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下葬那天,我站在人群后排,听见前面有人小声嘀咕:“要是当年他肯听劝,把胃切了,现在说不定也跟我爸一样在带孙子。”

说话的是小赵,老周的儿子。他这话没对着谁,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我听着心里堵得慌,没接茬。

因为五年前,单位体检报告出来那天,是我陪老周去的医院。也是我,站在走廊里,听他跟家里人打电话,说“先不切,先喝中药试试”。

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一念之差,会把两个人推到完全不同的岸上。

我叫李卫东,今年五十六,在区里的市政养护所干了快三十年。说好听点是工程科的老同志,说直白点,就是管修路的。所里一百来号人,谁家什么情况,不用特意打听,食堂里坐两顿就都知道了。

老周比我大三岁,叫周德海,是仓库保管员。人瘦,嗓门大,爱开玩笑。他那个仓库其实就是两间平房,堆着沥青桶、铁锹、安全锥。夏天一股胶味,冬天冷得伸不出手。他在那儿一待就是十几年,每天骑着那辆二八大杠来,车后架上永远绑着一个不锈钢保温杯,里头泡着浓得发黑的茶。

另一个是陈建国,财务科的,比我小一岁。他走之前在办公室里最常做的事,就是把报销单一张张摊在桌上,拿计算器摁得噼里啪啦响。谁多贴了一张打车票,他都能给你退回来,附一句“李工,这张没签字”。人抠,但抠在明面上,大家嘴上骂他,心里其实服。

老周跟陈建国本来没什么交集。一个管铁锹,一个管票据,八竿子打不着。偏偏那年单位组织体检,医院新上了一台胃镜设备,所里为了完成体检指标,把四十岁以上的全拉去做了无痛胃镜。

排号排到同一拨。

那天早上我开车,顺路捎了老周。陈建国自己坐公交来的,在医院门口碰见,三个人还一起在路边早点摊吃了包子。老周吃了仨,陈建国只喝了一碗小米粥,说胃不得劲。

我当时还笑话他:“你那胃是让你抠出毛病来的,舍不得吃舍不得喝。”

陈建国摆摆手:“你不懂,我这叫养生。”

检查结果三天后出来。所里派我去取的报告,因为那天正好我去市里送材料,顺路。我在医院档案室拿了一摞信封,在车上就拆了。

拆到老周那份,我手停了一下。上面写着“胃窦部低分化腺癌”,建议进一步诊治。

我心里咯噔一下,又去翻陈建国的。一样的病,位置不同,写着“胃体小弯侧腺癌”。

我在车里坐了好一会儿,大冬天的,手心出汗。两份报告放在副驾驶座上,我看了半天,觉得自己像揣着两颗雷。

我先把陈建国约了出来。下班以后,我没在单位说,怕传开。我俩在单位后门那条小路上走,我把报告给他。

他没接,先是问:“严重吗?”

我说:“医生建议尽快手术。”

他接过报告,站在路灯底下看了足足两分钟,然后掏出手机给他老婆打电话。就说了三句话:“结果出来了,是癌。医生让切。你明天请假,咱俩去省院挂个号。”

第二天他就去省院了,第三天住院,第五天手术,切了三分之二的胃。利落得像他做账,一笔一笔,清清爽爽。

老周那边,就麻烦多了。

我拿着报告去仓库找他。他正蹲在地上清点新到的反光背心,听我说完,站起来,把手上灰在裤子上蹭了蹭,咧嘴笑了一下:“你别吓我,我一点感觉没有,吃嘛嘛香。”

我说:“周哥,这东西不等人,你得赶紧去大医院。”

他把报告翻来覆去看了几遍,问了一句让我当时没法回答的话:“切了,我以后还能干重活不?”

我说不知道,得听医生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回去跟你嫂子商量商量。”

这一商量,就商量出了岔子。

老周的老婆王桂英,在街道边上开了个小卖部,卖烟酒饮料,也代收快递。人精明,能说会道,但偏偏在这件事上,信了另一条路。

后来我才知道,王桂英有个表姐,在邻市开了个理疗馆,认识一个姓邱的“老中医”。说那老头治好过好几个癌症,吃他的药,不用开刀,不伤元气。

老周被领过去看了一次。回来跟我说,邱大夫说得有道理——“胃是后天之本,切了就没了。你这肿瘤没扩散,慢慢化掉就行。”

我问他:“那邱大夫看过你的病理报告没有?”

