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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度的夏夜,女孩仍然戴着假发入睡。她十二三岁患上斑秃,假发一戴就是六年。
那次她与湘雅医院皮肤科施为教授深入交流时,已是18岁。起初谈起自己的生活,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父母对她很好,同学也对她很好,自己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可随着交谈的深入,那些藏在心底很多年的情绪被一点点吐露出来:在县城读书时,遭到同学的讥笑和霸凌;为了给她治疗,母亲辞去深圳的工作,搬到长沙,六年里一直陪在她身边。这些年里,每次回到宿舍,即使夜里再闷热难耐,她都不敢摘下假发。
有些伤痛注定不会写在病历里,它藏在一个女孩不能摘掉的假发下,藏在一个家庭为治病迁居的路上,也藏在患者说出“我没事”时的无奈掩饰中。
作者|人物君
病人的滋味
施为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的家庭,在新疆部队大院长大的她,性格中或多或少带有点军人果敢与冷静的气质。而要说起自己与医学的缘分,则有些像是被命运编排的,偶然中的必然。起初的她对医学并不感兴趣,因为听说学医要解剖尸体,她怕这个。只是家里希望她能走这条路,因为母亲常年患有慢性病,整日往医院跑,于是总想着家里该有名医生就好了。最后,施为算是依从了母亲的心愿,在1986年报考了湖南医学院(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 施为
“但自从踏进医学院校门的那一刻起,我觉得自己似乎就是天生当医生的料。”如今回想,施为总是感慨命运的神奇。
至于最后为什么会选择皮肤科,则是源于她本身就是一个特应性皮炎患者。大学繁重的医学课程诱发了她的皮炎湿疹加重,现在患者所述的瘙痒难耐她都能够感同身受,当年严重的皮损甚至需要衣物来遮盖。身在医学院校,她有条件到不同医院寻找不同的医生求诊,但当时有限的治疗手段始终无法彻底地解决她的皮肤问题,于是便萌生了投身皮肤科的事业,自己去寻找结论的想法。面试她的是我国著名皮肤病学专家、湘雅医院皮肤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陈服文教授,陈教授看着她,很是高兴。因为当时皮肤科还是个不大的科室,不少人把这里当作过渡的跳板,想着以后再转去内科或其他专业,对于这个主动选择皮肤科的年轻人,他很是欣慰。陈教授叮嘱她,既然选择了皮肤科,就要安心留下来。施为答应了,此后的三十多年,她再没离开过。
从患者变成了医生,医学的征途才刚开始。刚工作时,她和其他年轻医生最怕的就是陈服文教授查房。老师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直到问到学生答不出来为止。每次查房之前,大家都拼命翻书,不敢有丝毫懈怠。但正是在这样的严苛训练中,施为逐渐养成了自己的临床习惯:看到一种表现,不能满足于表面判断;面对一个疑难病例,也不能因为找到了最方便的解释便停下来。鉴别诊断要尽量全面,问题要一层层深究到底。多年后,她到美国学习,又幸运地遇到了一位对她后面的成长影响至深、从医态度极其严谨的皮肤病理老师,美国Tulan大学病理系的皮肤病理专家Alun R Wang。施为深情回顾:“在日常阅片中我脱口而出我猜这是什么病,老师当场对我严肃地指出,他说你可以说我不认识这个病,但绝对不能说我猜这是什么病,你可以分析,不懂可以翻文献,也可以求助同行,医学容不得一丝侥幸和偷懒。”
作为患者的经历让施为知道病痛是什么滋味,严格的临床训练则让她明白,仅仅理解这种痛苦远远不够。医生最终要做的,仍是尽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看见头发之外
相比其他有严重皮损表现的皮肤病,斑秃似乎不那么起眼。它常常不痛不痒,却会在很短时间内改变一个人的外貌。落发可以被看见,随之而来的羞耻、恐惧和自我怀疑,却未必有人察觉。
施为曾问过一名年轻患者:“每天看到头发掉下来时,你是什么心情?”
