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一万,入住刘晓庆名下估值超千万元的私宅,一住便是整整六年——表面看是难得的优渥差事,实则早已模糊了职业边界:他既是镜头后的摄影师,也是随叫随到的专职司机、生活管家、短视频内容主理人,甚至要应对凌晨三点的突发需求。“包养”流言甚嚣尘上,而关系终结却干脆利落,没有过渡,不留余地。
被请出别墅后,古柯辗转落脚广州城中村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每月800元租金需精打细算、逐日拆分,他手持一份载明504万元补偿款的《终止合作协议》提起诉讼,刘晓庆仅以“认识”二字作答。
六年朝夕相伴,换来的是一纸传票与斩钉截铁的“分文不付”——这笔跨越时间、情感与劳务的复杂账目,究竟该如何厘清?
六年合作的说法,为什么引来这么多猜测
围绕刘晓庆与摄影师古柯之间那段持续多年的协作,外界流传着多个迥异版本,真相始终藏在细节褶皱之中。
据古柯自述,他自2015年起为刘晓庆提供影像记录服务,双方约定月薪一万元,并涵盖食宿安排。
他还强调,工作范畴远不止于按快门:从视频剪辑、车辆驾驶,到采购协调、对外联络,几乎覆盖私人事务全流程。
合作终止后,他依据一份签署文件提出总计504万元的经济补偿诉求。
但这段关系的真实质地,远非“明星+跟拍人员”的简单标签所能概括。
古柯出生于1988年,比刘晓庆年轻38岁,2015年经友人引荐加入其工作团队,初期职责限定于摄影拍摄,随后逐步承担起司机、生活助理、对外事务代表等多重角色。
待短视频生态全面爆发,账号策划、内容编排、发布运营等新增职能也悉数归入其职责清单,六年间未增薪、未调岗、未签正式劳动合同,唯一一笔社保缴纳止于入职首年。
2021年6月6日凌晨,双方签署《终止合作协议》,明确列示补偿总额504万元,细分为六年劳务价值差额约320万元、社保缺缴折算补偿约96万元、协商性关系终结补偿约88万元,协议附有亲笔签名、指纹捺印及第三方见证人签字。
然而进入司法程序后,该协议的法律效力成为控辩双方争执的核心焦点。
刘晓庆代理方在2026年8月4日庭前调解中陈述称:“签约当日当事人身体状态欠佳、代理律师未到场、文件未加盖任何有效印章”,全案立场凝练为三个字:“不认可”。
调解进程不足两小时即告终止,案件排期至10月底开庭审理,截至目前尚未宣判。
504万元怎么计算,关键不只是有没有合同
古柯提出的504万元主张,并非笼统索偿,而是由三项可拆解、可溯源的构成部分组成。
其中320万元劳务差额,争议核心直指双方法律关系的本质界定。
古柯坚持主张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地点固定、服务对象唯一、持续周期长达七年(含试用衔接期)、接受日常管理与任务指派,符合《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关系认定的实质要件,理应享有法定工资标准、加班报酬、社会保险等基础保障权益。
而刘晓庆一方则始终将合作定性为“一次性付费服务”,强调所有劳务均已即时结算,不存在拖欠或遗漏。
这两种定性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截然不同的规则体系:若成立劳动关系,则受最低工资、工时上限、强制参保等刚性规范约束;若属劳务关系,则更接近民事委托,权利义务高度依赖双方合意,法律介入空间极为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古柯于2025年向法院提交诉状时,主动选择案由为“劳务合同纠纷”,而非“劳动争议”。这一策略性定位,恰恰反映出其代理团队对举证难度的清醒认知——在缺乏劳动合同、无考勤打卡记录、无银行流水佐证薪资结构的情况下,“事实劳动关系”的司法认定门槛极高。
96万元社保补偿项,则更具现实指向性。六年服务期内,仅有2016年度存在完整社保缴纳记录,其余五年处于完全断缴状态。
倘若法院最终确认劳动关系成立,补缴社保属于行政监管范畴,须通过人社部门启动稽核程序,而非在民事诉讼中直接裁判金额;若判定为劳务关系,则社保义务完全取决于合同约定,而古柯所能援引的唯一书面依据,仅是那份存疑的《终止合作协议》中的一行数字。
至于88万元协议补偿款,本质上是双方在合作关系破裂节点上,就长期隐性投入与情感损耗所达成的一次性折价清算。
如今刘晓庆方否定协议效力,等于将原本由双方共同完成的价值评估,重新交还至法官手中进行司法裁量。
本案真正值得深思之处,并非504万元能否全额获支持,而是一个人在六年光阴里从未签署过任何书面劳动合同、未享受过连续完整的社会保障、所有额外付出皆依托于口头承诺与人际信任,在合作关系戛然而止之际,法律还能为其撑起多大程度的权益托底。
从千万级私宅搬至月租八百元的城中村隔断间,靠直播带货月均收入不足三千元,确诊重度抑郁并长期服药……这些真实处境能解释古柯为何走上法庭,却无法替代白纸黑字的契约文本与清晰可溯的资金往来凭证,来回答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当初约定的到底是什么?”
另一起债务争议,不能和私人合作混成一笔账
古柯主张的504万元补偿款,与刘晓庆珠宝公司涉及的330万元债务纠纷,虽同涉刘晓庆之名,但法律属性、责任主体、证据链条、救济路径均无交集,不可混为一谈。
2026年8月31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刘晓庆作为原股东,在刘晓庆珠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尚有340万元出资未实缴到位,现该公司对债权人王先生负有330万元债务且无力清偿,故判决其在未实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她就此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随后她在社交平台回应称:“我不认识此人,从未谋面,亦未曾向其借过一分一厘。”
该表述在法律层面并无偏差——法院并未认定刘晓庆个人向王先生负有借贷债务,而是基于《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追究其作为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所引发的资本充实责任。
企业债务、股东出资瑕疵追责、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三者分属不同法律关系,适用不同规则,承载不同举证责任。
将330万元公司债务与504万元个人劳务补偿简单相加,得出所谓“刘晓庆共欠834万元”的结论,除制造传播噱头外,无助于理解任一案件的实质争议点。
古柯与刘晓庆之间的争议,本质是服务关系性质认定与历史补偿核算问题;刘晓庆与珠宝公司债权人之间的纠纷,则聚焦于股东出资义务是否全面履行。二者当事人不同、证据类型不同、请求权基础不同、适用法律条文亦完全不同。
真正让这两起事件产生关联的,并非法理逻辑,而是当同一公众人物频繁登上热搜榜单时,舆论场天然倾向于将碎片信息拼贴为统一叙事,进而形成“人设坍塌”的集体印象。
古柯案静待法院依法裁决,珠宝公司出资责任则需观察后续执行进展——唯有分开审视,才能穿透情绪迷雾,看清各自症结所在。
至于情感牵绊、年龄悬殊、谁更受伤、谁更委屈……这些充满温度的追问,在法庭之上不会转化为任何一项可计算、可执行、可写入判决书的法律权利。
参考资料: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