他说看了,还说他这个类型“长得慢”。

我当时在仓库门口站着,冬天的风从门缝往里钻。我盯着他,说了一句挺重的话:“周哥,长没长慢,你拿什么量?你这是拿命跟人家赌。”

他没恼,反而拍拍我肩膀:“卫东,我心里有数。陈建国切了,你看着吧,他后半辈子得吃流食,啥也干不了。我先把中药吃上,不行再切呗。”

“不行再切”这四个字,我后来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心口发紧。癌这个东西,你说“不行再切”的时候,它可没打算原地等你。

陈建国出院以后,瘦了二十多斤。我去他家看过一次,在六楼,没电梯。他老婆给我开门的时候,手里还端着一碗粥。陈建国靠着沙发坐着,面前的小茶几上摆着好几个药盒,还有一个巴掌大的本子,上面记着每顿吃了多少克、几点吃的、拉了没有。

他苦笑:“我现在跟个记账本似的,啥都得记。”

我说:“值不值?”

他放下本子,看了我一眼:“李工,我闺女还没出嫁,我得把这关过了。”

话就这么一句,我听着比什么都有劲。

陈建国回来上班以后,变了个人。以前抠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现在食堂打饭,偶尔还多加个鸡腿,说医生让多吃肉长体重。以前不爱跟人搭话,现在见谁都说:“查了没?没查赶紧去查,四十岁以上做胃镜,别心疼那几百块钱。”

大家一开始嫌他烦,后来被他念得没办法,又有两个人去做了胃镜,其中一个查出早期息肉,当场就切了。

老周那边,中药一喝就是大半年。一开始他还挺得意,说感觉挺好,饭量没减,人也没瘦。王桂英逢人就讲“还是保守治疗稳妥”。

但我中间去过一趟仓库,正好看见老周在吃午饭。他那个搪瓷碗里,是半碗面条,拌着一点酱油。他吃得慢,吃了两口就把碗推到一边,说“不太饿”。

我问:“饭量不行了?”

他说:“天热,没胃口。”

可那是三月份。

到了夏天,公司组织到仓库盘点物资,我进去的时候他正靠在椅子上,脸色发黄,裤腰带松了一个扣眼。他还跟我开玩笑:“减肥成功了。”

我没笑。我说:“周哥,去查查吧。”

他说:“上礼拜刚去邱大夫那儿拿了新方子,他说这是在排毒。”

那天盘完物资,我出来给陈建国打了个电话,把老周的情况说了。陈建国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李工,你帮我带句话给他,就说我请他吃饭,地方随便挑。”

我说他未必肯出来。

陈建国说:“你跟他说,我不劝他做手术,就吃饭。”

后来那顿饭真约上了,在单位对面一家饺子馆。陈建国没点饺子,点了几样软和的菜,自己吃得很慢。老周来了,看见陈建国,愣了一下——那会儿陈建国比老周瘦得更厉害,但脸色比老周好。

老周坐下第一句话是:“你受了不少罪吧。”

陈建国说:“受罪是真的,但罪受完了,人还在。你那药,喝着有用吗?”

老周低头夹了一筷子菜,说:“有点用吧。”

陈建国没再往下问,只是把自己的病历调出来给他看,说:“我当时也怕,怕切了以后啥也吃不了。现在你看见了,我还能吃饺子,就是得少吃几个。”

那顿饭吃了不到四十分钟,老周全程没怎么动筷子。

第二天,王桂英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不太好,说:“卫东,你是好意我知道,但你跟建国这么一劝,老周回来一宿没睡好。他现在吃药吃得好好的,你们别老吓他。”

我在电话这头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最后只讲了一句:“嫂子,我不是吓他,我是怕以后没机会跟他吃饭了。”

王桂英在那头顿了顿,说:“行了,我知道了。”挂了。

到了第二年开春,老周明显撑不住了。他不再骑自行车,改坐公交来单位,走路的时候手总捂着肚子那块。仓库的活基本干不了,单位把他的岗位调到了门卫室,坐岗。

有一天中午我去门卫室拿快递,看见他坐在椅子上打瞌睡,面前摊着一份报纸,旁边放着一袋中药冲剂。他人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

我把他摇醒,问他:“去医院查了没?”

