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景凯旋
人的记忆就像是一个漏斗,我的读书记忆零碎而微不足道,生活与书籍在我的内心永远充满了冲突。我常常无法确定,是现实中的生活更加真实,还是书籍中的世界更加真实。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在生活与书籍面前,我们学会了双重思想。
我是在川西藏区一个小县城长大的,它小到只有一条街道,二十分钟就能走完。远处群山葱茏,森林后方高耸着终年不化的雪峰。环绕着小镇的是两条从雪峰奔流而下的河流,一条叫大河,另一条叫小河,两条河在镇东头汇合。每天清晨,我们背着书包,沿着一道刷着“三面红旗”标语的围墙,从小马路的斜坡奔跑而下,然后逆着小河走到学校。放学后,我们又循着相反的方向,走回家去。
我从小就对语词充满好奇,不是围墙上那些标语,这些标语不断换来换去,你一生中走到哪里都躲不开它们,直到对它们视若无睹。那时,每当从书上认识了一个新词,我都会感到莫名兴奋,这大概是因为我对词语有着天生的转化能力,那些写在书上的文字会在我头脑中变成生动的画面,为我打开了眼界。有一次,我从书中突然抬起头,对母亲说,长大后我一定要“远走高飞”,母亲听后既惊讶又开心,多年后还为此津津乐道。
小马路尽头的斜坡上常会倾倒一些被丢弃的教材和宣传品,每次路过那里,我都会在垃圾堆里扒拉半天,希望找到一些有趣的书,即便那些标着拼音的初级识字课本,也让我浮想联翩。对于我来说书籍的霉味就像普鲁斯特的小玛德莱娜点心,总能让我回想起童年的时光。这种顽固的习惯使得我一直喜欢看书而不是看影视,因为文字能带给我更多的想象空间。
玛德莱娜点心,又叫贝壳蛋糕,一种法式风味点心。“普鲁斯特的小玛德莱娜点心”出自普鲁斯特创作的小说《追忆逝水年华》
那时候的家长不太在乎孩子的学习,只要自家孩子不在外面打架惹事就行。我的许多小学同学就不喜欢读书,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情,他们有别的满足其好胜天性的方式,例如比谁跑得更快,谁的力气更大,而我在这方面时常感到自卑。我时常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匮乏,这种对知识的渴望使我总是沉浸在书的世界里,经常在饭桌上一只手端着碗,另一只手拿着书。好在父母从未制止过我的这种坏行为,对于子女的好学,他们会感到骄傲,每次老师家访都能使他们脸上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
我们这代人是在权威的精神中长大的,你总感到有人时刻在关怀着你,生怕你成为社会这个大工厂的废品。我记得第一天上学,语文老师在校门口迎接我们,她摸着我的头说:“你就是那个演周扒皮的小家伙?”这位年轻的女老师听说过我的事迹,对我很有好感。此前我曾和幼儿园的小伙伴一道,在县城大礼堂表演《半夜鸡叫》,我在台上装模作样地挺着肚子,逗得台下的观众开怀大笑。
因为我常在同学面前炫耀读过的书,老师对我的评价也变了。学校教育从来都不是一个愉快的经验,它所要求的一致性常常扼杀个性。期末操行评语上有一条优点就是:团结同学,而缺点每次都是缺乏集体观念。
在后来的日子,每当我看到从前的同学跟他人相处融洽,混得如鱼得水的时候,我总会自嘲天生缺乏人际交往的能力,这跟我后来选择当一名大学老师有很大关系,因为这职业不用坐班,不需要每天跟同事面对着面。
书读多了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怪念头,例如我会对同学说,如果我有一天不在了,这个世界也就不在了,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在这个社会不合时宜。还有,我一直不明白,同样是人,有的人为什么可以管别人,而另外的人却必须被他管。现在想来,这问题恰恰是政治学的第一性原理。一个人想得太多是很危险的事,在我上中学那会儿,学校安排我们去县城农具厂劳动锻炼,我自作聪明地对指导我们的锻工师傅说,我们是来接受劳动教育的,简称“劳教”。这个师傅立刻将我的话汇报上去,班主任让我当着全班同学检讨自己的思想根源。
