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冈大旱,他给老天爷写信:把灾降到我头上。朝廷考核他的政绩:下考
南宋度宗年间,湖南武冈军。
一场大旱从六月开始,一直拖到七月。稻田里的早稻正在抽穗,一片一片焦卷在地里。“亢旱已极,苗且槁死,人心惶惶,大命近止”。知军牟巘带着属吏,先去了城隍庙,又去了清源庙,再去了渠渡龙君庙,把能求的神求了一遍。雨下了一点,又停了。旱气反而更深了。
他给上司写了一道《祈雨未获申诸司状》,里面有一句话,比求雨本身更值得记住。他没有解释天灾,没有推给“气数”,他请求:“将某罢黜,以谢千里之民。” 把我这个官撤了吧,给这一千里内的百姓一个交代。
然后他去了城西北二十里的渠渡庙。这一次,他写了一篇不到一百五十字的祭文,对着渠渡神说:
“倘以吏为不职,则灾于其身,以塞咎异,以谢千里,亦吏之愿也。”
如果是因为我这个官不称职招来的旱灾,那就把惩罚降在我一个人身上,不要连累百姓。这是我心甘情愿的。
求雨的结果,史料没有给出一个戏剧性的“大雨倾盆”。雨后来到底下了多少,牟巘在武冈还做了哪些事,这些问题的答案,藏在他自己留下的文字里。
他做了一件跟求雨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的事:筑寨。
武冈军紫阳乡,离军治二百多里,与永州接境,民风顽悍。咸淳四年(1268),有“妖寇”在这一带起事,一度猖獗,后来被平定。牟巘上了一道《武冈置靖安寨申省状》,请求在紫阳、长溪两乡之间建一座军事寨堡,招寨军一百人驻扎防守,设知寨兼巡检一员,“专任武冈县紫阳、长溪两乡防札之责”。
一个在旱灾里愿意替百姓去死的文官,在乱起来的时候,想的不是跑,是筑墙。
他还处理过另一件事:武冈军每年“大礼”要进奉银二千二百余两,“圣节”另进奉三百八十余两,这笔钱压在地方财政上,百姓负担沉重。牟巘在申状里把账目一条一条列出来,不是为了邀功,是为了让上面看见这个“僻垒”到底扛着什么。
然后,任期满了。
南宋的官员考核,是对地方官任内政绩的官方评级。牟巘在武冈任上,求雨、上疏、筑寨、算账,能做的都做了。学术论文里有一句冷静的结论,落在纸面上只有几个字:
“其任期届满的考课却只定为下考。”
下考。下等。
一个在祭文里写“灾于其身”的人,一个请求“将某罢黜以谢千里之民”的人,一个在偏远军垒里替朝廷筑寨安民的人,官方给他的评价,是下等。
史料没有详细记载这个“下考”的具体理由。但从牟巘留下的申辩文字里,可以隐约看到当时官场的空气:地方官在边远军州做事,做得越多,牵涉的利害越杂;越是“较真”的人,越容易在考课的时候被“综合平衡”掉。他在武冈写的那些申状,语气里有一种反复解释、反复自证的疲惫感。一个在旱灾面前愿意扛下天谴的人,在人事制度面前,扛不住一张“下考”的评语。
但牟巘这个人,没有停在“下考”里。
德祐二年(1276),元兵陷临安。南宋亡了。牟巘那年五十岁。他没有死节,也没有出仕元朝。他做了一件事:闭户。
这一闭,就是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里,他和儿子牟应龙“自为师友”,每天讨论经学、研磨义理。他把父亲牟子才留下的藏书和家学接过来,治《六经》,雄于文,写成《陵阳集》二十四卷。元朝的官员来找他,他不见。赵孟頫是他的忘年交,赵孟頫出仕元朝,做了高官,牟巘没有跟着走。赵孟頫有一些重要的碑刻,请牟巘撰文,牟巘写文章,但不做元朝的官。
一个在武冈求雨时愿意“灾于其身”的人,在南宋亡了之后,用三十六年不下楼的方式,把自己活成了前朝的一块石头。
回到武冈那场大旱。
牟巘在渠渡庙里写的那句话,后来收进了《陵阳集》卷二二。武冈人没有忘记它。邵阳日报的文章说,这篇祭文为武冈古代十景之一的“渠渡晴岚”添了“别样的亮丽色彩”。但比“亮丽”更准确的说法是:一个地方官在老天爷面前,把“责任”两个字从公文里拿出来,放到了自己身上。
南宋的考课给了他一个“下考”。但八百多年后,武冈人记住的不是那张考课评语,是他在旱灾里说的那一句:如果是我的错,降在我头上。
朝廷的笔,写的是“下考”。牟巘自己的笔,写的是“灾于其身”。两支笔,写的是同一个人。武冈后来记住的,是后面那一支。
牟巘在武冈求雨、筑寨、算账,任期满了,考课“下考”。南宋亡后,他闭户三十六年,不仕元朝。有人说,一个在旱灾里愿意替百姓扛天谴的人,被评“下考”,说明那套考核制度本身就不打算奖励“较真的人”;也有人说,“下考”恰恰证明了他做对了——如果他在官场如鱼得水,武冈的老百姓未必能记住他。你觉得,牟巘那个“下考”,是他为百姓扛事的代价,还是南宋官场给他的一个迟到的勋章? 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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