他说:“查了,邱大夫说肿瘤小了一点。”

我没信,但我没法跟他争。那时候他已经认准了这条路,你再说别的,他就觉得你在咒他。

第三年秋天,老周彻底没来上班了。单位办了病退。我去他家看过一次,王桂英在门口迎我,眼睛红红的,拉着我到楼道里说,老周开始疼了,吃不下东西,只能喝点米汤,人已经下不了床。

“邱大夫那边还说什么?”我问。

王桂英嘴一瘪:“上个月去找他,他说是正常的排病反应,让加大药量。老周喝了两天,吐得不行。后来去了区医院,医生说……说已经扩散了,肝上也有,腹腔也有。”

我站在楼道里,看着楼上邻居晾的衣服往下滴水,问了一句憋了三年的话:“当时为什么不切?”

王桂英低着头,好一会儿才说:“他怕,怕下不了手术台,怕以后干不了活。我也怕……那会儿觉得开刀多伤啊,能不动刀就不动刀。谁知道……”

谁知道。

第四年刚过完元旦,老周走了。追悼会是在殡仪馆一个小厅办的,单位去了二十来个人。陈建国也去了,他站在老周的遗像前鞠了三个躬,退出来的时候眼圈通红,跟我说了一句:“李工,我要是当时再狠一点劝他……”

我说:“你劝过了,我也劝过了。”

他摇头:“劝归劝,没把他拉去医院,就是没劝到位。”

其实我心里清楚,这事怪不得谁。老周自己拿的主意,王桂英也是顺着他的。人到了那个份上,谁都想找一条不用挨刀的路。但癌不长眼睛,它不管你怕不怕。

陈建国今年是术后第七个年头了。我现在隔三差五在单位食堂碰见他,他还是那个样,打饭的时候盯着菜盆,挑瘦的不挑肥的,每顿定量。他闺女去年结的婚,他去送亲,回来给我们看照片。照片里他穿着深色西装,瘦是瘦,但笑得牙全露出来了。

前一阵我碰见他抱着个孩子,在小区门口溜达。是他外孙女,刚会走。他一手扶着孩子的胳膊,一手拎着个保温杯,走得挺稳。

我从后面叫了他一声,回头看见我,乐了:“李工,你看我这身体,带不带得动外孙女?”

我说:“你那是拿半个胃换来的。”

他哈哈笑,笑完认真地说了一句:“值。当时也怕,但怕也得做决定。”

老周的坟我去年清明去过一次。在一片山坡上,土黄色的坟包,草已经长得很高了。我站了一会儿,想起那年冬天在仓库里,他说“不行再切呗”那个表情,还带着笑。

我到现在也没想得太明白,一个人面对这么大的病,到底该听身体的,还是该听心里的怕。但我知道一件事:陈建国每年单位组织体检,都第一个去,比谁都积极。

上个月体检回来,他路过我办公室,探头进来说:“李工,你胃镜做了没?”

我说做了,有点浅表性胃炎。

他点点头:“没事,别拖。”

说完就走了,手里拎着他那个旧铝饭盒,走道上还回头喊了一声:“下礼拜我外孙女过周岁,食堂订的包子,你记得来吃。”

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有时候就是在一件事上做了个不一样的决定,往后所有的日子都不一样了。

老周没等到带孙子那天。

这话我没敢当着小赵说。那天坟前他蹲在地上烧纸,风把纸灰吹起来,落在他肩膀上,他拍了拍,站起来,对着墓碑说:“爸,放心吧,我妈我照顾着呢。”

我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座坟。风挺大,草压下去又弹起来。我心想,要是当年老周也像陈建国那样,一起去省院挂个号,现在说不定也在哪个小区门口抱着孩子溜达呢。

可这话说再多也没用了。

回到单位,食堂门口贴着新一年的体检通知,还是那家医院。小赵正好来交材料,看见了,问我:“李叔,这胃镜是不是特难受?”

我说:“难受。但比那事儿强。”

他愣了愣,没接话,把材料放下就走了。

我坐回办公桌前,把体检通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心想这回得盯着点,四十岁以上的那几个人,一个也不能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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