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冲刷出的狭长冲积平原上,文明的兴衰如同河水的涨落一般循环往复。当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余晖散尽,乌尔第三王朝的王权如同被狂风卷走的沙塔,轰然崩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尘土之中。席卷而来的埃兰人带着战利品与俘虏退回了东方的扎格罗斯山地,他们是这场崩塌的终结者,却无意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真正在两河流域扎下根来的,是从西方叙利亚草原源源不断涌入的阿摩利人。这支操着塞姆语的游牧族群,与千年前建立阿卡德帝国的萨尔贡的子民有着相近的语言血脉,他们初入平原时仍带着原始部落的粗粝与勇武,却很快被脚下这片土地沉淀了千年的苏美尔・阿卡德文明所驯化,从逐水草而居的牧人,变成了筑城而居的邦国之民,完成了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的跨越。
在旧帝国的废墟之上,一个个阿摩利人建立的城邦如同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苏美尔旧地的拉尔萨继承了南部冲积平原的财富,阿卡德故土的伊新扼守着南北交通的咽喉,幼发拉底河中游的马里掌控着叙利亚与两河腹地的商路,迪亚拉河流域的埃什嫩那则背靠扎格罗斯山的矿产与贸易要道雄踞一方。这些邦国怀揣着一统两河的野心,在数百年间彼此攻伐、合纵连横,旧的城邦衰落,新的强权崛起,没有人能想到,最终终结这场混战的,会是起初毫不起眼的巴比伦 —— 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古巴比伦王国,即巴比伦第一王朝。
这座坐落在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城市,天生便是西亚贸易网络的枢纽。向北可通安纳托利亚的高原城邦,向南顺河而下可抵波斯湾的海港,向东越过平原便是伊朗高原的山民,向西则连接着叙利亚与地中海的商路,这样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不会永远沉寂。巴比伦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但作为独立城邦的历史,大约始于公元前 1894 年阿摩利人首领苏穆阿布姆的正式建邦。立国之初的巴比伦不过是依附于强邻的蕞尔小邦,在诸强的夹缝中艰难求生,直到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于公元前 1792 年登上王位,这个城邦的命运才迎来了彻底的转折。
继位之初的汉谟拉比,便将统一两河流域定为自己的毕生目标,而此时的外部局势恰好给了他难得的历史机遇。北方的亚述强势崛起,将马里与埃什嫩那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南部的拉尔萨曾遭埃兰人征服,元气尚未恢复;中部的伊新早已不复当年的强盛,在连年征战中耗尽了国力。这位年轻的国王深谙远交近攻的权谋之道,他从不将兵力分散在多条战线上,而是在每一个阶段锁定一个核心对手,用灵活的外交手腕拉拢盟友,待消灭目标后再调转矛头。
他先是与南方的拉尔萨缔结盟约,南北夹击灭亡了夹在中间的伊新,将阿卡德地区纳入版图;随后他又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马里结为同盟,出兵帮助马里摆脱亚述的控制,在马里军队的配合下挥师南下,一举征服了拉尔萨,将整个苏美尔地区收入囊中。当拉尔萨的城墙陷落,汉谟拉比的兵锋随即转向了昔日的盟友马里,大军直逼马里城下,迫使马里国王俯首称臣。没过多久,他又以镇压叛乱为名,将这座曾经繁华的商业都城夷为平地。到汉谟拉比统治的后期,除了北方的亚述与东北的埃什嫩那仍保持独立外,整个两河流域的冲积平原几乎都被纳入了巴比伦的版图,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帝国在汉谟拉比的手中成型。
伴随着疆域的扩张,一套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也在汉谟拉比的手中搭建起来。这位君主深知,要维系这样一个横跨南北的大帝国,仅有武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为王权披上神圣的外衣。他在所有的铭文与诏令中反复宣扬王权神授的理念,宣称 “安努与恩利尔为人类福祉计,命令我,荣耀而畏神的君主汉谟拉比,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使强不凌弱,使我有如沙马什,昭临黔首,光耀大地”。他自称为 “众神之王”,将世俗的王权与宗教的神权牢牢绑定,让自己的统治不再仅仅是武力的征服,更是神意的体现。
