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新华社独家专访《温家宝总理就当前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接受新华社独家专访》(2009年12月27日)、维基百科"四万亿投资计划"词条、中国政府网《组稿:总理、副总理就当前经济问题深入考察调研》(2008年11月25日)、《中国经济周刊》《4万亿信号与效应》(2008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统计数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民工调研数据(2008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2008年)、农业部《2009年1月农民工就业情况调查》、浙江省工商局统计公报(2008年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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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08年11月。

这个月份的北京,天已经黑得早,五点多钟路灯就亮起来了,风从西北方向往南刮,能把人的脸刮出一道一道的裂纹。走在胡同里,树上的叶子基本上落光了,只剩几根光秃秃的枝桠对着天空,显得萧索而空旷。

那时候整个北京城都蒙着一层说不清楚的情绪。

三个月前,这里刚刚举办了举全国之力筹备多年的奥运会,三万多名演员和一百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在国家体育场里共同点亮了中国人等了太多年的那团圣火,全国人民憋在心里的那口气,终于在那个夜晚吐了出来,吐得酣畅淋漓,吐得泪流满面。

但奥运圣火熄灭还没多久,另外一道火,从大洋彼岸烧过来了。

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向联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这个消息放出去的那一刻,华尔街的股票像被人扇了一记耳光,纳斯达克开盘就跳水,道琼斯工业指数一天之内跌了超过五百个点,相当于一夜之间从账面上蒸发掉了将近七千亿美元的市值。

接下来的几天、几周,这场恐慌以飞快的速度向全球蔓延开去——欧洲的银行开始告急,日本的股市开始跳水,韩国、东南亚、拉丁美洲……没有任何一个接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地方能幸免于难。

这就是后来被各国经济学家反复研究、各国政府反复复盘的那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

它对中国的影响,来得比大多数人预想的都要更快、更猛、更直接。

那一年已经太难了。年初是大雪,五月是地震,八月是奥运,年尾是金融海啸,哪一件单独拎出来,都够一届班子焦头烂额上好几年的,偏偏全挤进了同一个十二个月。偏偏每一件都等不得,拖不起,要在最快的时间里,做出最不坏的决定。

那摞材料,2008年11月5日的傍晚,就这么摆在了中南海会议室的桌子正中央。

厚得像一块砖头,来自广东,来自浙江,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告,每一页都是一个地方的真实状况,每一行数字后面都压着人,压着钱,压着数以千万计的饭碗和家庭。

在座的所有人,包括坐在旁边手里拿着笔的李克强,都等着听这份材料里的东西被摆上桌面来讨论。

但温家宝没有翻那摞材料。

他把文件推到了一边,沉默了一下,说了两个字。

就这两个字,整间屋子安静下来了,李克强手里那支几乎从来不停的笔,在纸面上悬住了,悬了很久很久,始终没有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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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8年那根被绷得最紧的弦

要说清楚那间会议室里发生了什么,得把2008年这整整一年,从头到尾捋一遍。

这一年,中国承受了四件大事。每一件单独拿来,都是足以刻进年鉴里的重量级冲击;四件加在一起,同在一年,落在同一届班子身上,那种重量,不是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事后翻翻资料就能真切感受到的。

第一件大事,是年初那场雪灾。

2008年1月10日前后,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开始在湖南、贵州等南方省份出现,之后一路蔓延,把贵州、湖南、广西、江西、安徽、湖北、四川、云南等大半个南方全都裹进去了。

这场冻灾是中国近五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受灾省份达到二十多个,受灾人口超过一亿人,农业直接损失超过一千一百亿元,直接经济总损失超过一千五百亿元,倒塌房屋四十八点五万间,损坏电力设施十余万座,大量高速公路关闭,铁路不同程度受阻。

正值春运期间,这场雪灾的杀伤力格外大。

全国各大火车站里堵了密密麻麻的旅客,扛着大包小包站在漫天风雪里,眼神里全是茫然、疲惫和焦急。

广州火车站那几天的场面,单是看新闻里的照片,就能让人堵得慌——数十万人滞留,物资供应告急,每隔几个小时就有人在拥挤中晕倒,列车一趟一趟地晚点,广播里的通知一遍一遍地播,就是看不到尽头。

这场雪灾一直持续到了2月初,才慢慢消退。

第二件大事,是五月的汶川大地震。

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二十八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映秀镇,大地开始颤抖。地震震级7.9级,烈度最高达到十一度。

