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除夕,北京中南海,毛主席端起一块葱花饼,只吃了一口,便停下筷子,让工作人员把厨师叫来。那顿饭并不丰盛,桌上只有中午留下的半碟苦瓜、一盘炒辣椒和两份葱花饼。
程汝明赶到后,毛主席问:“饼里是不是放了肉?”程汝明没有回避,答道:“主席,今天是除夕,您工作量大,还是吃一点吧。”这番话,正是他把肉馅包进饼里的原因。
程汝明出生在普通家庭,年轻时为了分担家中压力,很早便外出谋生。那是一个靠手艺吃饭的年代,他没有选择轻松的行当,而是到天津学习烹饪,从灶台边最基础的杂活做起。
1939年以后,他先后在天津多家饭店工作,既钻研中餐,也接触西餐。切配、火候、调味,看似都是细节,真正做起来却极考验耐性。程汝明肯下苦功,十多年里不断练习,逐渐成了中西餐都能掌握的厨师。
1952年10月,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接待工作要求很高,外国代表的饮食安排尤其不能马虎。中餐要做出特色,西餐也要合乎习惯,厨师不仅要有手艺,还要懂得不同饮食习惯背后的讲究。
程汝明被安排负责西餐烹饪。面对外国专家,他没有刻意炫技,只把基本功一项项做到位。菜品端上桌后,代表们对味道和制作都颇为认可。会议结束后,外交部门和有关单位曾对他的工作予以表扬。
这次经历改变了他的工作方向。1954年,凭借厨艺和工作表现,程汝明进入毛主席身边,担任专职厨师,与李锡武等人一起负责饮食服务。从普通饭店灶台到中央领导人的厨房,中间隔着的,不只是职位变化,更是责任分量。
毛主席对饮食有明确要求:饭菜要实在,不能铺张,也不能因为身份特殊就另搞一套。工作人员回忆,吃饭时碗里很少留下米粒,偶尔掉在桌边的食物,也会捡起来处理。这样的习惯,不是临时做给人看的,而是长期生活方式。
1959年至1960年,国家处在困难时期,粮食供应紧张,毛主席也要求身边人员按照规定办事,减少肉蛋等食品。有关回忆提到,他曾连续较长时间不吃肉。与此同时,他每天处理大量文件、听取汇报,工作常常持续到深夜。
程汝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悄悄改变了除夕饭的做法。他把少量肉馅包进葱花饼,本意是补充一点营养,却担心违反规定。毛主席察觉后,语气严厉地问责,程汝明也知道,问题不在一块饼,而在特殊时期的生活纪律。
“以后不要自作主张。”毛主席当时的态度很明确。程汝明接受批评,但仍解释,自己是担心主席长期劳累、营养不足。两人的对话并不长,却能看出领导人的节俭要求,也能看出厨师对本职工作的认真。
有意思的是,程汝明并没有把服务工作理解成简单做饭。毛主席不喜欢用酱油炒菜,他便研究用糖色等方式调出色泽和味道。为了做好红烧肉,他反复试验火候、用料和烹调时间,逐渐形成了适合主席口味的做法。
这道红烧肉后来也常出现在招待重要客人和宴请活动的菜单中。对厨师而言,菜做得好只是起点,还要考虑饮食禁忌、身体状况、工作节奏和当时的供应条件。能把这些因素同时顾及,才是中央厨房工作的难处。
1962年以后,物资条件逐步改善,毛主席的饮食安排也有所调整,葱花饼中放肉不再像此前那样敏感。但节俭原则并没有改变。外出视察时,他通常要求按标准用餐,地方准备的过分款待,也常被婉拒。
程汝明从1954年起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直到1976年,前后约22年。这个时间长度,靠的不是一道拿手菜,而是对规矩的熟悉、对身体状况的留意,以及在有限条件下把饭菜做稳妥的本事。1960年除夕那块葱花饼,也因此成了这段厨房往事中最容易被记住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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