在神权的光环之下,是庞大而严密的官僚体系。汉谟拉比在中央设立了完备的政府机构,在较大的行政区派遣总督治理,城市与更小的区域则任命行政长官管理,整个官僚体系的最终控制权,都紧握在国王一人手中。从留存至今的大量王室诏令中,我们得以窥见这位君主对国家事务的掌控程度 —— 他的触角延伸到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哪怕是低级官吏的任免、琐碎案件的审理,都要由他亲自决断。
他曾下诏给拉尔萨地区总督辛・伊丁那姆,命其将三名宫廷门吏押解至王宫;曾指示这位总督调查一桩行贿案件,要求若情况属实,便将赃款赃物、受贿者与证人全部送往巴比伦;他甚至会亲自过问未到任官员的处置,下令将包括队长、宫廷侍者与占卜者在内的八名失职人员解送都城。这些细碎的诏令如同历史的切片,清晰地展现出汉谟拉比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严密监控:所有官员的命运都悬于国王一念之间,他可以随意任免、逮捕任何一级官吏,整个官僚机器都在他的个人意志下运转。
军队是专制王权的支柱,汉谟拉比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他组建了一支直接听命于王室的常备军,将王室土地作为份地分配给士兵,以土地保障换取士兵的服役义务。为了保住这支军队的根基,他以严苛的法律禁止军官侵吞士兵的财产,违者将被处以死刑。正是这种经济上的保障,让巴比伦拥有了一支随时可以征召的武装力量,而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汉谟拉比手中。他可以随时调动各地的驻军,曾命令辛・伊丁那姆将麾下 240 人的军队立刻并入另一支队伍,不许有片刻延误;对于怠慢军令的官员,他的惩罚毫不留情 —— 曾有官员拖延了八个月未能满足派去的拉克布弓箭手的补给需求,汉谟拉比在诏令中直接发出警告:若不尽快解决,便得不到任何宽恕。从军队的组建、补给到调动、奖惩,一切都由国王独断,军事大权成为支撑专制统治最坚硬的基石。
对经济命脉的掌控,是汉谟拉比专制体系的另一根支柱。国家向地方征收各类赋税,将关乎国计民生的水利系统置于统一管理之下。对于两河流域的农业文明而言,水渠就是生命线,汉谟拉比在位期间始终高度重视水利工程的兴修,他在位第 8 年、第 9 年、第 24 年、第 33 年的年名,全部以开凿河渠命名。
第 33 年的铭文记载,他下令重凿汉谟拉比运河,为尼普尔、埃利都、乌尔、拉尔萨、乌鲁克、伊新等一众城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让大片荒漠变成了沃野。他会亲自处理地方上报的经济纠纷,曾在给拉尔萨地区总督沙马什・哈西尔的诏令中,专门裁决土地补偿事宜:阿摩利人头目艾丁・加米尔总督曾耕种柯巴吐姆城 7 布耳的土地,后来这块土地被分配给了 “纳贡人”,汉谟拉比便下令将幼格第姆沙运河旁的王室余地划拨给艾丁・加米尔作为补偿。
每逢大型公共工程,他会从各地统一征调劳力,曾命令辛・伊丁那姆将派来的 360 名劳工拆分,一半与拉尔萨本地劳工一同劳作,另一半编入哈布拉城的劳工队伍。甚至连地方神庙的账目,他都会定期审查,下令神庙官吏前往巴比伦当面呈报;他还规定,若商人赎回被俘的士兵而士兵无力支付赎金,便由地方神庙承担费用。通过对赋税、水利、土地、劳力乃至神庙经济的全方位管控,汉谟拉比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握在了掌心,到他统治的末期,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已经在两河流域牢牢确立。
随着帝国的统一,奴隶制私有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不同阶层、不同族群的人混居在同一片土地上,社会关系变得日益复杂。从乌尔第三王朝时代开始,以成文法典替代原始习惯法就已是各邦的共识,伊新、拉尔萨等城邦都曾颁布过自己的法典。汉谟拉比站在历代立法者的肩膀上,吸收了各邦的立法成果,又结合了阿摩利人传统的氏族习惯,主持编纂了属于巴比伦帝国的法典。大约在他在位的第 30 年,这部法典被刻在黑色的玄武岩柱上,正式昭告天下。
