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从广西白马镇的乡间土路“驶向”釜山国际电影节的首映银幕,再到今年出现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纪录之光”单元,完成国内首映,纪录片《白马少年》终于走完了它近五年的创作旅程。这部曾在2021年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拿下“IDF最具潜力发展计划”荣誉的作品,没有把镜头停留在外界熟知的“鬼火少年”标签上,而是跟着16岁的少年阿弟,踏上了一场跨越十五年的寻母之旅。
从最初单枪匹马奔赴小镇调研,到后来组建起横跨中外的创作团队,导演叶炳均用400多天的陪伴、140多个正式拍摄日,把自己从一个闯入者变成了少年阿弟信任的兄弟。他放弃了“墙上的苍蝇”式的绝对客观,也亲手删掉了耗费大量心血拍摄的鬼火少年群像线索,在无数次剪辑取舍、跨文化合作磨合中,慢慢跳出社会议题的框架,最终留下了一个关于爱、等待与和解的普通人故事。
本次凹凸镜DOC与导演叶炳均深度对话,回溯这部作品从创投提案到最终成片的完整成长路径。
从创投到国际首映:《白马少年》用五年完成了一次对“绝对客观”的告别
采访、整理:张新伟
编辑:张先声
凹凸镜DOC:《白马少年》曾入选2025年釜山国际电影节纪录片竞赛单元,在创投阶段,它还曾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斩获重要荣誉,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作品的核心内容吗?
叶炳均:影片讲述的是少年阿弟的故事:他清楚地记得十五年前,妈妈剪下一缕头发用红绳系好,带着行李离开了家,从此再无音讯。十五年后,阿弟独自踏上了寻找母亲的路。
凹凸镜DOC:从创投落地到最终成片,《白马少年》前后走了近5年时间。一方面足见纪录片创作周期之长、落地过程之难,另一方面也恰好印证了“纪录片是时间的艺术”这句话。
叶炳均:整个影片的拍摄周期很长,我们做的就是等待故事自然生长。但实际上,2020到2021年这两年的素材,我们最终几乎没有用到成片里——那时候我自己也没想清楚这部片子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只是凭着直觉先拿起摄影机。直到2022、2023这两年,我们才慢慢捋顺了故事的主线,2023年三四月份正式完成全部拍摄工作。之后又花了近两年时间打磨后期,直到2025年9月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完成全球首次公开放映。
凹凸镜DOC: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创作团队吗?
叶炳均:最开始单枪匹马拍摄,一边要处理和拍摄对象的关系,很快就发现自己的精力根本跟不上。早期全是身边的朋友不计报酬地帮忙,直到拿到第一笔创投经费之后,我才正式邀请摄影师史肖冠加入,他是薛明老师的徒弟,个人影像风格非常强烈,和这部影片的整体气质特别契合。
凹凸镜DOC:在《白马少年》的成片里,观众时常能看到导演本人的身影。行业里很多人信奉“墙上的苍蝇”式的拍摄原则,追求绝对的镜头客观性,你选择把自己也放进画面里,是出于什么考量?
叶炳均:这一切完全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没那么认同“摄影机要像墙上的苍蝇一样完全隐身”的说法——只要摄影机出现在现场,你就一定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如果想完全排除人为干预,那只有道路监控镜头能做到。只要摄影机在场、有作者在场,就一定会影响到拍摄对象的一举一动。但我一直在努力削弱这种干预的痕迹:就像我后来在映后分享时提到的,《白马少年》整个项目的拍摄日一共是140多天,但我和主人公阿弟相处的总时长超过了400天。剩下的两百多天里,我没有拍摄,只是纯粹陪着阿弟一起生活。到后来,对阿弟而言我早就不是一个外来的拍摄者,他把我当成了兄弟。
凹凸镜DOC:说到监控镜头,艺术家徐冰的作品《蜻蜓之眼》全程使用公共监控素材完成,但他通过后期剪辑把零散的监控画面重新组织,构建出完整的叙事逻辑。哪怕是纯监控镜头,经过后期处理之后也不可能做到绝对客观,不刻意回避创作者的在场,反而是另一种层面的真诚。
我对你这个项目非常熟悉,从创投阶段到最终成片,整个故事的走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新的情节都是在拍摄过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在海量的素材里,你是怎么做取舍的?
叶炳均:最开始我本来想拍一个鬼火少年的群像故事,但拍到后面才慢慢明确,整个故事的核心主线就是阿弟一个人的寻找妈妈的旅程。到了剪辑台上,我们干脆把整条鬼火少年群像的线索全部舍弃了——如果在影片里铺开太多群像人物,到了故事后半段这些人物又没有办法继续推进,对观众的观影体验、对核心故事的表达都没有实质帮助。
凹凸镜DOC:你当时也在思考,如果把太多笔墨放在群像上,后续很难交代这些鬼火少年长大之后的人生走向,对吧?
叶炳均:对。算是忍痛割爱,但如果前面铺了那么多群像人物,到了影片结尾我根本没办法一一交代他们后来的人生轨迹,故事就会变成一盘散沙。
凹凸镜DOC:具体是哪一个节点,让你下定决心把整个拍摄的焦点完全集中到阿弟一个人身上?