患者回答:起初,只是早晨醒来,看见枕头上落了一片头发;第二天,枕头上又是一片。后来,他每天睁眼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俯身检查枕头,看看夜里是不是又掉了头发。说起那段日子,他告诉施为,感觉自己的世界都崩塌了。
还有一名男孩,患病后变得“叛逆”,在家里常常发脾气。父母不理解,觉得没有头发,戴顶帽子、戴个假发也就好了。直到心理科医生与孩子深入交流,家人才知道,他在学校里一直遭受同学掀帽子、拔假发的欺凌。那些在外面默默忍下的难堪,都在回家后以愤怒的形式爆发。
类似的故事在门诊里反复出现。有人因为脱发不愿出门,不敢参加社交;有人辞去工作,有人休学、退学;还有年轻患者陷入抑郁,甚至留下自伤的痕迹。施为起初只是不断请心理科医生临时加号,后来发现,这并不是少数患者的偶然困境,需要多学科的医生一起帮助患者走出来。如今,每周二下午,她与心理科、中医科医生共同开展脱发联合门诊。治疗不再只围绕毛囊展开,患者的情绪和生活也被纳入其中。这正是施为反复强调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人,而不仅是一个病。”
同样一种药,对不同患者未必意味着同一种选择。疗效之外,医生还要考虑安全性、既往疾病、经济承受能力,以及患者能否坚持完成治疗。有人适合传统药物,有人需要新的靶向治疗;有人急切地想让头发长回来,却忽略了一些激素的不良反应和长期用药可能带来的问题。处方开出去之前,施为习惯把这些因素尽量问清楚。一名从外地赶来的患者因家庭负担长期焦虑,几个孩子都在读书,经济压力很大。面对这样的患者,施为总会替他们想得更多一点:“你们考虑到的,我都考虑到了;你们考虑不到的,我也替你考虑到了。”
说这话一是出于为患者着想的本能,二是因为她真正懂得患者所想的是什么。患者要确信站在他面前的这位大夫值得信任,没有这种信任,再好的方案也只能停留在处方纸上。尤其是对斑秃而言,疗效往往不会立刻出现,等待本身就是治疗的一部分。
信任中的等待
时间倒回至2015年,美国迈阿密,第九届世界毛发大会。会上,专家展示了JAK抑制剂治疗斑秃的照片:一个原本几乎寸发不生的头颅,经过治疗后重新长出浓密头发。照片出现时,会场一下子沸腾了。但紧接着,屏幕上又出现患者停药后再次脱发的影像,刚刚热烈起来的气氛迅速冷静下来。那一刻,施为既看见了希望,也看见了希望背后的漫长道路。药物能够让头发重新生长,可疗效能否维持、哪些患者更容易获益、什么时候开始治疗、怎样用药更加安全,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答案。
前沿治疗的探索总在曲折中前行
此后,她持续关注JAK抑制剂的研究进展。皮肤病理是她长期从事的方向,日常工作中她习惯性从病理现象联想到发病的机制,进而思考:为什么这类药能够起效,它阻断了怎样的炎症过程,又可能带来哪些风险?我们能用JAK抑制剂治疗哪些复杂的炎症性皮肤病?直到2021年,施为得知仿制药泛JAK抑制剂已上市,且临床反馈良好,她意识到:重度斑秃患者终于迎来了治疗的曙光。
而从文献中呈现的疗效预期及有限的国外经验走到真实门诊,中间仍隔着一段距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JAK抑制剂治疗斑秃都是跨适应症使用,需要充分的基础理论的支持以及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最终医患沟通做出共同决策用药。斑秃患者的长病程管理极其重要,往往需要等待3-6个月的时间才能看到疗效,部分患者甚至要等到9-12个月。有一名患者接受治疗后三个月没有明显变化,六个月过去,头发仍迟迟没有长出来。到了第九个月,他依然没有更换医生,也没有擅自改变治疗方案。直到第十二个月复诊,患者的头发终于长了出来。她想过,假如患者在第六个月或第九个月离开,她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后来是否会出现转机;而如果医生只是要求患者坚持,却没有持续随访和认真评估,这种等待也很难维系。治疗走到最后,靠的是医患双方在煎熬的等待中都没有松开的手。
一个患者的经历,也可能成为医生继续认识疾病的起点,而新药的上市需要真实世界数据的证据补充。在重症斑秃领域,JAK抑制剂的上市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标记,而中国与美国及欧洲、日本的上市时间几乎全球同步,这也就标志着在临床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同时面临着挑战与机会,是不是有可能从追随者变成引导者呢?遇到问题大家都在找答案,而现在没有标准答案,答案来自在每一个使用过的患者的随访,来自集腋成裘,汇小溪以成江海。2021年2月起,施为带领团队建立了斑秃临床队列,学生负责联系患者、记录变化、回答问题,她则和团队一起查阅文献、总结经验。病例从一个、两个逐渐积累起来,零散的临床感受慢慢成为可以分析和检验的数据,观察药物的长期疗效、安全性等。此后,他们又继续关注全秃、普秃患者的治疗反应以及复发、长期管理等问题。在施为看来,患者也是医生的老师。一个患者走过的弯路、等待的时间和承担的风险,如果能被准确记录,后来的人便可能少一些无从判断的时刻。
