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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读黄仁勋的传记,才知道黄仁勋的妻子洛丽,本来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工程师,但为了辅助黄仁勋创业,她的职业生涯匆匆结束了。

而且不止洛丽,英伟达还有两位元老的妻子,也是出色的工程师,但都为了支持丈夫辞职了。

黄仁勋的妻子洛丽·米尔斯(Lori Mills)是黄仁勋的同学,俄勒冈州立大学电气工程专业毕业。1985年她毕业后进入硅图公司(SGI)工作,这是一家高端3D图形工作站制造商,起初洛丽的薪水甚至比黄仁勋还要高。

黄仁勋的老同事霍斯特曼回忆起曾向洛丽请教一个技术难题:卫星上的一块微芯片因宇宙射线干扰而发生故障。洛丽之前处理过类似的问题,这不仅需要有电气工程学的专业知识,还需要粒子物理学的知识。霍斯特曼对洛丽的评价是:“她的思维深度和逻辑性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如果洛丽能一直在这个领域钻研,她会取得怎样的成就?可惜我们无法知道了。

黄仁勋和洛丽结婚后,1990年儿子黄胜斌出生,1991年女儿黄敏珊出生。孩子出生后,家里找不到稳定可靠的托儿服务,洛丽最终不得不辞去硅图公司的工作,专心在家照顾孩子。

在这个时期,霍斯特曼被选为黄仁勋两个孩子的教父。他的妻子和英伟达另一位创始人马拉科夫斯基的妻子都辞去了工作,专心抚养孩子。霍斯特曼和马拉科夫斯基的妻子,也都曾经是出色的工程师。

英伟达的元老们都成了英雄,而他们的妻子,原本也可以有更大的成就。

当夫妻两人的事业有冲突时,默认牺牲的总是女性。

这让我想起纳博科夫的妻子薇拉,她本身有极强的文学天赋、逻辑与商业谈判能力,会设计装置、懂文学审美。婚后她包揽纳博科夫所有合同、财务、校对、维权,替他挡掉全部世俗琐事,让他可以专心写作《洛丽塔》。有传记作者评价:她本可以成为出色作家,但主动选择熄灭自己的创作可能性,托举丈夫的写作生命。

还有丹尼斯·斯科特·布朗。她本身是顶尖城市规划学者,《向拉斯维加斯学习》的核心发起者,罗伯特·文丘里的理论框架很多来自她。1991年普利兹克奖只颁给文丘里,她被完全排除,她的荣誉被丈夫的“大师光环”吞噬。这是建筑界最知名的性别不公案例。

有人说,男性天生适合“攻”,女性天生适合“守”。可是,男性之所以能勇敢地冲到前方,是已经有,或默认了一定会有深厚稳定的支撑。这个稳定的支撑,便是女性的忠诚。所以他们常常没有太多的担心,可以全身心投入事业。

而很多女性从小就被教育,要成为一个这样的“后方”,才是好女人。女性独立去赚钱,自己去冲锋陷阵,常常是害怕的。一是害怕自己在世俗的评价中“不够好”了,二是害怕自己身后空无一人,孤苦伶仃,害怕自己太强了之后,会“没人要”。所以女性常常选择主动变弱,慢慢就成了看起来真的很弱。

很多女性的“弱”,不是天生的,只是在一次次“你不需要那么拼”的暗示里,被温柔地、缓慢地驯化出来的。更可怕的是,为了避免被贴上“太强势”“不顾家”的标签,女性会在潜意识里给自己设限,主动降低目标、收敛锋芒,用“我不行”“我没那么想要”来保护自己不被评判。

破除这样的幻觉,是女性的一门重要功课。允许自己先站稳,允许自己“自私”一点,让自己成为冲在前面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