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董宝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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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从法不责众到城投债化解与房地产脱困

房地产业的风险一方面在客观事实上没有完全报表化,或者说是通过时间换空间的方式向后缓释了;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政治化的缓释手段,让这个本来看起来很大的风险变得不那么大,或者说 不会成为银行业资产质量的主要矛盾了。在此我们要论证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真实地揭露出房地产的风险程度以及在银行中报表化的程度,要正视这个现实的困难。另一方面则是要论述中国化解困难风险的特殊手段,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让问题不再成为令人担忧的问题。

对于房地产业的真实风险以及对银行的影响,我们跳脱出银行报表中披露的数据, 从房地产企业的角度和信托公司的角度两个方向进行了研究,由于涉及的数据量和信息很多,为了保证文章主脉络的一致性与连贯性,详细的分析和数据展示见文后附件的研究文件。

而关于对房地产风险的理解与化解,在这里我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论断:房地产存在的问题已经超越了经济变成了非经济的全社会问题,最终的必然是通过政治手段消化问题,问题绝不会以自由放纵的方式任由其冲击社会经济,冲击银行报表。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论断。如果这个论断是错的,那对于投资银行的人来说可能就要付出代价。为什么这个论断不会是错的?下面我进行论证:

前文我已经论述了,当任何一个行业发生严重的问题,冲击金融体系安全,使金融体系有可能倾覆的时候,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就成了最重要的问题。只要不能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整个社会经济就有翻船的风险。

当某一个行业出现严重的资产质量问题,冲击银行报表的时候,必须阻断这种冲击,保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否则就无法做到守住不发生金融危机的底线!我的这段话论述,是为通过政治或政策手段将房地产业形成并引发的非常严重的资产质量问题阻断在银行报表之外的政策,提供了科学和合理性的依据。

如果任由房地产业形成的风险不加阻拦地进入银行报表,立即引发的就是银行及金融体系的倾覆。整个金融体系出现问题,全社会就运转失灵了,形成系统性社会危机、经济危机。这是一个基本的金融学、经济学常识。

阻断是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具有确定的合理性,不阻断的都是错误的做法。

2008金融危机的诱因是房地产泡沫破裂,但根本原因是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没有阻断到金融体系之外。房地产泡沫崩溃的冲击波第一时间快速冲击了金融市场,而且这种房地产泡沫在金融市场用金融工具被无限地放大了,责任不是房地产商,而是美国监管层没有在地产危机冲击资本市场金融体系的时候阻断这种冲击,耽误了最佳阻断时机。

随后,美国监管层认识到了自身的错误,采取了大力度的补救措施。先紧急向大型金融机构输入流动性,随后又推出了量化宽松,这些措施本质是通过提供流动性、用全社会的钱让股票市场以及金融机构在巨量货币支撑下能够站得住。

所以,量化宽松当然对实体经济是有好处的,但它最终更强有力地支撑了金融体系,是对早期没有维护和保护金融体系、阻断实体风险传导到金融体系的纠错。是对前期“不干预、允许大型机构倒闭”错误政策的纠错。从错误的“相信市场会自己维持稳定并自然出清”转变为“救助金融机构,保护金融体系,阻断系统性崩溃”。

和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的经验一样,日本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出现“失去的三十年”,也能证明:金融体系或者金融环境因为房地产出现危机,失去了支持实体的能力,其危害远比房地产危机本身的危害更大,会导致经济整体性长期困境,所以, 保金融体系远比保房地产更重要。

由房地产危机或者其他实业危机引发的困境,必然会传导到金融体系。如果实体经济危机最终击垮了金融体系,整个国家的经济就完蛋了。重要的不是实体经济发生了房地产危机,重要的是这种危机一下子传导到了金融市场,要打垮金融体系。打垮了金融体系,经济就完蛋了。无论实业层面的房地产或其他产业危机多么严重,都必然优先保金融体系,保不住金融体系,实业危机也解决不了,还会形成全社会的全面经济困境和危机,万业之中的某些重要的产业引发危机,必然会传导到万业之母的金融体系,这时就存在着一个本末问题,是作为万业之母的金融体系为本,还是危机中的产业是本呢?