有一段时间,同学们见了面都躲着我,这是我第一次被熟悉的同学排斥,就是说,尝到了被孤立的滋味。“孤立”这个词语有着那个时代特殊的政治语义学意涵。对群体来说,“孤立”的形而上意义在于,它意味着将某个个体异己化,造成集体的施虐。而对于个体,被孤立者处在恐惧中,会突然产生自我意识,第一次感觉到个体的真实存在。
总之,这一次的教训太深刻了,中学毕业的时候,班上一个女生给我的临别嘱咐就是,今后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这位女生在班上的成绩一直很好,我至今还很感谢她那语重心长的劝告。我想,老师、同学对我的态度都是出于好心,在那个年代“知识越多越反动”,这道理他们早已明白。他们担心我将来会在社会上碰得粉身碎骨。这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最初学到的一条重要箴言:小心说话。
老师和同学的看法是对的,我的求知欲完全是出于虚荣。至今我仍认为,虚荣才是一个孩子学习的动力因。那个年代,我们平时会吃一种黄色的古巴白糖,知道古巴有一个英雄诗人何塞·马蒂,他有句名言:“虚荣的人注视着自己的名字,光荣的人注视着祖国的事业。”然而,一个孩子没有虚荣心就不会有努力,或者说,没有原初的自我意识。当今那些回忆名人的文章,我压根儿就不相信,这些回忆全是讲述励志的事,产生于想要将虚荣变成光荣的企图。
这是一个全民喜欢说大话的时代,它使自我意识和个人主义在社会价值表中一直受到歧视和排斥。我在人群中感到越来越孤独,只有书籍能给我些许安慰。在我眼里,书中的内容比现实要真实多了。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凡是能从县文化馆借到的,我都借来读了一遍。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把作家的创作生涯写得那么艰辛而崇高,而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则让我周游了一遍世界,从此知道在遥远的南美洲最南端,有个叫火地岛的地方。
那时父母已经无心管教我们,“文革”开始了,学校也停课了。父母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大字报上,上面还打了红叉,平日里对我笑容满面的邻居现在都轻蔑地看着我,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此后很多年,每次填表格时,我都必须在其中填上母亲的家庭成分:破落地主。唯有书,成为我最亲密的伙伴。在我一生中,我发现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人会背叛书,书从来不会背叛人。
我无意间在父母床下发现一纸箱书,除了《吕梁英雄传》《汾水长流》《新儿女英雄传》,还有《创业史》等,一些书里面有一些大胆的情欲描写,让一颗少年的心生出朦胧情思。当时正是朝阳牌烟纸盒都能被人看出藏有反标的年代,半夜里常常会有人闯进来抄家,父亲察觉我在偷偷看这些书时,他吓坏了,很快就把一箱书悄悄烧掉。
我最大胆的行动是一次偷书的经历,文化馆的书都被封存在县人民武装部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我和两个小伙伴在半夜打着手电筒,撬开钉着木条的窗子爬进去,堆满屋子的书发出一股霉味。那个无月的夜晚收获甚丰,我最喜欢的是《唐诗三百首》、泰戈尔的《游思集》和鲁迅的《野草》。这本书让我见到了鲁迅的另一面,真正文学家的一面。更重要的是,我又可以在其他小伙伴面前背诵名言了:“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
儿时的矫情是真诚的,我们这代人从小就喜欢谈论人生这个大题目,仿佛生活是一本翻过无数遍的书,只要能背诵书中几句格言,就可以侃侃而谈了。年轻时我们都曾有过宏伟的理想,结果却免不了一生辛苦辗转。更可悲的是,生活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已经快结束了。
