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个做了二十多年实业的老板约我喝茶。坐下没寒暄,第一句话就是:
“我这几个副总,能力都不差,单拎出来哪个都能独当一面。可一到关键时候就各怀心思,会开完了,票也举了,手也拍了,落地全是空的。你说这是为什么。”
我没直接回答,先给他讲了一个我亲眼见过的场面。
一场季度经营会,议题是砍掉一条不赚钱的产品线。会上七个人,六个人表态“坚决支持、完全同意”,会议纪要写得漂漂亮亮,一个字挑不出漏洞。三个月后我再去那家企业,那条线还在,甚至还多添了两个人。 我去问其中一位当时表态最积极的高管,他笑了笑,说了一句特别实在的话:“老板想砍,我不能当面顶;可那条线上有我三个老部下,我总不能自己动手。”
那一刻我就明白了:会议室里的“一致同意”,和真刀真枪的“同心同德”,中间隔着十万八千里。
我在董秘这个位置上坐了十年。这个位置有个特殊性——你不是决策者,但你是全场唯一一个既要在会议纪要上写下“一致通过”,又要在半年后亲眼看着这份纪要变成笑话的人。十年下来,我记过的纪要能堆满两个柜子,看过的戏比很多人一辈子看的都多。
所以今天我不讲理论,也不引经据典。我就把这十年在会议室里、在饭桌上、在电梯里、在深夜电话里听来的东西,摊开跟大家聊聊。
我的结论很直接:高管团队能不能同心同德,八成不取决于高管,取决于董事长有没有先把十个价值共识立住。这十条都不是什么高深的管理模型,全是常识。可常识之所以叫常识,就是因为它天天被人违背。
下面十条,我一条一条说。每一条背后都有人,都有代价。
一、钱怎么分,比钱能赚多少更重要
我服务过一家做工程的企业,老板是真大方,年终奖的总额年年不低,发的时候场面也热。可第二年,核心班子走了一大半。
我后来跟走掉的一位聊,他说得很平静:“不是钱少,是钱不明白。谁会哭谁多拿,谁跟得紧谁多拿,谁年初不吭声谁吃亏。我算不出来我明年该拿多少,我就知道我在赌老板那天的心情。”
人心不是被“给少了”伤到的,是被“算不清”伤到的。给多给少,人还有个比较的尺子;给得没规矩,人就只剩下猜。
所以我一直主张:分配的规则必须在赚钱之前定下来,写在明面上,让每个人都能算出自己明年大概能拿多少。规则只要说清三件事就够了——按什么算、什么时候兑现、谁能改。第三条最关键:改规则的权力,不能私下用,也不能事后用。
一句硬话:分钱的规矩,定在事前叫规矩,定在事后只能叫恩赐。恩赐换不来同心,只会换来下一次的试探。
二、谁说了算,一次说清,别让下面人猜
有一家企业,两位副总分管的边界一直模糊,两个人心里都觉得自己在某一摊事上有最终决定权。董事长觉得“你们自己协调”,省事。
结果呢?下面的人很快就学会了新本事:一份请示递两份,一个方案做两个版本,同一件事备两套说法,谁问就递谁的那一版。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场,散会之后各干各的。
一年下来,这家企业最忙的不是业务,是揣摩。
我的看法是:一件事只能有一个最终签字的人。集体讨论可以有很多声音,落笔只能有一支笔。而且这条线必须由一把手在公开场合划出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清楚——哪一类事归谁定,哪一类事必须上会,哪一类事谁定都不算。别让人靠猜,猜出来的权力,最后都会变成摩擦。
一句硬话:权责不清的地方,长不出效率,只长心思。
三、坏消息必须跑得比好消息快
我见过最惊心的一次,是一条产线已经烂了三个月,董事长是在客户投诉打到手机上时,才第一次听说这件事。
中间隔了三层。每一层都有自己说得过去的理由:再看看、也许能救回来、先别惊动上面。听上去都是“为老板着想”,实际上是三个人一起把一个火苗捂成了火灾。
任何一个班子,只要开始习惯性地把坏消息压在自己手里,这个班子就已经开始烂了,只是还没臭出来。
我的建议是两条:第一,给坏消息开一条免罚通道——四十八小时之内如实上报的,不追责;被查出来、被别人捅出来的,加倍追。 第二,开会的时候先讲坏消息,再讲好消息,顺序不能倒。谁把顺序颠倒了,就是在训练大家报喜不报忧。
一句硬话:坏消息跑得慢一步,代价就快十倍。
四、董事长不能被“架”起来
我在这个位置上见过最隐蔽的一种架空,它不带一点敌意,甚至闻起来是香的。
高管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会上不提,会下小圈子先通气;等事情到了董事长这里,已经是“定局”了,方案成熟、人员到位、时间紧迫,只剩一个签字的位置。董事长签完还得说声“你们辛苦了”。
这种局面一次两次叫尊重,三次五次就叫围堵。被围在里面的人,往往最后一个知道自己已经被围住了。
所以信息通道必须是多条腿走路。关键人、关键客户、关键数字,一把手要能自己摸到底,不能只信一个人递上来的那张纸。汇报这件事,可以有人代劳,但判断不能外包。
一句硬话:被架空的老板,从来不是被人夺走的,是被“体贴”围死的。
五、评价人只看结果和过程,不看嗓门和关系
很多班子散掉,不是因为有人干得少,是因为有人干得多却没人看见。