从地震发生到余震平息,整个过程只有短短的几十秒到几分钟,但这几分钟里,整座楼塌了,整条街消失了,整个镇子从地图上被抹掉了。

这场地震造成的伤亡,是毁灭性的——最终确认罹难人数近七万人,受伤三十余万人,失踪一万七千余人,五百余万人痛失家园,直接经济损失八千多亿元。

地震发生后,温家宝第一时间乘专机赶赴灾区。

飞机上他就已经在召开紧急部署会议,落地后直奔废墟,对着砖石缝隙里传来的呻吟声喊话,扒开瓦砾去摸里面还有没有人在,捡起孩子的书包和小鞋子久久不放。

这些画面,定格在了很多中国人的记忆里,很多年以后还有人拿出来说。

从五月到七月,举国的精力都压在了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上。

各省的援建队伍陆陆续续地进川,物资从四面八方往震区送,整个国家像一台临时拼起来的巨大机器,轰隆隆地运转着,就为了把那片废墟一点点重建起来。

第三件大事,是八月的北京奥运。

2008年8月8日晚上八点,国家体育场正式开幕。这一届奥运会,中国等了太多年,从拿到主办权开始,全国上下为这一天准备了整整七年。

那一夜的开幕式,三万多名演员,烟花、鼓声、历史、现代,一幅幅画面在鸟巢里铺展开来,把中国五千年的文明脉络压缩进了四个小时。

奥运期间,中国代表团以五十一块金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首位,这也是中国参加奥运会以来,首次在金牌榜上排名第一。

那几天,全国人民憋着一股劲儿,终于笑出来了,笑得很久,笑得也很用力。

奥运结束了,九月接着来了。

第四件大事,就是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

9月15日雷曼兄弟倒下去之后,华尔街的恐慌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都搅了个天翻地覆。

这种速度,在人类经济史上,是罕见的。

全球化的金融体系,把美国次贷危机的毒素用最快的速度输送到了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中国,不可能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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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那些从沿海递上来的报告

要理解那间会议室里那摞材料的分量,得先看看那些材料从哪里来。

从2008年的夏秋之交开始,来自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等沿海省份的经济报告,开始密集地往上递。起初的措辞,还是官方报告惯用的那种口吻——"出口增速有所放缓"、"部分行业订单增长出现压力"、"企业经营面临一定挑战"——把烫手的山芋包在棉花里,让人看了觉得还算可控。

但越往后翻,这层棉花越来越薄。

广东的那份报告,说得比较直接:仅东莞一地,就有数百家合资企业在短短几个月内关闭或者搬迁,受影响的工人多达数十万人。

东莞是整个珠三角最密集的制造业集聚地之一,做玩具的、做鞋子的、做服装的、做家具的、做电子配件的,各种劳动密集型工厂扎堆在那里,全都靠着欧美那头的消费需求在活。

欧美那头的人口袋里没钱了,或者说——他们不敢花钱了,订单自然跟着断掉了。

浙江的那份报告,讲的是温州、义乌、台州一带的小微企业困境:义乌小商品市场里,出口额在2008年10月就已经同比下降了百分之十,部分商位的老板已经开始撤摊;温州的制鞋业、打火机行业、阀门行业,好几批小工厂已经在深秋之前悄悄关了门;浙江省工商局的统计数字显示,光是2008年上半年,全省就有超过一千二百家企业关门歇业,到了下半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往上走。

江苏的情况差不多,苏南一带的纺织厂、电子厂,订单萎缩的速度超出了企业主们的预判。福建、山东,各地的情况各有侧重,但核心都是一个意思:外部需求没了,工厂撑不住,工人留不住,往后的日子看不见头。

这些报告反映出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就业危机。

那些工厂里的工人,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农村年轻人,很多人十五六岁就跟着老乡出来了,在流水线上一做就是好几年,每月攒一点儿钱寄回老家,给父母看病,给孩子交学费,或者攒着将来盖房子娶媳妇。

工厂一关,这一切全部悬空了。

他们扛上行李走出厂门,身上只有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也不知道能往哪里走。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研数据,截至2008年11月底,仅已统计在册的提前返乡农民工,就有四百八十五万人。

农业部在2009年1月公布的调查数字更加触目惊心:在当时一点三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里,有将近两千万人因为失去工作或找不到工作而返乡,占了外出农民工总数的将近百分之十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8年底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把这种现象定义为"近十几年来罕见"的大规模农民工返乡潮。

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小企业司那边,同样有一组让人坐不住的数字——仅2008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数量就已经达到了六点七万家。

这些数字,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是一件大事;叠加在一起,压在同一年、同一份材料里,分量就不是寻常状态下的分量了。

那摞材料摆在那里,从每一行字缝里渗出来的,是千万个普通人的困境,是数以万计的工厂、门面、摊位的未来,是一大片海岸线上从热气腾腾到冷冷清清的转变。

报告能描述一个省份的总体情况,能列出数字和图表,能告诉决策者形势有多严峻,但报告里没有的是那个被迫提前返乡的工人脸上的表情,没有那扇贴了封条的工厂铁门背后的寂静,没有那个在外打了十年工的中年人,对着空荡荡的厂房不知道说什么的眼神。

正因为报告里没有这些,温家宝做了一个决定:去实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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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下去的那几次调研

实际上,早在2008年的五一节,温家宝在宁波考察的时候,就已经察觉到苗头了。

那时候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爆发,雷曼兄弟还挺着,华尔街表面上看起来还在运转,但宁波的企业主们,那时候说话已经开始透着一股子不安。

宁波是浙江重要的外贸出口城市,主营港口运输和出口制造,这里的企业对外部市场需求的感知,往往比官方统计数据要早上好几个月。

那几次谈话里,话缝里透出来的意思,让温家宝觉得,原定的判断可能要调整了。

7月上旬,他去了无锡,参观了一家纺织厂。

纺织车间里机器轰鸣,本来里面什么都听不见,出来之后,他把厂长单独叫进旁边一间小屋里,说想听真实情况。

厂长第一句话,就是一句让人愣了一下的话。

后来温家宝在2009年底接受新华社独家专访时,自己讲起了这段:厂长说,你来访贫问苦了,你要听真实情况,还是听一般情况?

