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回了一趟老家,晚饭后和爸爸聊天时提到了奶奶。

爸爸说:“你奶奶是个能人。一个妇道人家抚养了七个孩子,不简单。”这让我想起了奶奶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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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我正在紧张地准备高考。有一天中午,大伯和爸爸突然来学校找我,喊我出去吃饭。整个高中三年,爸爸从来没有来学校看过我,他一直在外打工挣钱,平时很少回家。这次突然来,还是和大伯一起,我感到很奇怪。

吃饭的时候,我问他们来东川做什么。爸爸心情沉重,一脸严肃地说:“办事情。”

大伯补充说:“我叫你爸爸带我来买一道大门,听说下面的大门便宜。”

听他们这么说,我也不再多问。吃完中午饭就回学校了。

过了两天,我收到一封信。是妹妹从镇上寄来的。当时妹妹在镇上读初中。

妹妹在信中说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奶奶去世了,那天大伯和爸爸来东川是为了给奶奶打碑。家里人之所以没有通知我回去,是因为奶奶临终前告诉爸爸,不能让我回去。所以爸爸遵守奶奶的遗言,没有告诉我奶奶去世的消息。第二件事,奶奶去世后,大伯、三伯、四伯、小叔为了奶奶的丧事吵得不可开交,妈妈埋怨爸爸没本事、窝囊,被哥哥弟弟欺负,爸爸妈妈在家里吵架,一个家搞得乌烟瘴气。

看了这封信,我很难过。不是因为奶奶去世,而是因为家里吵架。我爸爸妈妈都属虎,平时谁也不服谁,经常为了芝麻粒大小的事吵嘴、冷战。爸爸为人忠厚,被几个大伯使唤、被小叔算计是有的,但也都是些小事情,远没有到妈妈说的窝囊、日脓(方言怂的意思)的地步。每次看到他们吵架,我就很难过。如今,他们俩已经64岁了,依旧在吵架、动不动就冷战,也不知道是图个啥。

奶奶的葬礼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虽然爸爸的几个兄弟吵吵闹闹,但是最后总算顺顺利利把奶奶送上了山,让她入土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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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生于民国初年,年轻的时候中国正值兵荒马乱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奶奶的生活也不好过。她嫁过两任丈夫,和李姓丈夫生下4个儿子,就是我的四个大伯;和冯姓丈夫生下2个儿子1个女儿,大儿子就是我爸爸。小儿子就是我叔叔,女儿就是我姑妈。姑妈成年后嫁到外县,生下两个儿子后年纪轻轻就生病去世了。奶奶嫁的两任丈夫去世比较早,李姓丈夫不满50岁,我爷爷走时也才60岁。几个孩子全靠奶奶一个人拉扯大。实在不容易。

解放后,奶奶在生产队任过职。她有一颗印章,随时挂在身上,黄色、胶质,天长日久已经有了包浆,凹陷处塞满了黑色污垢。我上了小学,就能认出上面的字:付存英印。这是她任过职的证据。奶奶还珍藏着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枚像章传给了我爸爸,现在被我爸爸小心保存着,这种像章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常见,如今在一些老照片里还能看到。奶奶说这是她有一次在曲靖开会时发的。这也是她任过职的证据。具体是什么职务,她自己说是“评管主任”,在网络信息如此发达的年代,我依然没有查到关于这个职务详细内容,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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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印象里,奶奶总拿一把镰刀,穿一套蓝色土布衣服,在村子后的松树林里转悠,割一把草、拾几朵菌子、捡点儿柴禾。她会把家里的破烂衣服拿到自家山里,挂在松树上,或者扎成草人树立在松树下。她说这样是为防止野兽在山林出没。天阴下雨,这些草人就很瘆人,看上去怪恐怖的。加之奶奶经常坐在开阔的草坪上自言自语,有时候会唱会儿歌。村里人觉得她精神有问题,经常说她疯了。那时候我经常跟奶奶在一起,玩在她家,吃在她家,睡在她家,我知道她根本不疯,她是一个人太寂寞了,需要一点儿声音来作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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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家院子里有一棵枝繁叶茂的石榴树。春天,石榴树开花了,红红的,很好看。夏天,石榴成熟了,她就摘下来分给我们吃。那时候水果少,能吃上石榴就很开心。那时候的石榴不是很甜,嚼完后满嘴的渣。但那时候我仍旧觉得奶奶的石榴特别好吃,天天盼着吃。石榴皮有时候会被籽儿撑裂开,皮绿籽儿红,非常好看。现在脑海里仍然存着那个画面。