父母经常被抓起来批斗游街,周围和家里的沉闷气氛使我感到窒息,我决定离开家,去养路段当临时工。在远离县城的奶子沟(这里今天是著名的彩林风景区),我认识了一位中年道班工人,他高中时就被划成右派,于是成了一个盲流。他喜欢文学,还借给我现代诗人郭小川、田间和闻捷的诗集,以及一本宋词选。我大喜过望,将这些宋词一首一首地全抄在笔记本里。道班平房前的公路转弯处有一座小桥,傍晚散步,看到桥边星星点点的野花,不禁想起陆游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我再一次体会到汉语的美妙,可以用最干净的词语道出最孤独的心境。
养路段的劳动是十分枯燥的,每天要扛着铁锹走很远的路,将坑坑洼洼的车辙填平。父母被关进了“牛棚”,只发基本工资,我把挣来的钱都交给了家里。从道班回来后,我又干过许多活,背石灰、割猪草、砍大黄。最累的活是打片石,夏天的河水依旧刺骨,我们需要把河里的大石撬动,然后一点点挪到岸上,用铁锤打成片石后卖给建筑社。那时候,我已经学会了在人前口是心非,明白说谎话是保护自己的必要手段,这让人并不舒服,只有当沉浸在书中时,我才能感受到自我的同一性。
我喜欢跟有知识的人交往,在这个小县城里,很容易就能寻找到同类。在我眼里,这些朋友都是读了不少书的人,知识十分丰富。我开始学习英语,仅仅是出于兴趣,后来我翻译东欧文学作品得感谢那时打下的底子。英语老师的妻子是一个脱帽右派,在县文化馆当图书管理员,给人的印象总是沉默寡言,我很想跟她说话,又怕自己出洋相。有一次,我去她家借书,她突然问我:“你读过《简·爱》没有?”我回答说没读过。“一个独立女性的故事。”她说。然后她大致给我讲了一下小说的情节,我对她佩服至极,这个县城里大概没有其他人读过这本书吧。
无论在她身上,还是在那些朋友身上,都让我想到“孤立的个人”。这是我后来在乡下读到更多外国名著时获得的认知。读了两年中学,我去了知青农场,才发现在民间喜爱读书的大有人在,他们似乎远离时代的喧嚣,在私下流传的禁书中寻找乐趣。我结识了附近水运段的几个年轻工人,大家正是荷尔蒙旺盛的年龄,我们常在一起谈诗歌,谈女人,其中一个居然藏有一本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我花了几天时间,躲在宿舍里读完这部小说,至今还记得里面精美的插图,有一幅是安娜和渥伦斯基在月台邂逅的场景。
安娜和渥伦斯基在月台邂逅插图,(英) Angela Barrett绘
托尔斯泰多么深谙人性,他笔下的人物往往会让你忘记这是一个俄罗斯人,而只觉得这是一个人。按照我的阅读经验,一部文学作品的第一次阅读很重要,而过多了解作品的背景会影响我们对普遍人性的想象,这就是一个学者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一部杰作,但在他身上却看不到杰作中任何生命痕迹的原因。就这样,外国文学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正是从那些世界经典作品中,我认识到孤独的价值,以及它与自由的关系。
或许是从小养成的阅读习惯,我不怎么喜欢理论书籍,对于抽象的概念始终感到头痛。那时人人都在要求学《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这些书我读了几页就没有读下去,脑子里一团糨糊。我不明白,弄清物质第一还是精神第一,为什么如此重要,这跟生活又有多大关系? 而说到生活,却没有任何值得开心的事。农场的劳动无日无之,我羡慕周围的知青,他们似乎从不苦恼,生活在他们看来仿佛本来就该是这样,从山脚将牛粪背到山顶的玉米地里。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广袤农村,还有许多青年在埋头读书。他们不仅读完《资本论》,甚至还接触到内部出版的各种黄皮书,开始认真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们中有的人后来成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活跃在政坛和大学校园。而我处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压根儿不知道这些知识群落的存在。跟他们相比,我对政治显得十分无知,一个从小就被视作个人主义者的人不会对国事有太强烈的兴趣,当时它带给我的只有压抑和窒息。这就是我一生更偏爱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著作的原因,即使新世纪初开始兴起近现代历史热,我也很难改变这一偏好。