这根玄武岩柱高 2.25 米,上部周长 1.65 米,底部周长 1.90 米,石柱的顶端雕刻着太阳神与正义之神沙马什向汉谟拉比授予王权标的浮雕,象征着法典的神圣性与权威性。浮雕之下,是密密麻麻的楔形文字铭文,整部法典分为前言、正文与结语三部分:前言通篇宣扬王权神授的理念,历数汉谟拉比的文治武功;结语则告诫后世君王必须谨遵这部法典,违逆神意者必将遭受惩罚;正文共有 282 条条文,内容涵盖诉讼程序、盗窃惩处、军人份地、租佃雇佣、商业借贷、婚姻继承、伤害赔偿、债务规则、奴隶制度等方方面面,几乎覆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是人类古代历史上第一部保存较为完整的成文法典,如同一块凝固的化石,完整地封存了古巴比伦社会的全貌。
从法典的条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巴比伦社会森严的等级壁垒。整个社会被划分为三个阶层:阿维鲁、穆什根努与奴隶。阿维鲁是拥有完整公民权的自由民,这个阶层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既有坐拥大量土地与奴隶的大奴隶主,也有数量众多的中小奴隶主,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终日劳作仍难免贫困的下层自由民。
穆什根努则是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他们大多来自破产失地的公民,或是原本就不具备城邦公民身份的群体,“纳贡人” 便属于这一阶层。纳贡人的构成十分复杂,汉谟拉比之子萨姆苏伊鲁纳约公元前 1749 - 前 1712 年在位时,曾在诏令中提及,他要救援纳贡人,豁免伊沙库、牧民等群体的拖欠赋税,可见纳贡人中至少包括了佃耕王室土地的伊沙库、牧民以及其他劳动者。伊沙库以缴纳贡赋为条件从王室领取份地耕种,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不得随意更改 —— 汉谟拉比曾在诏令中明确规定,不得将伊沙库农民征召为里都士兵,因为他们的身份生来便是耕种者。古巴比伦的士兵分为里都与巴衣鲁,他们的地位与纳贡人相近,同属穆什根努阶层。
在穆什根努中,也有少数人凭借财富上升为奴隶主,但多数人仍处于社会的中下层。法典用明确的条文固化了不同等级的法律地位差异:倘若伤害了阿维鲁的眼睛或是骨头,施害者要遭受同态复仇的惩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若是伤害的是穆什根努的眼睛或骨头,只需赔偿一明那银子便可了事。一字之差,便将两个阶层的尊卑贵贱划分得清清楚楚。
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奴隶。在古巴比伦时代,王室掌握着数量庞大的奴隶群体,家境富裕的阿维鲁与穆什根努也大多拥有私人奴隶。奴隶的来源除了战争俘虏外,还有大量从外地贩卖而来的人口,奴隶买卖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的商业行为。法典规定奴隶一般价格是 20 舍克勒银子,但在实际交易中价格会因奴隶的年龄、技能而浮动:男奴最高价可达 90 舍克勒银子,最低价仅需 6 或 10 舍克勒;女奴最高价 84 舍克勒银子,最低价则只有 3 又三分之一舍克勒。
在法律的定义中,奴隶与牲畜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当然,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奴隶也有获得自由的可能。法典规定,为主人生有子女的女奴,主人死后应予释放;现存的泥板文书中也有记载,尼普尔的一名女奴以 10 舍克勒银子向恩都女祭司赎取了自由。但这样的案例终究只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奴隶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被奴役的命运。
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法典制定了极为严苛的条款:拐带、帮助奴隶逃跑或窝藏奴隶者,都要处以死刑;奴隶打自由民的嘴巴或不承认自己的主人,要处以割耳之刑。这些冰冷的条文,本质上都是在用国家暴力维护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将奴隶制的秩序牢牢刻在法律之中。
土地是古代社会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古巴比伦的土地制度同样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王室拥有大量土地,约占全国可耕地一半以上。相比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王室直接经营大型奴隶制庄园的模式,古巴比伦的统治者选择了更灵活的管理方式:他们将大部分王室土地划分成份地,分配给对王室负有不同义务的人耕种经营。
