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联邦党人协会年会上公开警告国际刑事法院:如果该法院试图对美国人强制执行裁决,华盛顿将“以武力回应”。他引用古罗马将军庞培的话说,“别跟持剑之人谈法律”,并指责国际刑事法院“自封为国际秩序的法官、陪审团和行刑者”。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关于国际刑事法院报告的辩论中则指出,该法院在管辖权、与非缔约国关系、国家元首豁免等问题上“引发诸多争议”,一些案件“引发关于法院自身政治化和双重标准的质疑”。
一个是非缔约国以武力相威胁,一个是缔约国以条约法为依据要求自我约束,中美对国际刑事法院的不满在现象上交汇,却在性质、逻辑与目的上分道扬镳。
要理解这种交汇与分歧,首先需要回到国际刑事法院本身的制度设计。
鲁比奥再次威胁对国际刑事法院动武(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个“补充性”法院,为何频频越界?
国际刑事法院依据1998年《罗马规约》设立,2002年正式运作,其定位并非取代国内司法,而是“对国家刑事管辖权起补充作用”。
所谓补充性原则,意味着只有当一国“不能或不愿”对种族灭绝、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侵略罪进行切实调查或起诉时,国际刑事法院才作为“最后诉诸的法院”介入。在理想状态下,这一设计既尊重国家主权,又为最严重罪行的问责保留一道安全网。
然而,制度文本与制度实践之间存在巨大张力。补充性原则的触发条件——“不能或不愿”——本身含义宽泛,检控方对“不愿”的判断尤其容易滑入主观裁量。
管辖权的触发机制:国际刑事法院可以经由缔约国提交、安理会移交或检察官自行启动调查而行使管辖权,其中检察官自行启动的权力使一个并非普遍加入的条约机构,有可能将管辖权延伸至非缔约国国民的行为。美国和中国的不满,都指向这一结构性事实,但它们的落脚点截然不同。
国际刑事法院在实践中存在模糊性(图片来源于网络)
暴露出的问题:选择性、扩张性与低效性
国际刑事法院当前的困境,集中表现为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首先在于选择性执法与“全球南方”的疏离。
非洲国家长期指责该法院将注意力不成比例地集中于非洲。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于2025年宣布退出《罗马规约》,直指国际刑事法院是“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工具”。非洲媒体的评论更为尖锐:该法院审理的大多数案件涉及非洲国家代表,而“像美国这样并非成员国的强国领导人,即使面临严重指控,也从未被追究责任”。
学术研究亦指出,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补充性原则适用的不均衡、以及安理会否决权的存在,共同为“主导性地缘政治行为体”提供了“战略性豁免”的空间。当国际刑事法院对阿富汗境内美军人员行为的调查长期停滞,而对其他情势表现出更高的检控紧迫性时,选择性便不再是印象,而是可观察的制度产出。
其次,管辖权向非缔约国延伸的合法性争议。
美国始终以非缔约国身份否认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国民的管辖权,其法理立场直截了当:条约不能约束未同意该条约的国家。中国的立场则更为精细:中国不笼统反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但明确“不认同国际刑事法院在安理会移交情势之外管辖非缔约国国民”,理由是“法院的管辖权来自主权国家授权,未经非缔约国同意管辖该国国民,违背国家主权原则,也不符合条约法的基本原则”。
两者都指向主权与同意,但美国以此彻底否定该法院对美行动的合法性,中国则将其限定为管辖权扩张的一个具体类别。
最后是司法产出的结构性低迷。
国际刑事法院运作二十余年,从123个成员国获得超过20亿美元资金,却仅发起17起调查、发出42份逮捕令,最终作出11项定罪判决。2025年,法院日历仅预计80个庭审日,较此前八年年均369日大幅萎缩;实际受审的仍是中低层非洲反叛指挥官,而高知名度政治人物的逮捕令虽在增加,庭审却寥寥无几。
一个既难以将强力者带上被告席、又难以维持常规审判节奏的法院,其威慑力与可信度同时受到侵蚀。
内塔尼亚胡罪行难以被实质性审判(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美质疑的分野:程序约束与根本拒绝
中美都对国际刑事法院“颇有微词”,但两种不满在逻辑层次与政治目的上存在实质性差别。
美国的质疑是根本性的、以强制为后盾的拒绝。
