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梁小梅,今年34岁,广西柳州人,在市里一家医院的急诊科当护士。我和丈夫阿勇结婚十年,女儿八岁,读二年级。阿勇开货车,跑市内配送。他这个人,账算得细,碰上事也容易往坏处想。去年三月,我被一根用过的针刺伤。那位病人的病历上,写着艾滋病病毒感染。我按流程吃药、抽血,没敢告诉阿勇。那一年,我见着肉就想吃,体重从105斤涨到了140斤。阿勇问过我好几回,我都拿夜班挡过去。事情要从那天交班说起。
我和阿勇是2015年认识的。那会儿我刚进急诊科,他给医院送桶装水。一桶十九升,他扛到护士站门口,肩上压出一道红印。我说:“放这儿就行。”他把桶往里挪了半步。“挡着你们推车了。这里行不?”这人话少,眼睛倒细。后来结婚,他也这样。女儿发烧,他先找体温计,再问我该不该去医院。买菜多花了十块钱,他能记两天。
去年三月那天,抢救室来了个喘得厉害的病人。我给他处理用过的针具。手套上突然扎出一个小点,左手食指疼了一下。我低头看,渗了血。旁边的护士小岚一把接过我手里的托盘。“快去冲,别杵着。”我冲洗、报告,去做暴露评估,当天就开始吃阻断药。医生说,药要按时吃满28天,后面还得按安排复查。他没有叫我吃肉,也没说吃肉能防感染。这话我听明白了。
可我出了诊室,还是拐进了医院后面那家烧腊店。点了双份叉烧,又加一只卤鸡腿。药吃下去,胃里翻得难受。我嚼着肉,心里才稍微稳一点。真没啥道理。我就是想吃,想把那点慌压下去。那晚阿勇来接我,我把药袋塞进工作包最里层。他问:“又没吃晚饭?”我说吃过了。他看着我嘴角那点油,笑了一声,没再问。
头一个月,家里还过得去。我吃药犯恶心,阿勇以为我夜班累,煮了一锅番茄面,给我那碗多卧了个蛋。女儿写作业,他坐在旁边削铅笔,削坏两支,还嘴硬:“第三支肯定好。”我去复查那天,他正好要送货到医院附近,顺手把车停在路边,给我递来一袋洗好的葡萄。我没敢当着他的面进感染科,只说去领夜班补贴。他嗯了一声,叫我别忘了吃。
药吃完后,我的胃口慢慢回来了。那阵子每次等结果,我还是爱去买肉。小岚见我端着一大盒烧肉,拿筷子敲敲桌沿:“你把青菜也夹两口嘛。”她知道我怕,没当着别人提那根针。有回我女儿见我啃排骨,把骨头摆成一排,说要给它们点名。我笑得呛了一下。阿勇赶紧把水杯推过来,手掌在我背上拍了两下。那时我真想说了。可他刚放下杯子,又念叨隔壁楼有人得病,整栋楼都传开了。我捏着杯把,话又咽回去。
先是买菜的钱。一个周六,阿勇翻到我手机上的付款记录,手指停在烧腊店那笔上。86块。他把屏幕朝我转过来:“一顿饭,吃这么贵?”我正拆外卖盒,筷子悬在半空。“我自己挣的钱。”他把手机放下:“房贷也得还嘛。”我知道他那个月少跑了两趟车,没跟他争。可那盒肉,我端到厨房才吃,凉了也没热。
没过几天,我上夜班前切了半盘牛肉,留给女儿拌饭。阿勇看见我往碗里又添两片,夹菜的手停了停。“你这胃口,收一收咯。”女儿替我数:“妈妈只夹了两片。”他给女儿添了勺饭,说:“我是怕她吃坏身体。”我没吭声。上班换衣服时,工作裤的扣子绷得紧。我站在更衣柜前吸了口气,才把它扣上。回家路过药店,我买了条软尺,塞在包底,一直没拿出来量。
到了复查那天,我在医院排队,阿勇连打三个电话。我怕在候诊区说漏嘴,走到楼梯间才接。他问我在哪儿,我说科里临时开会。电话那头有装货的响声。“你们开会还排号?”我这才看见,手机上有条扣费提醒,备注是门诊挂号。阿勇管着家里的账,提醒也会发给他。我扶着楼梯扶手,说同事借我挂号。他没接话。那天结果出来,医生说目前检查没发现感染,叫我照安排做后续随访。我把纸折了四折,夹进护士证里。回到家,阿勇问同事看了什么病。我随口编了个胃疼,连自己都嫌假。
