对齐美国的出口管制清单、外资安全审查与反规避海关执法。

在最核心的北美制造业准入标准上,以前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为代表的一拨人,则进一步将准星对准了传统的“地理原产地规则”。

旧规则下,只要一件工业品在墨西哥或加拿大完成了规定比例的当地加工增值,就能贴上北美原产地标签免税进入美国。而在建制派围绕2026至2027年 USMCA 法定审查酝酿的改革方案中,免税资格将不再仅仅取决于货物在哪个厂房组装,而是要引入“所有权与控制权穿透标准”,直接核查生产企业的底层控股股东与核心技术来源。只要一家企业的控股权来自被排除在经济安全圈之外的所谓非市场经济体,哪怕其整车厂与电池组装线设在墨西哥蒙特雷,其产出的电动车与动力电池也将被剥夺北美自贸区免税待遇。

这种“对内豁免盟友、对外穿透股权”的规则一旦在北美跑通,就将迅速作为模板复制到美国与东南亚及拉美国家的双边互惠贸易协议之中。

2

第二个发力方向,是借《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的落地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换帅,将跨境资本审查、涉军金融制裁与加密清算监管全面法典化。

在建制派国务精英看来,靠行政令维持的技术与金融封锁存在一个致命隐患:行政首脑极易在双边峰会中将放宽某项出口许可作为谈判筹码。就在2026年4月1日,前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艾米丽·基尔克里斯在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发布了题为《全力一击:美国的经济施压学说》的旗舰报告,明确提出美国必须抛弃零散、易变的单点制裁,建立一套由成文法支撑的全谱系经济施压机制。

这套机制的资本端闭环,已经在2026年秋天悄然合拢。

2026年10月22日,美国财政部依据国会通过的《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COINS Act)》正式发布了拟议规则(NPRM),意见征集期截至2026年12月7日,并将于法定截止期2027年3月前强制生效。这份新规在两个维度上大幅收紧了绳索:

在技术投资限制上,新规在原有的半导体、量子信息与人工智能三大领域基础上,正式按法定要求将“高性能计算与超级计算”以及“高超音速系统”增列为受管辖领域,同时将特定绿地投资与合资研发安排纳入监管视野。

在金融制裁清单整合上,《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同步授权财政部建立一套统一的涉军与监控企业金融制裁机制,将五角大楼第1260H条清单等涉军实体进一步纳入资本市场禁投视野,严禁美国养老金、大学捐赠基金与华尔街资管机构向受限实体提供资金输血。

而在跨境支付与出口管制端,伊丽莎白·沃伦与前民主党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金安迪执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国会山的监督准星已经对准了行政部门的豁免后门与非传统金融通道。

就在2026年7月2日,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裁专家理查德·内菲尤在《财富》杂志撰文警告,缺乏严格国安审查的加密资产立法正在沦为规避金融制裁的通行证。

中选刚刚落幕,沃伦与金安迪等人便密集发声,一方面向商务部与科技巨头下达所谓的文件保全警告,严禁行政部门将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出口许可变成抽成创收的商业交易;另一方面则准备动用银行委员会的管辖权,彻查私人美元稳定币与去中心化金融在跨境资金流动中的反洗钱与制裁合规漏洞,为对加密货币市场的进一步官方监管进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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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发力方向,是通过驻扎在布鲁塞尔智库的建制派网络,配合欧盟委员会刚刚启动的行政集权改革,推动欧洲大陆从单品反补贴微调转向系统性的市场准入防卫与主权资产武器化。

为什么欧洲成为了华盛顿建制派眼中急需推动转型的关键一环?前财政部官员、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布拉德·塞策在2026年5月20日与7月15日连续发布研究报告与演讲,给出了一组危言耸听的数字。

塞策指出,德国工业产出在过去七年间累计下滑约15%,而在受外部制造业竞争冲击最直接的机械、汽车与运输设备领域,德国工业产出降幅高达20%至25%,直接导致德国GDP比疫情前的增长轨迹低了约6%。塞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中直言,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歧视原则已经无法适配当前的全球产业失衡,欧美必须放弃零敲碎打的单品反倾销调查,转而在跨大西洋两岸建立更具排他性的市场防卫与联合关税防线。

长期以来,欧盟委员会下辖的几十个总司(DG)各自为政,成员国利益盘根错节,导致布鲁塞尔在经贸防卫与金融制裁上总是慢半拍。而就在2026年秋天,布鲁塞尔内部的行政集权改革与华盛顿建制派的跨大西洋诉求迎来了一次深度共振。

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高级主任阿曼达·斯洛特卸任后移居马德里,在意大利前总理恩里科·莱塔执掌的学院任教,并与前欧盟委员会秘书长凯瑟琳·戴、以及前白宫副国安顾问达利普·辛格共同汇聚在布鲁塞尔欧洲政策中心(EPC)的圆桌与专家网络之中。

2026年10月26日,由凯瑟琳·戴担任主席的高级别反思小组正式向冯德莱恩递交了《欧盟委员会公务员制度的未来》改革报告,提出了9项重塑布鲁塞尔权力结构的建议,其中最关键的几条是:

1、打破总司割据,建立“白宫式”跨部门特遣队:未来所有重大政策不再由单一总司独立起草,而是由总秘书处(Secretariat-General)作为战略中枢,组建跨总司的集群项目组(Cross-DG portfolio teams),并新设“优先事项交付办公室”直接督办;

2、征收“编制税”建立中央人事池:在新的多年期财政框架下,强制总司每年按固定比例向委员会中枢上缴编制名额,由中枢重新分配给地缘政治与经济安全优先事项;

当冯德莱恩借这份报告推进欧盟委员会的“白宫西翼化”集权,华盛顿建制派此前在欧洲面临成员国掣肘的多项议程将获得更顺畅的制度接口。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正是达利普·辛格于2026年2月在欧洲政策中心(EPC)发表的那篇联名檄文。

当时欧盟虽然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新贷款,但冻结在比利时欧洲清算银行(Euroclear)的2100亿欧元俄罗斯主权资产,却因为比利时政府担心独自承担法律报复而迟迟无法进一步动用。辛格在文中直接向布鲁塞尔支招:欧盟应当立即援引条约中的公共安全条款,在欧盟层面设立一个新的中央证券托管机构,将这2100亿欧元主权账户强行移出比利时,从而绕开单一成员国的顾虑,像“把枪拍在谈判桌上”一样掌握随时处置主权资产的战略主动权。

从北美自贸区酝酿的原产地所有权穿透,到美国财政部2027年3月生效的对外投资新规,再到布鲁塞尔42个总司向总秘书处的权力收拢,华盛顿少壮派精英在过去两年在野时期并没有马放南山。他们正在把旧秩序残骸收集起来,试图用最高法院的判例、国会山的委员会传票和跨大西洋的政府间机制纽带,重新浇筑一道不以总统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单边主义制度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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