美国的核心命题并非“国际刑事法院做错了什么具体案件”,而是“该法院对美国人根本没有管辖权”。这一立场可以追溯到《罗马规约》谈判时期,历经《美国军人保护法》、“非法法院反制法”以及2025年第14203号行政令,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法律与政策链条:不承认、不合作、以制裁和武力威胁阻止任何对美国民的管辖尝试。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将制裁的目标表述为“捍卫美国主权、抵消国际刑事法院构成的威胁”,并将该法院机构本身列为制裁对象。在这一逻辑中,国际刑事法院不是一个需要改革的司法机构,而是一个需要被“拆解”或“系统性削弱”的外部权力主张。
美国提出的替代方案是特设法庭或混合法庭,由安理会设立、以特定情势为限、以相关国家同意为基础。这与其说是对国际刑事司法的制度设计,不如说是对司法约束的再度政治化:将问责的选择权重新收归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手中的否决政治。
美方的诉求是消灭反对美国的机构(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的质疑是程序性的、以条约法为依据的约束要求。
中国并未否认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在惩治严重国际罪行方面的作用,孙磊在发言中明确肯定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的传统,也肯定国际刑事法院“体现了人类用法治守护和平的崇高理想”。中国的批评集中于该法院如何行使权力,而非是否应当存在:严格遵循补充性原则,防止不当扩大管辖权,尊重非缔约国根据一般国际法享有的国家元首豁免,避免政治化和双重标准。
在豁免问题上,中国提出了一个精细的条约法论证:《罗马规约》第27条排除豁免的规定“仅对缔约国有约束力”,不能改变缔约国根据习惯国际法对第三国负有的尊重其国家元首豁免的义务,法院不应提出使被请求国陷入违反该义务的协助请求,这也为第98条所确认。这一立场的目的不是摧毁法院,而是将其重新锚定在主权国家授权和条约法框架之内,以程序约束换取合法性。
简言之,美国要的是豁免于国际刑事司法,并以实力确保这种豁免;中国要的是约束国际刑事司法,使其不越过主权国家授权的边界。前者以否定管辖权为起点,走向制裁与武力威胁;后者以承认法院存在为起点,走向对管辖权、豁免规则和检控政策的规范性约束。
两者都指向国际刑事法院的合法性问题,但一个试图关闭问责的空间,另一个试图重新界定问责的边界。
中方质疑聚焦合法性和程序性(图片来源于网络)
警醒与改革:国际组织不能靠“自我授权”生存
国际刑事法院的困境并非孤例。任何拥有独立检控权、能够触及主权国家高级官员的国际组织,都面临同一个根本问题:权力从哪里来,受到谁的约束,以及当它与大国利益冲突时,凭什么要求服从。
鲁比奥的“持剑之人”修辞之所以具有破坏力,恰恰因为它点中了国际司法的一个真实软肋:一个没有自己执行力量的法院,其权威最终依赖于包括大国在内的国家自愿合作;而当法院的管辖权主张被主要大国视为对主权的僭越时,合作便让位于对抗。
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清晰的,尽管在政治上并不容易。
第一,管辖权上的自我约束必须可操作、可检验。补充性原则不能停留在“不能或不愿”的宽泛表述上。国际刑事法院应当发展更严格的受理标准,明确在非缔约国未同意的情况下,除非安理会移交,否则不行使管辖权;对“退出后继续管辖”和“部分要素发生在缔约国领土”等扩张性主张,应作出与条约法和国家同意原则相容的限制性解释。管辖权越是克制,行使时获得的合作意愿反而可能越高。
第二,检控决策的透明度必须从“承诺”变为制度。选择性执法的指控之所以难以反驳,部分原因在于案件选择的标准和优先级缺乏公开可检验的依据。缔约国大会应要求检察官办公室系统公布启动、终止和不起诉决定的法律理由与判断标准,并建立独立的检控政策审查机制。透明本身不能消除地缘政治,但至少可以使偏好的分布变得可争论、可问责。
第三,效率与“可赢案件”的平衡应被纳入战略考量。国际刑事法院若长期只有高知名度逮捕令而缺乏实际审判,其威慑信号会因执行空缺而贬值。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可赢案件”的检控,确保法庭持续产出有法理学意义的判决,是恢复制度信誉的务实路径。
第四,国际组织应当从“自我授权”的逻辑中退场。无论是国际刑事法院、安理会附属法庭,还是其他拥有规范性权力的国际机构,其正当性都不能仅仅来自“设立时的授权”,而必须来自持续的、可撤回的国家同意和可感知的公正产出。
联合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所强调的补充性原则、非缔约国同意和豁免规则,美国所援引的主权原则和同意原则,在这一点上指向同一个教训:一个国际组织如果让足够多的国家感到它是在统治而非服务,它就会面临合作撤出、资金断供乃至制度性对抗。
区别只在于,有的国家选择用条约法语言要求它收敛,有的国家选择用制裁和武力威胁要求它退场。对国际刑事法院而言,前一种声音尚且留下了改革的空间;后一种声音所预示的,则是一个更少法律、更多实力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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