首先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还是确保具体的产业的安全?金融史给出的答案非常清晰:必须优先保证金融体系。危机击垮金融体系是社会承受不了的。金融体系的安全是整个危机化解的绝对中枢性问题,保住金融体系安全,就有机会走出困境;保不住金融体系安全,就陷入全部系统危机了。

这就是我过去一年多时间反复重申、反复强调的:不能因为发展高科技产业,在股票市场竭泽而渔,不顾股票市场的安全;不能一味以“含科量”为大旗,无视整个股票市场的生态健康。

原因就是,股票市场作为重要的金融体系,其本身的健康、安全、稳定远比具体产业的发展更为重要。一旦股票市场本身的健康、安全、稳定丧失了,整个股票市场服务孵化产业的功能就丧失了。

为了一个具体的产业,哪怕这个具体产业很重要,而牺牲股票市场健康,永远是得不偿失的,永远是误国误民的。

我为“通过政治手段阻断某些行业危机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奠定科学性、合理性基础之后,我们再看一下中国过去几十年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成功案例。90年代末,国有企业的问题使得当时的四大国有银行报表不良率最高接近40%,四大国有银行不良率整体超过25%。

这么高的不良率,理论上是没有办法避免破产的,当时国内外学者将这种高不良称为“技术性破产”,好多人给出了悲观的预测。90年代国有企业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和改革的成本,不是一个纯市场经营问题。这时罕见的高不良已经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硬要用经济手段解决,那就只能让银行破产,引发全社会危机。

中国相关部门最终采取的是非经济的政策手段。

用财政资金按账面价值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在确保银行本身没有损失的前提下,将严重的不良资产剥离出银行体系,之后专门成立了不良资产处理公司。这一处理原则表面上是财政买单,实际上是全社会买单,因为财政用的钱就是全社会的钱。

随后,银行股份化改造上市,迎来了近20年银行业的健康增长。当某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强烈冲击金融体系,甚至会把金融体系颠覆的时候,必须由政府站出来保护金融体系安全,用超越经济手段的政策和政治手段来解决。这是普适于人类的经济规律。

同时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是时代的问题,一开始就是超越经济的,所以只能用政治手段解决。

但他们就顽固地坚持市场化,最后闹了个笑话。当严重的经济问题成为全社会前进中最大的绊脚石,强烈影响全社会人的利益,问题就已经从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它的处理原则同时也就改变了:经济问题没有变成政治问题的,就用经济逻辑解决;当经济问题已经严重到影响全社会主体利益时,就变成了政治问题,处理原则必须用政治手段。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法不责众”,为什么所有人都违法的时候,就不会有人被制裁?因为当个别人违法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法律问题,用法律来处理。所有人都违法的时候,问题就已经从法律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此时你要用法律来解决,就一定会出现不可预测的结果,此时只能用政治手段豁免大众的责任。

某些经济问题导致的损失,当然是由某些人的不负责任造成的,但是当这种损失和代价已经演化成全社会共同的风险时,这个时候也只能豁免他们的责任,全社会共同来承担,避免更大的危机!

同样的事件还发生在中国地方债危机上。在过去 20 年的土地财政阶段,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城投公司大规模举债,形成了较大的债务。这些债务中大概有 20% 到 30% 是没有现金流可覆盖的。因此,中国经济领域就出现了所谓“城投债危机是跨不出去的坎儿,会把银行彻底拖死”的论调。现在,这个论调已经被事实证明完全是错的。

2024年,通过中央和地方政府合作, 用发行特别债的方式化解地方政府城投公司的债务,从而使得城投债务问题不再是问题。可以看得出来,解决城投债的手段依旧依靠政治手段。

从纯经济的角度看,没有现金收入的城投公司作为债务人最终一定破产,债务人破产以后,债权人(银行)也要完蛋,如此会造成系统风险,这时问题已经严重到影响所有人的利益,所以问题就从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此时政治出手,用政治手段解决就成了理所当然和必须采取的手段了。

中国政府站出来兜底了城投债,这种做法是规律性的必然,不是偶然!所有严重的经济问题,一旦涉及所有人的重大利益,就转化为政治问题,从而解决手段也一定是政治化的。

所谓政治化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由政府代表全社会共同承担代价,不由某一个主体来承担,因为这个特定主体扛不住,如果硬要它扛,它就会垮掉。它一垮掉,整个社会系统的齿轮和链条就断了,社会就瘫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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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凌通盛泰

