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成,三十四岁,安徽阜阳人,在加纳库马西一家中资物流公司开叉车。妻子在老家做服装店收银,女儿六岁,读一年级。我出去打工第三年,跟当地姑娘阿玛睡了。那天之后,她舅舅和两个表兄把我拦在院里,不让我走。事情说出来不好听,可前头后头都是真的。先说我怎么认识她,得从公司后门那家修车铺讲起。
那年四月,我的叉车轮胎漏气,车队长让我把车开去修。阿玛在铺子旁卖烤玉米,见我掏错了钱,把多找的零钱递回来。
“你给多了,拿回去。”
“我看不懂这个纸币。”
“那就慢慢看。别让人骗了。”
她说话快,笑起来一边脸先起褶子。我常去修车,也常在她摊上买玉米。她问我中国有几个季节,我问她会不会修叉车。她说不会,倒会算账。我心里想,这姑娘挺直。
一个周六,她收摊后陪我走到宿舍门口。她没进屋,只站在铁门外。
“我喜欢你,想跟你睡。”
我愣了下,问她:“你晓得我有老婆?”
“晓得。你没答应我结婚,我也没说要嫁给你。”
我说我不想骗她。她点点头,说她也不打算瞒家里。那晚我们去了我租的单间。第二天,她把话说得更明白:她母亲欠着诊所的钱,她想攒钱搬去城里开个小发廊。她不想嫁给邻村那个男人,也不想跟我去中国。她说:“你别拿钱买我,也别答应你做不到的事。”我听明白了,还是把她留下了。
头两个月,彼此都没为难谁。
她给我带过一把辣椒,说看我吃饭没滋味。我用旧木板给她摊位钉了个挡风架,钉歪一颗,她笑我手比车还笨。周末我去她家吃过一次烤鱼,她母亲把鱼肚子夹给我,阿玛抢回去,说我不爱吃刺。
后来我帮她把摊位的雨布换了根绳。她摸摸结头,说:“这回不漏了。”我听着心里舒坦。那阵子我也有私心,觉得她待我好,我就能把家里的事先搁一搁。妻子打电话时,我说仓库忙,挂得比从前快。
味道是慢慢变的。
有天晚上,阿玛来我宿舍,手里捏着一张诊所账单。她把纸放在桌上,手指压着最下面一行。
“我妈还差八百塞地。”
我把账单推回去:“我这个月也紧。”
她没吵,收好纸走了。过两天,我还是给她转了钱。发工资后剩下的数,我记在手机备忘录里,心里有点堵。又觉得不该计较,转头就把那页删了。
后来她摊子被人收了占地费。她来仓库找我,站在铁网外,手上还沾着炭灰。
“你们车队还缺打扫的人吗?”
我问车队长,给她找了个临时活。她每天收工后帮着扫装卸区,拿一份工钱。我以为这样挺好,起码她能自己存钱。可有一回发工资,她把钱折两折,直接塞进我口袋。
“先替我放着。”
我把钱掏出来还她:“你自己留。”
“你不信我?”
