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度高温下,日本人意外发现:能救命的,竟是我们看不上的中国货
我叫赵大成,今年52岁,在大阪港边一家物流仓库开叉车。老伴李梅49岁,在附近食堂洗碗。女儿26岁,嫁到神户,儿子22岁,还在大阪读专门学校。我们住在西淀川一间二室一厅的旧公寓里。老家河北还有我爸妈,爸78岁,妈76岁,隔着手机问得最多的,还是“那边挣得中不”。我这人没啥大志气,手脚勤快,能忍就忍。可那年7月,我在仓库碰上佐藤先生,后面的事,谁也没料到。
佐藤健一59岁,是仓库的现场班长。第一次见面,他拿着白手套,敲了敲我的叉车门。
“赵,你会开这个?”
“会,证也有。”
“那就少说话,多看地面。”
他说话硬,眼神却不坏。我刚来时,日语还磕巴。他把装卸单摁在我面前,指着时间栏说:“看不懂就问,别瞎猜。”接着又补了一句:“我也不想有人受伤。出一次事,我这个班长就没饭吃。”
我点点头,系紧安全带。那天货很多,冷冻食品箱一摞一摞往下卸。到下午三点,我才知道,这个班长没他说的那么简单。
刚开始,我们配合得还行。佐藤会在我倒车时站到边上,手掌朝下,慢慢往后压。碰上重箱,他不吭声,自己先弯腰抬一头。午休时,他把自动售货机里最后一瓶麦茶递给我。
“你喝,赵。”
“你不喝?”
“我有水,车里还有。”
其实他车里只有半瓶。我看见了,没拆穿。后来我的叉车报警灯亮了,他蹲在地上,用螺丝刀把松动的线头拧紧。下班时,他还塞给我两张烤肉店的折价券。
“拿给你家人。”
李梅看了券,撇嘴说:“这人还算有点人味。”
我也觉得,跟这种人干活,应该不会太难受。谁晓得,高温一上来,人的心思也跟着变了。
7月中旬,天气预报报了40度。仓库外的铁皮货棚晒得发白,鞋底踩上去都发软。我从网上买了一个中国制造的腰挂式风扇,花了2980日元。黑色塑料壳,两个小风口,电池能撑8个小时。李梅瞅了一眼,说:“这玩意儿像小电钻,真能顶事?”
我挂在腰上试了试,凉风顺着衣服往后背钻。说不上舒服,至少汗没那么糊眼。
第二天刚进班,佐藤就指着我的腰。
“这是什么?”
“中国风扇。”
“关掉。”
我愣了一下。“不影响干活。”
“有电池,怕起火。”
他伸手要拿。我按住了挂扣,手掌出了汗。
“说明写着防过热。”
“公司没批准。”
他说得不重,却把我的手拨开了。我心里有点堵。仓库里另外两个正式工,胸前都挂着日本牌子的冷却背心,价格两万多日元。临时工没人发。我咬咬牙,把风扇关了。
午后,我蹲在托盘旁喝水。佐藤递来一条毛巾。
“别跟我较劲。”
“我没较劲。”
“出了事,我赔不起。”
他转身走了。我看着那条蓝毛巾,心里那股火没地方放。那天回家,我把风扇放进抽屉,没跟李梅说。
隔了几天,仓库来了三车饮料。佐藤把最里面的冷藏箱单独指给我。
“赵,先搬这个。”
“单子上是二号月台。”
“客户催得急。”
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下午1点47分。二号月台要绕过整片水泥场,太阳正顶在头上。我推着托盘走了十几米,佐藤又在后面喊。
“别歇,十分钟搞完。”
我停下叉车。“这批有六百箱。”
“我知道。”
“一个人不够。”
“别人也忙。”
他的手指在单子上敲了两下,啪,纸角都翘了起来。我没再争,换低速,一趟一趟往里送。回来时,后背像贴了热铁板。佐藤站在门口,拿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拍啥?”
“证明你没偷懒。”
我盯着他的手机,嘴里发苦。那一刻,我觉得那条蓝毛巾也不值钱了。
又过了几天,年轻的山本把一箱破损货撞翻了。纸箱裂开,玻璃瓶滚了一地。山本脸都白了。
“佐藤班长,我不是故意的。”
佐藤看了看四周,把叉车钥匙拔下来,塞给我。
“赵,你来收。”
我蹲下捡瓶子,碎玻璃从手套缝里扎进去。山本站在旁边,低着头,一声不吭。佐藤在登记表上写了几笔,抬头说:
“这批算赵的操作失误。”
我手一顿。“我刚才不在这边。”
“现场没有别人。”
山本抬起脸。“是我撞的。”
佐藤瞪他。“你想扣两万日元?”
