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律师同行写过一句很准确的话:庭前会议报告的本质,是法官在庭审之前对审理轮廓、证据排除和争议焦点做的梳理;如果不重视这个环节,等于放任法官“自己写剧本”。一审如此,二审更甚。因为二审的庭前会议不是在白纸上画轮廓,而是在一审已经画好的轮廓上做取舍,这就意味着,哪些争点继续审,哪些争点不再进入庭审,很大程度上就在这一环节被决定。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约束:二审以不开庭审理为常态,开庭才是例外。多数案件仅书面审查,法院常以提交辩护词替代当庭听取意见。而法律规定的应当开庭情形中,最核心的一项是“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是否可能影响”的判断权,在二审法院手里。这意味着,争议焦点如何被归纳,不仅影响庭审怎么审,还直接影响二审到底开不开庭。如果焦点被写成纯粹的法律适用分歧或量刑轻重之争,开庭的空间会显著收窄;如果焦点中包含“对一审据以定案的关键证据存在实质异议”,庭前会议报告本身就为开庭主张提供了程序性支撑。
所以,影响争议焦点的第一步,不在庭审上,而在会前。法官对二审争点的预判,在阅卷和看上诉状时已经开始。辩护人需要在此之前提交一份书面争点建议,功能不是重复上诉理由,而是把实体主张转化成法官可以在报告中直接使用的程序性表述。不写“量刑过重”,写“对一审据以认定涉案金额的审计报告,辩方对其鉴定程序合法性有异议,申请鉴定人出庭或重新鉴定”;不泛泛说“事实不清”,写“对一审采信的某份关键言词证据,辩方已提出排非申请,二审应将该证据的合法性列为庭前会议先行处理事项”。这种翻译的意义在于一旦实体辩护意图被转化为“是否排非”“是否申请鉴定人出庭”“对某份证据有无异议”等程序性议题,法官在归纳焦点时就很难完全绕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审中如果上诉人、辩护人在庭审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并提供了线索或材料,应当召开庭前会议,这不是法院可以自由裁量的事项。把排非申请做成一个附有具体线索、指向明确证据的书面申请,本身就为庭前会议设定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议程入口。
到了主战场上,焦点不是一次性形成的,而是经过“逐项发表意见—法官归纳—写入报告”的过程。辩护人有两个介入节点。第一个节点,是对每一项程序性事项发表意见时,不能只回答“有异议”或“无异议”,而要同时界定这个异议应当如何被表述为二审的争议焦点。对无争议的证据可以同意简化质证,但对有异议的证据,必须逐项指明“哪一份、异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取证程序、真实性,还是关联性。二审庭前会议确定的争议证据范围,直接决定庭审中哪些证据会被单独调查;清单越具体,越难被“打包处理”。第二个节点,是庭前会议报告形成或宣读时,对焦点表述本身提出校正。如果报告把排非申请写成“辩方对证据合法性有疑问”,而不是“辩方提出排除某份证据的申请并附有具体线索”,应当当场要求修正,并要求将异议及理由记入笔录。
这里需要理解一个规范上的分寸。《庭前会议规程》规定,对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庭审中反悔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一般不再处理;但对未达成一致意见的事项,法庭“可以归纳控辩双方争议焦点,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并依法作出处理”。这意味着,辩护人不需要、也不可能在庭前会议上“赢下”焦点之争,但可以确保自己的版本作为“未达成一致的一方主张”被听取并记录。影响焦点的现实目标,不是让报告完全采用辩方措辞,而是让辩方的争点版本进入报告,或者至少以异议形式附着于报告。那个“剧本”不一定要按你的写法改,但至少要留下你改过的痕迹。
最后,如果二审法院在庭前会议前后要求辩护人提交书面辩护意见,这在实务中往往被理解为法院倾向于不开庭的信号。有律师指出,负责任的辩护人应当坚持在开庭后提交,而不是以书面意见替代开庭主张。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争议焦点: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中争取焦点表述时,应当有意识地把核心争点锚定在事实认定或证据采信上,而不是停留在法律适用或量刑轻重。这不是放弃实体辩护,而是把实体主张压缩为程序性请求,让它成为法官在报告中无法轻易归入“无开庭必要”那一栏的争点。焦点一旦以这种方式被写入,庭审的空间就在开庭之前被预先打开了一道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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