女儿生日那周,我买了两斤排骨,想炖给她吃。阿勇在厨房门口站着,忽然问:“你是不是有事瞒我?”我拿勺子撇浮沫,说没有。他把围裙从钩上扯下来,搭在椅背。“钱一笔一笔花,问一句也不讲。你叫我怎么想?”他跑车常在路上吃冷饭,月底还要凑房贷。我晓得他心里堵。可那天女儿就在客厅拆彩笔,我怕他接着问,便说:“菜要糊了,你出去先。”他真出去了。锅盖边滴着水,我盯了半天,才想起火还开着。
再往后,他看我的眼神也变了。我下班去买卤味,他不再问买了什么,只把小票压在桌角。有晚我趁女儿睡着,拿出复查单,想看看下次日期。他推门进来,我一急,把单子反扣在桌上。他伸手去拿,我压住纸边。“给我看看。”我说:“医院的事。”他松开手,退到门口:“好,你们医院的事。”那句“你们”说得轻。我等他走了,才发现纸被我攥皱了。第二天上班,我把单子带走,再没放在家里。
今年三月,我去做最后一次随访检查。结果仍是阴性。医生把报告递给我,指着结果说:“按这次评估,你不用再为那次暴露查了。”我坐在诊室外的长椅上,拍了张照片,还是没发给阿勇。瞒了一整年,忽然不知道从哪句说起。回家后,女儿在阳台写字,阿勇拿着我的旧工作包站在客厅。他找车钥匙,摸到了最里层那张发皱的用药告知单。
他指着上面的字问:“艾滋病暴露?谁的?”我说:“我的。去年被针刺了。”他脸一下白了,转头看向阳台。“你抱了她一年!”我把女儿的房门轻轻带上,叫他小声点。他攥着那张纸,手背的筋都鼓起来。“我天天在外头跑车,晚上回来就想家里安稳点。我连怕都不能怕?”我说能怕,随即把手机里的检查结果给他看。他盯了好一阵,又问:“那你为啥吃了一年肉?”
我说:“药只吃了28天。后头是我自己怕,见着肉就买。吃肉没用,我晓得。”他说我拿他当外人。我没躲。“我瞒你,是我不对。可你怕,也别拿女儿跟我隔开。”他当场要送女儿去我妈家,等他再找人问清楚。我拦住了门:“她不用躲我。你不信我,就跟我去问医生。”女儿在房里喊爸爸,说有个字不会写。阿勇没去。他把告知单放在桌上,坐了很久。
第二天,我请小岚替我换了两个小时的班,带阿勇去了门诊。医生看过记录和报告,跟他说了那次暴露的处理,也说日常抱孩子、一起吃饭不会把病毒传给家人。况且我的随访结果是阴性。阿勇听完,又问了一遍女儿要不要检查。医生说不用。他点头,把那张被揉过的告知单抹平,装进文件袋。出门时他说:“你早讲一句,我也不至于瞎猜一年。”我回他:“你先问一句,我也许早讲了。”这话谁都没再接。
到家我把文件袋收进抽屉,叫女儿出来吃饭。阿勇给她盛饭,给我夹了块排骨,又放下筷子。我跟他说:“我不想再编话,也不想她因为这事躲我。往后有事,我会讲。你有疑问,直接问我。”他应了声好,没再劝我多吃。我也没再添第二碗。上周称过,我140斤,一斤没少。这事急不得,我先把工作裤换了条合身的。旧的洗干净,叠在柜子里。
今早出门,阿勇把车钥匙拿走,又折回来。“你复查的东西,还要带吗?”我说不用了。他站了一会儿,问今晚买什么菜。我看了眼钟,离交班还有二十分钟。“买点青菜。肉也买半斤,女儿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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