她脸一下沉了。我没再争,还是把钱收了。晚上记账时,我把她那份单独记了一栏。看到那行数字,我有些烦。也有点得意,觉得她总归还是信我。
她家里开始常来人。表兄科菲来得最多,每次都坐在门边,不喝水,也不看我。他不喜欢我,我看得出来。他母亲身体不好,家里两个孩子还在读书,他在市场搬货,收入不稳。这些话,还是阿玛告诉我的。
一次他拿着一张手写的欠条,叫我去她家。我到了才知道,阿玛之前用我的名字跟舅舅借过钱,说我会还。她站在门廊下面,低着头,拇指一直抠指甲边。
“我没答应替你借钱。”
“我以为你会帮我。”
科菲把欠条递给我:“她妈要看病。我们没别的法子。”
我把纸推回去,说欠多少我可以帮一次,但以后不能再用我的名字。科菲皱着眉,半天才说:“我家也不容易。舅舅的腿坏了,搬货的钱断了。我们不是想占你便宜。”
这话我信。可那晚上我还是没睡好。账单、欠条、工资,我一样样翻出来看,像在对一笔我不愿认的账。
我想回家一趟,阿玛说想跟我去机场送行。临走前她问我,能不能把她的几箱东西放在我房里。我说可以。箱子里有衣服、吹风机和两把剪刀,还有一本写满客户名字的小本子。我问她是不是准备开店,她说:“我得先把路留着。”
那时我没多想。出发前一天,我妻子打来电话,女儿在旁边问我带不带彩色铅笔。我说带。挂了电话,阿玛坐在床沿,抬手给我抹掉衣领上的灰。
“回去别跟她说我。”
我说这话轮不到她安排。她没反驳,只把剪刀放回箱子。我心里发硬,觉得她要我瞒着家里,又要我替她把东西看好。可我也没把箱子推出门。
事情就落在那一天。
我请了半天假,打算去办签证材料。阿玛说她舅舅找她,让我陪她走一趟。车开到她家附近,她让我先进去坐会儿。门刚关上,科菲就把门闩插了。
两个表兄站在我两边。一个抓住我的胳膊,另一个拿走了我的手机。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欠她家的钱。”
阿玛坐在桌子旁,脸白得很。桌上摆着那张欠条,旁边还有一张我签过字的收据。我认得自己的签名。那是我替她领临时工资时签的,收据上却多了一行字,说我承诺承担她母亲的医疗费和婚礼费用。
我说我没答应过婚礼。科菲说,家里人都当我会娶阿玛。她跟母亲说过,我要留下来照顾她们。她舅舅才肯借钱,也才让她继续去仓库上班。如今我准备回国,借款没还,阿玛也没了工作。按他们的说法,我不能就这么走。
我这才明白,他们把我关在院里,不是因为我睡了阿玛,也不是因为我碰了她。是那笔借款和那句没说过的婚约。可他们认定我跟阿玛在一起,就该替她家担起来。
科菲把门钥匙攥在手里,声音发哑。
“我妈躺着,药也快断了。我不是要害你。”
我看着阿玛:“你跟他们说过我要娶你?”
她没看我,只说:“我说你会帮我。家里没钱,我怕他们不让我去上班。”
我气得手心发麻,还是压着声音。
“我睡了她,是我自己的错。欠的钱我能核清。没答应的婚,不能算在我头上。”
这话说完,屋里静了几秒。科菲把门钥匙放在桌上,但没开门。
我给公司司机打电话,让他带着翻译和当地警员来。等人到时,我没有动手,也没骂人。警员把欠条和收据带走核对,确认那行婚礼费用不是我写的。借款倒是真的,阿玛也承认是她借的。她家人把我放了,手机还给我时,屏幕裂了一道。
我离开她家那天,没有立刻去机场。我先回宿舍,把她的箱子搬到门外。阿玛站在走廊尽头,手里拿着那把旧吹风机。
“你要走?”
“我得回家。钱我认一部分,婚约我不认。”
我让翻译陪我去银行,按诊所账单付了三百塞地。那是我愿意出的数,也是我能承担的数。其余借款由阿玛和舅舅自己核。她没哭,我也没再说软话。
我回家后,跟妻子把事情讲了。她听完没问我细节,只把女儿的彩色铅笔放进抽屉。
“你该说实话。别再让我猜。”
我点头。那段日子,我睡得不踏实,工作也老出错。后来我跟公司申请调去另一处仓库,工资少了些,省得天天绕过她家那条路。走的时候,我给阿玛留了个号码,是她自己找工作的中介。
车开出库区,我把那张裂屏手机递给司机修。中午,我在路边买了碗米饭,又把辣椒酱拧紧。仓库的叉车还等着我去点检。回家前,我给女儿发了条消息:“铅笔我记得,爸带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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