这些份地的持有者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祭司、商人、手工业者与各类公务人员,他们为王室提供相应的服务,份地便是他们的报酬。这类份地可以自由买卖,但买者必须接替卖者继续履行对王室的义务,其中的富裕者往往会雇佣劳力或是使用奴隶耕种土地,自己坐享其成。第二类是里都、巴衣鲁等士兵,份地是他们服役的报酬,这类土地严禁买卖。法典规定,如果士兵在服役中被俘,其子可接替父亲服役并继承份地;如果其子年幼,则由其妻领回份地的三分之一,抚养孩子。士兵放弃份地不再服役,三年之后不得领回原有份地。
士兵的份地始终与兵役义务绑定,是国家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第三类便是纳贡人,他们从王室地产领取份地,缴纳的贡赋约占土地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纳贡人的份地不得买卖,也不得由女继承人继承。士兵与纳贡人大多依靠自己和家庭成员耕种土地,基本上属于小生产者。
在王室土地之外,古巴比伦时期的土地私有制已相当发达。法典对属于阿维鲁个人土地的转让、出租、抵押、买卖都作了具体规定,甚至穆什根努等级中也有不少人拥有自己的私有土地 —— 法典明确提到,里都、巴衣鲁和纳贡人的 “田园房屋系由其自行买得,则彼得以之遗赠其妻,亦得以抵偿债务”。汉谟拉比曾亲自裁决过一起土地所有权纠纷,都尔・古尔古里城地区的一片土地,有文书记载早已让渡给乌埃阿・鲁・巴尼,汉谟拉比便下令地方官员将土地归还原主。国王亲自介入民间土地纠纷,足见国家对土地私有权的保护力度。
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带动了租赁与雇佣关系的全面普及。当时的租赁关系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租赁房屋、车、船、牲畜等生产生活资料,另一类则是租佃土地。大多数出租者都是阿维鲁阶层,法典的条文也明显偏向出租者的利益:租耕牛一年,租金为 4 库鲁谷,如果耕牛在租用期间死亡,租牛者要负责赔偿;租佃土地的地租一般标准是收成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如果遇上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歉收时,损失由承租者自行承担。这种私人租佃关系完全以契约为基础,不存在人身依附,远比纳贡人与王室的关系自由,但对于贫困的佃户而言,这份自由往往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 一旦年景不好,交不起地租的他们便会背上债务,一步步滑向债务奴隶的深渊。
雇佣关系同样建立在契约之上,雇主按契约付给不同劳动者不同的报酬。受雇放牧牛羊者,每年可得 8 库鲁谷物;雇佣耕者,每年应付给其 8 库鲁谷物;雇佣手工业者按日计酬,一般手工业者每日酬金 5 到 6 塞银子。各行各业的薪酬都被写进了法典,可见雇佣劳动在当时已经是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高利贷活动也愈演愈烈。法典规定,借贷和还债时需证人在场,贷谷利率为 33.3%,贷银利率为 20%。如此高昂的利率,如同沉重的枷锁压在贫困自由民的身上。租赁、雇佣与高利贷的盛行,不断加剧着自由民内部的贫富分化:少数人凭借财富与权势积累土地与奴隶,跻身奴隶主阶层;多数人则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不断破产,最终因无力偿还债务沦为债务奴隶。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也为了保证国家的税源与兵源,法典对债务奴役做出了一些限制性规定:比如达木卡大商人以不足重量的秤或不足量的量器贷出谷物或银子,以逾量的秤或逾量的量器收进,应丧失其全部债权;自由民以其妻或子女抵债,服役期限为三年,第四年应恢复其自由。这些条款并非出于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因为沦为债务奴隶的自由民多半是本邦人,过度的压榨不仅会激化阶级矛盾,更会让国家失去纳税与服役的人口。但这些有限的限制,终究无法阻挡自由民分化的历史趋势。