叶炳均:2020年的冬天,阿弟哭着给妈妈打电话,对着电话说“妈妈你回来看看我”。那天之后,我们才彻底理清了阿弟妈妈的身世背景,也真正读懂了阿弟心底想要找到妈妈的强烈执念。
凹凸镜DOC:后期阶段还有国际化的剪辑师团队介入了,和大家聊聊这段跨地域的合作经历吧。
叶炳均:最早期的时候,我们的制片人在美国,完全是非常奇妙的缘分,让我们相识并决定一起合作。最初以为国际合制是一件特别新鲜、充满无限可能性的事,真正推进之后才发现,合作过程里有大量需要磨合的文化差异与沟通隔阂。但好在所有人的最终目标都是完全一致的:让这部影片被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看到。
团队规模越来越大,制作周期的延长,面临最现实的原因其实是资金缺口——国内能走的提案会我们几乎都跑遍了,也拿到了不少创投奖金,但这些收入依然覆盖不了全部的制作成本,我们才不得不把视野投向海外,尝试寻找更多国际资源的支持。
凹凸镜DOC:国内外的创投会除了能提供真金白银的创作奖金,还能提供海报设计、后期声音制作这类专业资源支持。你刚才提到了跨文化合作的差异,在投递国际电影节的过程中,海外评审有没有对影片内容产生过不理解的地方?
叶炳均:文化隔阂的情况其实特别多。影片粗剪完成之后,我们分别在国内、美国和法国组织了几场小型看片会,想收集不同地区观众的反馈。当时那个版本,国内的观众看完几乎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但美国和法国的观众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看不懂”:他们完全不知道“鬼火少年”是什么概念,分不清“被拐卖”和传统语境里“主动卖女儿”的区别,也根本不了解中国留守儿童的成长背景。后来我们补充了一些信息,虽然这些决定很艰难,但大家的目的还是能够抵达更多观众,影片也会进行海外发行,我不希望有所谓国内国外不同版本,所以大家看到的影片就是我们最终的版本。
凹凸镜DOC:这次在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是影片第一次正式面向国内的普通观众放映,观众反馈整体感受怎么样?
叶炳均:观众的反应基本都在我的预期之内,故事本身是动人的,大家会聊为什么有的地方看起来会啰嗦讲得太清楚,有的地方主动选择保留拍摄者的声音,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私心,更多时候是因为要考虑到完全不同生活背景的人群对人物内心的理解。
凹凸镜DOC:我自己参与制片的一部纪录片昨天也在西湖纪录片大会完成了放映,观众提问的时候,我脑海里一直回响着小川绅介说过的那句话:“观众不是傻子,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你的影像够不够真诚,你和拍摄对象之间建立起了什么样的关系,观众完全能从画面里感受到。
叶炳均:我越来越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文化隔阂,远远大于贫富差距带来的差异。看似社会越来越便捷、人群之间互相了解的渠道越来越丰富,但在某种层面上,其实大家变得更陌生了,很多时候是人们不愿意了解他人,了解世界上还有其它的处境,所以“我”与拍摄对象的关系变得更有意思,这也就是我希望能够让观众感受到的,“我”的出现并不是他们生活中的“入侵者”,而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凹凸镜DOC:你不是第一个拍“鬼火少年”这个题材的创作者,但你的作品越往后看,越能感觉到已经跳出了“鬼火少年”这个单一议题的局限。
叶炳均:很多由新闻事件获取灵感的纪录片通常面临的问题就是:“议题驱动一切”,如果不能在人物身上找到超越社会议题、超越新闻事件本身的东西,这个故事本身不如写一篇深度报道。虽然很多观众试图理解我是不是在制作的过程中把如此众多的“议题”放置在影片中,但很多只是一闪而过,没有深入展开,但对我来说,这些并不重要,我更在意的是关注人本身,一个活生生的人面临的人生困境和选择,如果观众能够从中在感受到故事之外的人们,也许面临着和阿弟相似的生活处境,这就太好了。
凹凸镜DOC:你怎么理解导演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
叶炳均:这个问题我很早就想通了。不管喜不喜欢,我和拍摄对象之间这段真实的关系,在真实的生活中已经实实在在发生了。就算你把所有导演入镜的画面全部剪掉,这段关系也不会凭空消失,更多的是自欺欺人。反而我现在特别喜欢有“表演型人格”的人,一个人在镜头前表演的过程,他想要展现出来的那个自己,也是他真实人格中的一部分。相处到足够久,总有一天会向你袒露不加掩饰的另一面,这种碰撞反而更有意思。
和做新闻的朋友接触多了之后我更明白,如果你抱着“为了改变某个社会现实”的目的去拍一部纪录片,期待靠一部作品去推动某个群体的处境改变,最后大概率会落空,同样那部分最打动人的东西会被人的“功利心”掩埋——常常一部纪录片的能量,是不如一篇深度媒体报道的影响力大。反而那些藏在影片里的、关于人的细节,才是真正能打动观众的东西,人在命运面前做出的选择,也许会让观众在多年后的某个时刻回想起来,并影响着他的选择,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或许就这样开始消解。
凹凸镜DOC:从你身上能看到新生代纪录片创作者非常清醒的反思,特别期待你的下一部作品。
凹凸镜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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