必须承认,我的这一看法带有个人的偏见,我觉得历史书无法描述个性和心灵,而诗歌却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要比历史更真实。对历史学家来说,那些在历史中没有发生过作用的细节,譬如普通人在某一时刻的感受,在历史学家眼里就根本没有存在过,但对于个体生命,它却是无比重要的。何况时间一旦逝去,真实事件就不复存在,要想重现历史,就得采用同一长度的时间,这就是今天的人们对何谓真实的历史事实争论不休的原因。
这种倾向造成了我在知识结构上的缺陷,终身停留在文学建造的虚构世界里。只有一点对于我是真实不虚的,有一天走在县城小马路上,一个同学悄悄告诉我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再也没崇拜过任何权威。那一年,我十七岁。
在知青农场劳动了两年,我终于走出大山,到重庆药剂学校读书,从一个小山城来到一个大山城。这是个很小的学校,被一条倾斜的街道挤压在嘉陵江边,旁边的造纸厂每天清晨都排出臭鸡蛋的气味。由于我从小就厌恶人体内排出的东西,对在显微镜下观察蛔虫卵毫无兴趣,所以常常逃课,躺在蚊帐里读借来的书。很快,我就从互相交谈中识别出好读书的同学,他们大多是重庆的插队知青,讲起荒唐的农村生活来眉飞色舞。
我从他们那里借到不少书,包括上海的《自然辩证法》杂志,由此知道了宇宙大爆炸、大陆漂移、基因遗传和相对论等,此外还有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这本书最早的中文译本便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它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远远超过《群己权界论》《原富》和《法意》。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写道,人类之所以比动物高贵,是因为人类能意识到自己会死亡。
这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触动,好像第一次看到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脉络。在我们这代人心中,“进步”一直是个褒义词,它的反义词是“落后”。实际上,“进化”与“进步”在我们心里就是一个意思。这样的触动后来还出现过一次,那是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有位学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宣称应该用理性的法庭审判一切。
不过,我那时仍然沉迷文学,尽管文学本质上属于人类过剩的感受力。同宿舍的一位同学用钢笔抄写了厚厚一本古代散文,并借给我看。有一天,他从家里带来一本封面破旧的《红与黑》,由于必须马上归还,同宿舍的人只得在晚上轮流阅读,轮到最后一个同学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天亮时分。司汤达的爱情故事给我们的解剖课增添了一份浪漫色彩,福尔马林泡着的尸骸在生前有着怎样的命运,他或她的一生也曾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爱情吗?因此,当一位室友患上罕见的纵隔淋巴肿瘤时,大家都很悲伤。他是农村人,家里很穷,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就病逝了,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还没谈过恋爱呀!”