汉谟拉比一手缔造的统一帝国,看似强盛无比,实则根基并不稳固。被征服地区的反抗从未停止,各阶层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到他的儿子萨姆苏伊鲁纳统治时期,积压的矛盾终于全面爆发:乌尔、乌鲁克、伊新等南部城邦相继爆发大规模暴动,奴隶逃亡的现象日益严重,下层自由民反抗债务奴役的斗争更是风起云涌。为了平息动乱,萨姆苏伊鲁纳被迫宣布解负令,毁除军曹、穆什根努和巴衣鲁欠债的泥板,以此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就在内部动乱不休的时候,外部的威胁也在步步紧逼,东部山区的加喜特人这时也开始侵袭巴比伦。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古巴比伦王国一步步走向衰落,约公元前 1595 年,被北方入侵的赫梯人所灭。
古巴比伦王国的统治落幕了,但苏美尔人与巴比伦人创造的文明火种,却从未熄灭。从苏美尔城邦时代到巴比伦帝国,数千年间,两河流域的先民们在文字、文学、科学、建筑与艺术领域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构筑了古代西亚文明的基石。
文字是苏美尔人最伟大的文化成就之一。早在乌鲁克文化期之初的文物上,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图画文字,这些文字兼具图画与线形符号的特征,说明文字的萌芽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到捷姆迭特 - 那色文化期,图画文字逐渐发展成为苏美尔语的表意文字,人们将一个或几个符号组合起来,表示一种新的意思:代表 “口” 的符号,可以用来表示动词 “说”;代表 “眼” 和 “水” 的符号组合在一起,则表示 “哭”。
在此基础上,表意文字又逐渐发展出表音功能,一个符号可以表示若干发音相同的字,比如 “箭” 和 “生命” 发音同为 “提”,两者都用 “箭” 的符号表示。为了解决一字多义带来的使用不便,人们又在文字符号前加上一些限定性的部首符号,比如在人名符号前加上特定标识,便表示这是男人之名。经过漫长的演变,一套完整的苏美尔语文字体系最终基本完备。这种文字是用削成三角形尖头的芦苇秆、骨棒或是木棒当笔,刻在湿润的泥版上的,落笔之后自然形成楔形的笔画,因此被后世称为楔形文字。
苏美尔语楔形文字对西亚许多民族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阿卡德人、阿摩利人、亚述人、埃兰人、赫梯人、胡里特人、米坦尼人、乌拉尔图人等,都对楔形文字略加改造来表达自己的语言,腓尼基文字也含有楔形文字的因素。可以说,楔形文字是古代西亚各民族共同的文字源头,是连接整个西亚文明的精神纽带。
文字的成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载体。苏美尔・巴比伦文学作品多是宗教神话和史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吉尔伽美什史诗》。在这首史诗中,乌鲁克城邦首领吉尔伽美什被描绘为一个半人半神的英雄,他骄傲暴戾,引起诸神不满。诸神创造巨人恩奇都去惩罚他,两人却在决斗中惺惺相惜,成了生死挚友。
此后,吉尔伽美什改恶从善,为民除害,立下许多功绩。他的英雄行为引起女神伊斯塔尔的爱慕,但他拒绝了伊斯塔尔的求爱,因此触怒诸神。诸神用夺取恩奇都生命的办法来打击他,吉尔伽美什为朋友的死悲痛欲绝,决心去寻找长生不死之方。他历经千难万险,得到了永生的仙草,可在归途中,仙草却被蛇偷吃,最终只能无功而返。这首史诗生动地反映了人们探索生死奥秘这一自然规律的愿望,也表现了人们反抗神意但最终难免失败的悲剧色彩。它起源于苏美尔时代,经历代人们传诵,至古巴比伦时期才编定成书,现存的版本则是亚述帝国时期的抄本,跨越了数千年的时光。
除了英雄史诗,苏美尔・巴比伦文学中也不乏直面社会现实、充满批判精神的作品。古巴比伦时期的《咏正直受难者的诗》便是其中的代表:诗中的主人公对神明与国王满怀虔诚,一生行善,却始终命运多舛,屡遭磨难。痛苦之中,他开始质疑神的公正,发出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邪恶的事物” 的追问,感叹 “在人看来是好事,而神却认为是恶;人所认为是坏事,而对神来说则是善,谁能了解天上诸神的意旨呢”。
这样的诗句,道尽了底层民众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也暗藏着对传统宗教信仰的叛离倾向。另一篇作品《主人与奴隶的对话》则更为尖锐,作品通过主人与奴隶之间十二个问题的对答,展现了两个阶级的对立:奴隶起初对主人提出的要求,只是顺从地回答 “是的,我的主人”,到最后却敢于公然嘲讽主人,发出 “谁能高得走上天,而谁又能把大地填满呢” 的质问。当主人威胁要杀死奴隶时,奴隶针锋相对地回答:“我死了以后,你也活不到三天”。短短几句对话,便将奴隶主阶级的贪婪本性与奴隶敢于反抗的勇敢精神刻画得入木三分。