正因如此,她对学生做的随访格外认真。有时,研一、研二的学生把准备回复患者的信息拿给她看,当她发现这些年轻人没有凭印象随口作答,而是先去查资料、看文献,再慎重写下建议时,心里会感到格外欣慰。治疗所需要的耐心和责任,正在这样的细节中传递。
欣慰的是,这些努力逐渐被看见、被认可。短短的5年时间,施为教授团队基于斑秃真实世界研究,成果汇聚成了数十篇论文,发表在包括皮肤科顶刊JAAD在内的有着国际影响力的杂志上。内容涵盖了各年龄段中重度斑秃治疗的短期、长期疗效观察,眉毛、睫毛的疗效评估,以及在用药过程中安全性监测数据。团队提出了斑秃“超级应答者”这一概念,优化了睫毛的疗效评分,并着重强调“早期干预”这一治疗理念。针对停药即复发这一难题,课题组摸索出了阶梯化维持治疗及免疫序贯治疗的方法;同时系统评估了斑秃对患者身心的影响,将身心治疗纳入未来斑秃治疗的蓝图中。此外,团队成员还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发言,分享研究经验,包括在罗马举办的世界皮肤大会和韩国举办的世界毛发大会,并有多篇壁报在世界毛发大会上展示。
从2015年美国迈阿密第十届世界毛发会议JAK抑制剂的首秀,施为在台下目睹了会场的沸腾;到2026年第十四届世界毛发会议上,自己团队的学生代表站上了世界舞台,分享来自中国的数据……
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施为的团队也在继续耕耘中。
不肯敷衍的担当
施为说,自己从小到大一直被人善待。于是,后来她也用同样的善意对待学生。生活中,她对待学生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无微不至;而当涉及临床与教学,她又在字斟句酌中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学生写文章,她会反复修改;准备教学比赛,她会陪着一遍遍过课件,把时间卡到最紧,连一句话怎样开头、怎样收尾都要仔细推敲。她对学生说,不参加可以,一旦决定参加,就要认真做到最好。
这种严谨的态度最终又会落在患者身上。施为认为,一个医生如果什么责任都不愿承担,留下的往往只是敷衍。这里的“承担”并不是说不顾风险地冒进,而是在没有现成答案时,愿意多查一篇文献、多请请教一位同行、多想一种可能。施为教授特别提到多年前的春节前夕,一名全身皮肤严重破溃、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孩子转到湘雅。此前的治疗几乎耗尽了他们家里的全部积蓄,病情却仍在持续恶化中。面对当时患者严重感染的情况,是否使用可能影响免疫功能的药物,是一个风险极高的决定。对于医生而言,面对如此的高风险与不确定性,最为稳妥的自保方式,似乎是什么都不做;可看着这样一个年轻生命,医生无法轻易选择放弃。于是,她在年根底大家都准备过节的时候,紧急组织了感染科、风湿科以及重症医学科等多学科的专家们会诊,在大年三十和初一继续与同事一起查文献,带领团队在反复权衡后及时实施了治疗。当疾病控制的那一刻,喜极而泣的不只是孩子的父母,参与救治的全体医护人员都体会到了强烈的职业成就感与自豪感。而这种严谨同样适用于临床研究:临床研究面对的也是尚未被充分回答的问题,同样没有现成答案,同样需要在不确定性中作出判断。多查一篇文献、多请教一位同行、多想一种可能,落到研究中,就是更审慎地设计方案、更完整地记录数据、更客观地分析结果。临床中的严谨服务于眼前的患者,研究中的严谨则让经验沉淀为可检验、可传递的证据,最终惠及更多患者。
她希望学生继承的,也是这种不肯敷衍的态度。做好医生,首先要想着怎样把病治好,而不是在名利和周围的杂音中迷失方向。至于这份职业能够带来什么,她从来不会以收入或身份地位这些外在的东西来衡量。一次,一个辗转大半个中国仍未得到确诊的患者来到湘雅,某一天,当施为终于弄清了病因,她在家就激动得跳起来,喊着:“我知道她是什么病了!”女儿从另一个房间跑出来,看着她说:“妈妈,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有成就感了。你是真的喜欢这个工作。”在她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女儿也选择成为一名皮肤科医生。
许多患者跟随施为治疗已有十几、二十年,后来甚至一家人和周围的亲友都来找她看病。这些患者常会以最朴素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施大夫的感激与谢意。在这个过程中,信任给她带来安慰,也带来压力。患者越是相信,她越担心下一次没有得到理想结果,担心自己辜负了那份托付。
学医的岁月或许只有寥寥数年,而往后在临床的日日夜夜,需要的是你在严谨求实的探索中,努力兑现自己之于患者的承诺。因为生命的相托总是份量最重的,有些东西,需要的是你一辈子、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努力践行……
责编|周韵
校对|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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