奶奶喜欢喝酒,而且是喝快酒,一杯酒一口下肚的那种。有一次,她在四大伯家喝多了,回家之后摔倒在大门口,额头上摔了一道口子。当时也没有去医院,只是敷了点药。她还喜欢用白酒兑“头痛粉”(一种退烧止疼的药,常常用来治疗感冒引起的发烧和头疼,现在已经很少见)一起喝——她年纪大了,身上骨头疼,这样喝可以止疼,让她舒服一些。

奶奶家门口是一笼竹子,十分繁茂。门口原来有一颗大桉树。桉树枯死了,但是树桩一直保留着。她就在树桩旁放一些干草,用破烂衣服盖着,就成了一个草墩。她常常坐在草墩上休息。

奶奶爱喝茶——她从来不喝冷水,喝的都是茶水。她喜欢把小茶壶放在碳火上炕茶,然后再沏水。那时候没钱买好茶,这样沏茶可以让茶水更浓,味道更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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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特别喜欢跟奶奶在一起。她也喜欢带着我。我犯了错被妈妈打的时候,奶奶总会护着我。我会在奶奶家吃饭、和奶奶睡,和奶奶到松山里溜达。我是到了中学时候才不去奶奶家睡,因为已经长大了。但是跟她还是特别亲。周末回家经常和她款话(方言,唠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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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生活凄苦贫乏。曾经的农村是一个存量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存资源,附着在土地上的一切东西都在为生存服务,哪怕一棵草都无比珍贵。村里人经常为一捆牛吃的草、一棵烧火的枯树吵得不可开交,两块地交界处的地埂被两家人铲得越来越薄。小时候我特别嫌弃伯叔之间的矛盾,觉得那是农村人的劣根性。但长大后我理解了,知道他们都是被生活所迫。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偏远的农村,大量农村人脱离土地到城里打工,土地及其附着物变得不那么重要,山林的木柴多到烧不完,山上的草不再有人去割,农村变成了一个增量社会,邻里之间、宗族兄弟之间的矛盾终于淡化了,人们不再轻易吵架,见了面递烟、问好、闲谈,大家都变得客客气气。哪有什么劣根性,一切都是经济使然。

奶奶没有赶上这个好时代,她的一生都过得很苦。好在身体很好,一直到去世都无病无灾,没有受过病痛的折磨,也算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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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也就是奶奶去世后5个月,我考上了大学,到外地读书。那时候,我一心只想走出大山,逃离家庭,关于家里的一切都不再关心,没有思想去想奶奶,更没有去奶奶的坟头压过纸钱。如今,不惑之年的我越来越怀念老家,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对老家的一切倍感亲切。农村在发展,记忆里的家乡早已经变了模样,奶奶家门口的竹子被挖了,老树桩也不在了,奶奶以前住的老房子早已被小叔拆了盖成砖房,和奶奶相关的一切都消失了。二伯伯和三伯伯已经去世了,大伯和四伯已是耄耋老人,他们不会在晚辈面前提起他们的妈妈。小叔常年不在家。村里已经没人再提起奶奶——除了爸爸和我。最近这10来年,我每年清明都和爸爸去给爷爷奶奶扫墓,到他们坟头压纸钱,给他们献上茶和酒。若她在天有灵,想必会感到欣慰,定然保佑子孙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