这句话,说明这位厂长是个明白人。

来了领导,报喜是常态,报忧是本事,他选择了后者,把企业实实在在面对的困难——贷款难、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出口成本上升、美元走软造成的收款缩水、海外订单减少——一件件摊开来说了个清楚。

这一次谈话,让温家宝心里的那根弦,拉得更紧了一些。

年中这段密集的调研,让温家宝和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班子,在分析下半年经济走势的时候,已经开始调整原来的判断,把下行风险放到了更突出的位置。

9月15日,雷曼兄弟轰然倒塌,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接下来的这几个月,温家宝加快了走下去的节奏。

11月15日,他到了广东佛山,走进了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

格兰仕是全球最大的微波炉制造商之一,以出口为主要业务方向,这种体量的企业,对外部需求的反应是最直接的。

他在车间里和工人们面对面交谈,问生产情况,问订单的变化,问金融危机以来订单下降了多少,问企业接下来打算怎么应对。

11月中旬,他又去了深圳,接着转到了东莞。

这两座城市,是整个中国制造业最密集的两个地方,沿着广深公路和莞深高速两侧,密密麻麻分布着各种各样的加工厂、组装厂、出口工厂,好的年份里,这里灯火通明,机器声昼夜不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个集装箱从这里出发,装上货轮,驶向欧美和日本。

这一次,他看到的东西,让他说不出话来。

11月21日,他北上到了浙江,走进了诸暨市的梦娜袜业股份有限公司。

这家公司年产袜子七亿双,主要做出口,金融危机一来,出口明显受阻。

在车间里,他仔细察看了织造生产线,详细询问了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工人的工作安排情况。

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宗谷音对他说,尽管困难,目标是用十年时间建成全球最强的袜类生产企业。这话让温家宝很欣慰,他对浙江民营企业的精气神,给出了十个字的概括:开拓、创新、坚韧、吃苦、灵活。

他还在义乌的小商品市场里逛了一圈,从一楼到四楼,在戏剧脸谱、饰品、陶瓷等各类商位前停下来,和摊主们认认真真地聊,问出口下降了多少,问接下来打算怎么办,问义乌的市场能不能撑住。

在一个卖陶瓷产品的商位前,他细致地察看了货架,问老板出口下降的幅度。对方告诉他,10月份出口额下降了百分之十,正在想办法开拓新市场。

在义乌,他说了一句话,后来被收进了很多报道里:"义乌是先有市场再有工厂,这印证一个道理:没有生产和需求就没有流通,没有流通也就没有生产,就不能满足需求。"

这话看起来是在聊市场规律,实际上透出来的,是他那几天在浙江走访之后,对这条完整产业链可能崩断的深深忧虑。

就在这几次调研进行的同时,会议室里的那些报告还在源源不断地往上递。广东的,浙江的,江苏的,各省的情况都差不多,就是个"难"字。

调研回来之后,2008年11月5日,温家宝主持召开了那次后来被写进历史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那一天坐进会议室的,是当时对中国经济情况最了解的一群人。

各部委的主要负责人,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财政部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商务部的、农业部的……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份厚厚的材料,每个人的脑子里都装着一套属于自己那一摊子的数字,每个人都已经把自己分管领域的情况摸得相当透彻了,就等着在会议室里把这些东西摆出来,讨论出一个能落地的方案来。

那摞材料,就放在桌子正中央,压着所有人的心。

从夏天到秋天,能想的办法已经不知道想了多少,能调的政策已经不知道调了多少,该发的信号已经不知道发了多少——但局面还是在朝那个方向走,像一辆刹不住的车,一路往坡下冲,你踩一脚刹车,它还是在滑,只是滑得稍微慢了一点。

李克强当时在座,那时候他已经在当年的3月17日正式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日常经济事务,协助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在会议室里,他一贯的姿态就是手里拿着笔,笔尖落在纸上,神情专注,不停地记,不停地写,哪怕是一组数字、一个时间节点,也要落在纸面上。

就在所有人翻开材料等待的时候,温家宝把那摞厚厚的文件推到了桌子一侧,沉默片刻,说出了两个字。

就这两个字,原本准备好一肚子数字和分析的人们,翻到一半的材料合上了,拧开的笔帽停住了,连原本一直记录不停的李克强,笔尖悬在纸面上,久久没有落下来,整间屋子里的空气,安静得只剩下暖气管道里传来的嗡嗡声。

这两个字背后,压着什么,它在那个深秋夜晚掀起了什么,最终又带出了什么,往后的故事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