我应该庆幸自己的命运比室友好,来到这世上,读过许多书,游过许多地方。对于同学的早逝,我不是太悲痛,因为我早已发现,人们的悲伤往往不能长久。我觉得自己像《奥勃洛摩夫》中的主人公,过早患上了无兴趣症。尽管面对时代的剧变,我也会激动一阵子,比如当四五运动的消息传来时,我和班上那个最要好的朋友绕着校园的八角楼转着圈聊天,一直聊到深夜。
那一年发生了太多的大事,荒诞年代结束了,我又被分配回山里。三年后,我考上了四川大学中文系。入校没几天,我就花五元钱,在城北文殊院的旧书摊上买了罗曼·罗兰的四卷本《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破旧不堪,可我就像是得到了一笔财富。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书贩子显然比我更懂此书的价值,他用高价抛售了一部书,一部过了青春年华就会贬值的书。不过当时正值青春年华,人人都渴望推开窗子,让自由的空气进来。
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荣格、卡夫卡、萨特、加缪的名字开始涌进校园,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李泽厚《美的历程》纷纷问世,著名的诗人和作家相继来校演讲,思想的启蒙和青春的骚动融为一体,既要举起森林般的手抗争,又要发出“爱,是不能忘记的”宣言。系图书馆的《小说月报》《诗刊》《世界文学》总是一到即被人借走,此外还有各种非正式的刊物,《今天》《这一代》《锦江》……喇叭裤、迪斯科、录音机、邓丽君的歌。我们如饥似渴地吞咽下外界的一切。
这代人最终没有像前辈那样,做出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他们绝对是几十年来求知欲最强的一代。学生们怀着青春热血,激烈地跟老师争论。在一场球赛取胜后,欢呼着将脸盆从宿舍窗口摔下去。今天,人们喜欢怀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种自由的风气。实际上,那种精神的活跃远远谈不上深刻,它透出的光线太微弱,瞬息即逝。
有件小事留在了大脑皮层,一次学生宿舍抓住一个小偷,大家争先恐后地拥上前拳打脚踢,那个小偷只是用手紧紧护住头,一声不响地在地上翻滚,这让我想起几年前见过的批斗场面。我在这里不是要责怪任何人,因为站在旁边围观的我同样无动于衷。我想要说的是,当时刚从“文革”中恢复过来,人们无疑都对社会的变化感到异常兴奋,但人性是另一回事。
一九八三年,我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古典文学。由于我一直将读书看作安身立命的所在,试图从中寻求人生的解答,始终没有树立起专业志向。在我看来,学术固然可以安身,却不能立命。这是因为现代学术规范拒绝跟研究者的自我生命产生联系。换句话说,现代学术是以谋生为导向的,它与功利性紧密相关。
对我来说,古老的诗歌离我所关心的现实太远,这导致我难以完全投身于所学专业,缺乏明确的研究计划,似乎这样做就会贬低自我似的。读研期间,我依然对当代文学和社会话题感兴趣,朦胧诗此时已逐渐退热,第五代电影导演开始崭露头角,小说也已进化到寻根阶段,作家们都在写“多年以后”的马尔克斯式传奇。
我最初是从文学去理解现实的,如今又从现实去评判文学,许多新时期文学作品给我的感觉是肤浅做作,作家们绕过生活去编故事,制造出曲终奏雅的文学繁荣。就在研究生毕业那年,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昆德拉的作品,他对“肯定生命”的嘲弄立刻打动了我。也许,多年来我们极力赞颂生命,恰恰是因为我们的生命过于卑微。
我接连翻译了昆德拉的几部小说,撰写有关东欧文学的文章,从而远离了学术圈。不过,我对此并不后悔,我一心想要寻求解答的是自己的生命问题,不是古人的生命问题。昆德拉对“生活在别处”的反讽颠覆了我从小接受的崇高教育。循着昆德拉,我又找到了哈维尔、克里玛、贡布罗维奇、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契斯……他们是一群思想型的诗人和作家,意图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在作品中坦诚地表现出来。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生活在真实中”,这些东欧诗人和作家试图重新寻求自由的形而上根源,对于西方进步主义带来的后果,他们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从东欧知识分子那里,我才厘清了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的思想脉络,始于文艺复兴时期上帝的退场,世界进入了世俗化时代。康德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代表了思想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但与此同时,理性化、世俗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价值贬值的过程。换言之,近代的思想突破和困扰其实都是源于人是目的的观念,所有西方现代文学家和哲学家在赋予人生意义时,最终全都会不约而同地归结到两个字:行动。