一般房地产周期是价格上涨→泡沫顶点→急跌出清,而急跌的风险会一次性击穿银行体系的承受边界。

日本1990年后地价连跌十余年,不良贷款拖垮山一证券、长期信用银行,酿成“失去的三十年”;美国2008年放任雷曼倒闭,风险瞬间传染全球;香港1997—2003年房价腰斩六成。这些案例的共同点是: 市场自发出清,价格信号不干预,风险以最快速度、最大烈度暴露。如果中国完全照此办理,按部分房企的债务规模和三、四线的库存深度,银行资产质量会受到一次性冲击。

但中国的处理方式明显偏离了这条曲线——因为问题已经政治化。判断依据很直接:

目标变了。 经济范畴的问题是“效率优先、出清越快越好”;政治范畴的问题是“稳定压倒一切”。

中央反复把“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作为政治任务而非技术目标,“保交楼”更是明确写为“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政治工程—— 交付的不是房子,而是社会契约。

处置顺序变了。恒大2021年暴雷后,走的是行政接管、压实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主体责任的路径,先保交付,再追责,最后才是债务重组——与市场化破产清算的顺序完全相反。 开发商可以出清,购房人的交房预期和储户的存款安全不能出清。

工具箱的性质变了。 “金融16条”、地产白名单贷款、地方政府收储存量房、央行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地方化债一揽子方案——这些本质上都是用公共信用购买时间, 把本应一次性的价格出清,改造成分期偿还的信用垫付。

为什么中国“能”这样做?有三个特殊性。

其一, 银行体系的国家属性 :体量最大的六大行占行业资产半壁江山且为国有,风险最终由财政和央行信用兜底,不存在美国式的“银行倒闭—存款人恐慌”自发传染链条;1998年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1999年AMC剥离1.4万亿不良,就是上一轮政治化处理银行业危机的成功先例。

其二,需求端的政策纵深:城镇化率仍有空间、首付比例高企(居民按揭是银行最优质的资产安全垫)、资本管制下居民财富缺乏外流通道,价格可以跌但预期可以被管理。其三,土地财政的体制根源:地方一半以上财力依赖卖地,房地产问题从来不只是金融问题,而是财政问题和治理问题——这正是它必然被政治化的底层逻辑:地方政府没有动机也没有权限让市场快速出清自己。

结论与代价。

所以中国路径是图中的绿线而非黑线:顶部钝化,阴跌不止,以时间换空间——不让风险一次性暴露冲击银行业,而是用五到十年把损失摊薄给利率(存款人)、财政(纳税人)和房价缓跌(持有人)。

这个策略在银行业视角下是成功的(不良率至今平稳),所以从上市银行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房地产风险是“可控”的,这个“可控”指的是不会一次性击垮整个银行业,不用担心银行业的集中破产,出现西方金融体系的严重危机,而是有机会慢慢化解的;另一方面房地产风险的化解是“难”的,因为这个困难的程度和体量是较大的,且会持续地拖累一些银行的成长,消耗银行的利润,但这对不同银行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对一些过去激进扩张、深度绑定房地产,房地产贷款占比很高且不良率也很高的银行来说,这就像患了不治之症一样,不会收到病危通知,但会长时间折磨着它,使其无法像健康的人一样正常活动。而对于一些本身与过去房地产业务绑定不深,没有吃到房地产红利的银行,或者是能够有新的业务增长点快速成长,用其他业务替代房地产以解决房地产存量问题的银行来说,这就像患了小感冒一样,影响并不大且恢复得很快。

今天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在抽象掉表象之后,跟90年代国有企业对银行的冲击,以及几年前刚刚过去的城投债冲击一模一样,是同一性质、同一原理的问题,处理方法和手段也必然一样,一定是政治化解,不会形成经济冲击。如果过度担心,会有害于自己的利益。

当然还要指出: 政治解决化解的是普遍问题,有些金融机构陷得太深了,政治解决不会帮助这些陷入特别深的主体兜底它的所有问题。就像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时,雷曼以及一些金融机构在政府出手前和出手后都没有活下来。同理,那些在地产上投资过大、敞口过高的金融机构乃至银行,还需要自己消化自己的问题。

历经十多年持续的不良资产处置与风险化解, 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问题已经不再是行业的主要矛盾。资产质量问题属于局部的、个别的、特殊环境下银行身上的问题。

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制约银行业盈利与长期增长的核心矛盾,转变为有效信贷需求不足、增长动力偏弱。当下银行业经营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成长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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