农业生产的需求,推动着古代两河流域的人们不断探索自然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知识。为了准确安排农时,苏美尔人很早就注意观察天象,当时天文学与占星术混在一起,由祭司掌管,许多神庙内都设有观象台。
苏美尔人根据月亮运行的规律制定历法,以月的圆缺周而复始为一个月,一年分为 12 个月,6 个月每月 30 天,另 6 个月每月 29 天,全年共 354 天。这样的历法比太阳年短了 11 天多时间,于是人们便通过设置闰月来补足差距。苏美尔人置闰月尚凭经验,乌尔第三王朝时,有一年曾置 3 个闰月,说明此前已有很长时间未置闰月。到古巴比伦时期,置闰月已有了一定的规律。古巴比伦人已能将行星和恒星区分开来,并且知道火、水、木、金、土五大行星的运行轨道;他们观察出太阳在恒星背景上的视运动轨道 —— 黄道,依黄道上各星座代表的地段划出太阳在一年十二个月所处的位置,即黄道十二宫。古巴比伦时期的文献中,还记载了对流星、彗星等星变异象的观察,许多观测数据的精准程度,令后世学者都惊叹不已。
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数学知识同样达到了古代很高的水平。苏美尔人采用 10 进位和 60 进位记数法,他们运用六十进位计算时间和圆周,将圆周分为 360 度,时间 1 小时为 60 分,1 分为 60 秒,这套计量方式一直沿用至今。古巴比伦数学家已经掌握了四则运算,能求出平方根、立方根,解出三个未知数的方程式。在几何学方面,他们知道运用勾股定理,能计算长方形、三角形和梯形的面积,并且将这些方法结合起来计算不规则形状的面积,他们还算出圆周率为 3,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在建筑与雕刻艺术领域,苏美尔人与巴比伦人同样达到了古代世界的顶尖水平。塔庙是苏美尔建筑的典型代表,它是建筑在层级高台上的神庙。苏美尔人习惯在旧神庙原址上建新神庙,由于历代续建,神庙地基变成了越来越高的高台,最终形成了阶梯状的塔庙建筑。苏美尔的每一座城市都建有塔庙,它是城市中最核心的宗教建筑。
其中最著名的乌尔大塔庙共四层,底层面积为 61 米 ×45.7 米,以上各层面积逐渐缩小,有一宽大的梯道从底层直通顶层,梯道中央有一亭阁与两边横的梯道相通。各层表面依次铺以黑色、红色、青色和白色的砖块,分别代表阴间、人世、天堂和太阳,顶层上建有一座庄严肃穆的殿堂。塔庙的装饰也极为精美,墙面的扶垛组成垂直的凹凸形直线,门洞为拱形设计,这些装饰技术日后成为两河流域建筑的重要特征。
古巴比伦时期的建筑成就突出表现在王宫建筑方面,古巴比伦王国的王宫历经战乱破坏,遗址又因地下水位较高无法发掘,具体情况尚不清楚,但同时期的马里王宫却提供了很好的参考。马里王宫面积达 24000 平方米,各种大厅和房间 600 余间,厅房的墙壁大多饰以彩色壁画,表现征战、狩猎、献贡以及宫廷生活等方面的题材,王宫大院遍植奇花异草,景色秀美。这座宏伟富丽的王宫,充分展现了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智慧和技能。
苏美尔・巴比伦的雕刻艺术有着鲜明的典型风格。苏美尔雕刻表现手法比较刻板,人物一般呈静态姿势,但苏美尔艺术家也注重用宝石镶嵌眼睛,让人物面部仍富有传神的表情。著名的《安纳吐姆鹫碑》便是其中的代表,碑上的浮雕描绘了拉伽什王安纳吐姆率军征战的场面,安纳吐姆形象高大,面部和眼睛表现坚毅有力,显示出王者英武雄伟的气派。古巴比伦时期的雕刻已具有丰富的表现力,《汉谟拉比法典》上的浮雕便是最好的例证:沙马什神面目线条朴实有力,表现出庄严肃穆的神情;站立着的汉谟拉比,面目和身态刻画得虔诚而坚定。这种刚劲、朴厚的艺术风格,为以后两河流域雕刻艺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苏美尔城邦的星星之火,到古巴比伦帝国的恢弘盛世,两河流域的文明在数千年间不断积淀、传承与发展。它的文字被众多民族借鉴改造,它的法律成为后世立法的重要蓝本,它的科学知识开启了人类系统探索自然的先河,它的建筑与艺术风格影响了整个西亚地区。苏美尔・巴比伦文化对古代西亚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如同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河水一般,始终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静静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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