然而,正如二十世纪已经展示给我们的,行动的观念给世界带来的问题不比古典时代的沉思更小,试图改变世界的雄心设计出巨大的社会工程,结果却造成巨大的灾难。这是一个反向的辩证法,人成为自身的造物主,结果却发现,人只是孤独地站在偶然性的荒原上,失去了哈维尔所说的“绝对的地平线”。
就这样,我从东欧到西欧兜了一圈归来,疫情防控期间重新阅读中国古典诗歌,那些曾经隐去的星辰又在天际复现。我终于体会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感”,它那缺少超越性而又不乏主体性的情感世界与当代人的心灵仍然息息相通,相较于强调集体性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古代诗歌其实是非常个人性的。在李白的诗歌里,已经充溢着海德格尔式的向死而生。时间,是他们共同的存在视域。只不过,中国思维是将时间当下化,自由与自然合一,西方思维则是试图超越当下,用一位搞哲学研究的友人的话说,自由产生于和自然的“断裂”,而又高于自然。
我赞同这位友人对自由的形而上根基的强调,在我看来,这无疑是时代的真问题。疫情防控期间,我们之间有过几次思想交流,当世界重又变得荒诞时,我们被两次抛进同一条河流,使用着同一种语言,在各自的阅读中思考着本真此在。
迄今为止,我的有限的写作大都跟阅读有关,这篇文章也是如此。每当看到某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被奉为大师,我总不免感到好笑。这代人中注定不会产生真正的大师,因为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太多,于是无法提供自己的东西。我们从小就患上了精神贫血症,吸收了太多的精神垃圾,这些垃圾至今还没有从血管里被清理干净。我想,今天恐怕没有人能写出王国维、鲁迅他们那样的著作,也没有人能够比他们更有资格鄙视我们这一代。但是,他们不会鄙视我们,只会默默地越过我们的头顶凝视未来。
我在这篇文章中几次提到时间,但实际上,我并不是一个对时间非常敏感的人,我很少想到人生的终点,跟年轻人在一起时,我总觉得我和他们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的人生说到底跟我是相同的,依旧是面对自我和自由的实现。所以,我至今仍是懒懒地读书写作,没有任何长远计划,仿佛自己还很年轻,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浪费,而不知老之已至。
这不外乎证明,我们的心灵往往会蒙骗自己,使我们置身于时光的错觉中。只要我们还活着,死亡仿佛就是很遥远的事。然而,这一天终究会到来,人的一生的求知,不就是为了学会生活,学会死亡吗?我突然明白,我对死亡的漠然是因为自己无法解释它。人生是一条西西弗之路,在我终于步入老年时,我像普鲁斯特那样,开始不断地追忆逝水年华。
西西弗之路:西西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国王,因触怒诸神被施以永恒惩罚,得将巨石推向山顶,而巨石每次临近山顶就会滚落,让他永远徒劳无功
就在退休后的一年,我曾回过一趟儿时生活的县城,经过几十年的岁月侵蚀,大河和小河仍然匍匐在那里,就像远处森林里窜出的两条长蛇,蜿蜒而动。在我们的肉体从世上消失一千年后,它们仍会日夜不停地喧腾。街道两旁建了许多藏式的二层楼房子,墙上绘着彩色图案。不过,县城的山川轮廓没有改变,与人为的环境相比,自然太强大了,强大到几十年都没有变化。
街上来往的行人全是从山外远道来看彩林的游客,无人会注意到那个曾在这里生活过的少年,他曾经饿得头昏眼花,整天想着找东西吃,就像饥饿的动物,那些五颜六色的杂树林在他眼里一点都不美,无趣极了。
还有那条倾斜的小马路,当年从红原草地来驮运粮食的牦牛群常堵在路中间,满不在乎地拉下一坨坨粪便,每当看到这些颈上挂着铃铛的牦牛,人们就知道过两天商店里会有牛骨架卖了。每天清晨,我们滚着铁环去上学,迅速地从围墙边跑过。如今,这道围墙已刷上新时代的红漆标语,内容变了,形式却没有变,世界与我如昨。
本文选自《随笔》202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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