我见过一种特别伤人的场景:年底评优,干活最多的人坐在角落里一句话不说,几个会说话的人轮番表态,最后奖给了声音最大的那一个。散会以后没人吵,但从那天起,那间会议室里再没人愿意多说一句真话。
我的做法很土,但管用:三把尺子——结果、过程、协作。嗓门大不算本事,会来事不算成绩,跟得近更不算功劳。评价要当面做,当众说,别只写在自己心里的小本子上,因为你不说出来的评价,在底下人那里等于不存在。
一句硬话:一个地方如果“会说话”比“会做事”更值钱,聪明人就都去学说话了,然后就没人干活了。
六、口头承诺也是合同
有位老板在会上答应给一个团队加人、加预算,说得痛快,会后没有下文。第二次会上又提了一遍,还是没落地。到第三次,底下已经没人当真了,那位高管后来离职,面谈时说了句让我记到今天的话:
“我不是因为钱走的,我是因为话不值钱才走的。”
后来我给自己定了个笨办法:会上答应的事,会后二十四小时内落到纸面,谁答应的谁签,做完打勾,每月当众对一遍进度。谁要是觉得麻烦,那就少在会上答应,答应了就得算数。
一句硬话:一次不算数的承诺,毁掉的不是那一件事,是你以后说的所有话。
七、边界感:不越位,也不缺位
这两件事经常一起发生,而且分量一样重。
我见过一位高管,习惯性越过流程直接给产线下指令,因为他觉得“我这也是为了效率”。产线负责人两头受气,签也不是,不签也不是,半年之后干脆什么都不管了——反正有人替我管。
越位是抢功劳,缺位是躲责任。前者让人防着你,后者让人替你不值。两种都会把身边的人一点点推远,而且推的时候悄无声息。
所以横线要画清楚:谁的地盘谁负责,跨线必须先打招呼,打完招呼也要回到流程上。同时也要讲另一半——该你拍板的时候你躲,那也叫失职,而且比越位更伤士气,因为底下人等的是你一句话。
一句硬话:越位是抢,缺位是躲,抢和躲都换不来同心。
八、关起门来吵,打开门一致
我亲历过一次很难看的场面,两位高管当着客户的面互相拆台。一个说这个方案根本行不通,一个说这事早就定过了,两个人你来我往,客户坐在对面,脸色一点点沉下去。
那单最后没成。客户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很客气,但很致命:“你们自己都没谈拢,我不敢把钱押上去。”
外部的人从来不看你们谁对谁错,只看你们散不散。散了这个印象,一次就够,补三年都补不回来。
所以我常说:内部分歧,回屋解决,门一关,怎么吵都行,吵到拍桌子也行;门一开,只能有一个口径。 谁在外面唱反调,回来要付代价——而且这个代价必须事先讲明,不能等出事了才临时定。
一句硬话:外面的人不看对错,只看你们是不是一个整体。
九、容错要有额度,追责要有靶子
有个企业试新工艺,项目最后没成。本来是件正常的事,但处理方式出了问题——团队被连坐问责,人人有份。从那以后三年,再没人主动提过一个新想法。开会问意见,全场点头;问建议,全场沉默。
这个损失比钱大得多,而且没有账。
我主张两句话:事前划额度,事后追靶子。
事前划额度,是说允许试,但要说清最多能亏多少、亏到什么程度就停。没有额度的容错叫放纵,有额度的容错才叫支持。事后追靶子,是说追的是失职、隐瞒、越权这几样,而不是“试错”本身。把“错”和“坏”分开,这个班子才敢往前走。
一句硬话:一个不允许犯错的团队,最后只会犯一种错——什么都不做。
十、台上讲一套,台下做一套,就是散伙的前兆
这一条我放在最后,因为它是所有条目的根。
我见过这样的老板:要求节约,自己先换了车;要求守时,自己每次迟到半小时,来了还要大家站起来;要求公平,亲戚插队升了职,还给了一句“特殊情况”。
底下人当面什么都不说,但都记着。这些事不会出现在会议纪要里,会出现在人心里的另一本账上。等到有一天这本账翻出来,往往就是几个人同时递辞呈的那一周。
所有规矩,第一条约束的都应该是立规矩的那个人。一把手身上歪一寸,下面就会歪一丈,这不是夸张,是我看过太多次的事实。
一句硬话:规矩不是贴在墙上的,是长在最高那个人身上的。
我常跟一些老板说一句不太好听的话:你不用去问底下人怎么评价你,你就去看他们照着你的样子学了哪几件事。他们学的那几件,才是你真正在推行的规矩,剩下的都在纸上 。
这十条,我不认为有谁能一条不落地做到,人都是有脾气的。但顺序不能乱。
前三条是地基:钱分得明白、权划得清楚、话传得顺畅。这三条立不住,后面七条全是墙上挂的画,好看,不承重。地基打好了,后面的容错、边界、口径、表率,才有地方落。
这些年我看过太多班子散掉。散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是真缺钱,全是“算不清”“信不过”“说不明”。钱的问题都好谈,这三样不好谈,因为它们不写在报表上。
所以董事长真正的活儿,不是自己把事做成,是先把人弄明白。人心不是管出来的,是算得清、说得明、靠得住之后,自己聚过来的。
就聊到这儿。这十条你要是有不同看法,欢迎拍砖,我这十年最不怕的就是被反驳,最怕的是会议室里所有人都说“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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