山本立刻闭嘴。那天发工资,我少了两万日元。李梅拿着工资单,气得把筷子拍在桌上。
“你就这么认了?”
“他也有难处。”
“难处都让你扛?”
我没吭声。半夜两点多,手上的小伤口又裂开。我拿胶带缠了三圈,第二天照样去上班。佐藤看见我的手,只说了一句:
“别碰水。”
我看着他,心里那点旧情还剩一点。可那点东西,已经薄得像纸了。
真正让我寒心,是7月底那天。室外40度,仓库里像闷着一锅热粥。空调只管办公室,装卸区的温度计一直往上跳。上午10点,佐藤把我叫到门边。
“冷藏集装箱卡住了,你进去看。”
我往里瞅。箱门一开,热气先扑出来。里面堆着塑料桶,通道只够一个人侧身。
“里面没风。”
“十分钟。”
“安全员呢?”
“今天请假。”
我看了看他的脸。额头全是汗,衬衫也贴在背上。
“佐藤,等人来。”
他咬了咬牙。“赵,客户等着卸货。我也不容易。房贷、儿子的学费,全压在这份工作上。你以为我愿意催你?”
这句话让我没法立刻顶回去。他的儿子前年考大学,听说落了两次榜。班里人都知道,佐藤晚上还去便利店送货。我知道他也不容易。可他把安全员的活塞给我,我也有家要养。
我把安全帽扣紧,刚迈进去两步,外面忽然传来一声闷响。佐藤靠着门框,手里的记录板掉在地上。他先是弯腰,接着整个人滑了下去。
“佐藤!”
我冲过去,摸他的脖子。皮肤烫得吓人,嘴唇发白,眼睛却睁着。
“水……别叫救护车。”
“你说啥?”
“叫了,公司要停工。”
他还在想着公司。我把他拖到阴凉处,扯开领口,掏出手机打119。接线员问地址,我报了三遍才说清楚。仓库门口没有风,我急得手发抖,忽然想起抽屉里的那只腰挂风扇。
我跑回休息室,翻出背包。李梅前一晚把它塞进去,还骂我:“热成这样,你装啥硬汉?”
我把风扇挂到佐藤腰上,按下开关。两个风口开始转,凉风钻进他的衣服。山本站在旁边,吓得脸发青。
“赵,要是烧起来呢?”
“那就拿水浇。”
风扇吹了十几分钟,佐藤的手指动了一下。救护车到时,他已经能说话。担架抬走前,他抓住我的袖口。
“这是什么牌子?”
“中国的。”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医院诊断是重度中暑,伴随脱水和短暂意识障碍。医生说,再晚一些,可能会伤到心脏。仓库经理第二天来医院,第一句话却是:“那个风扇,属于未申报设备。”
我站在病房门口,没进去。
佐藤醒后,公司让他签一份说明。上面写着,他私自进入高温集装箱,和现场管理无关。他拿着笔,半天没落下去。
“签吧。”经理说,“不签,赔偿不好办。”
佐藤看着纸,手背上的针管还连着药袋。过了一会儿,他把笔放下。
“赵,你进来。”
我走到床边。他脸色很差,嗓子也哑。
“风扇的钱,我给你。”
“我不要。”
“那我给你买日本牌子的。”
“也不要。”
经理皱眉:“你们别在这儿添麻烦。”
我看着那份说明,胸口憋了好几天的东西,终于顶了出来。
“佐藤,咱们都想保住饭碗,可不能拿命去替纸上的规矩擦屁股。”
病房里一下安静了。佐藤低头看着被角,手指慢慢捏紧。
“赵,你说得对。”
经理脸色沉下来。“你想清楚,辞了就没有赔偿。”
我把工牌摘下来,放到床头柜上。
“我不干了。你们要的是一个能扛责的人,不是干活的人。我留着,哪天真出了事,还是我进去。”
说完这话,我手心全是汗。那张工牌用了3年,边角磨得发白。我没把它摔下去,只轻轻放好。
佐藤看着我,嘴唇动了几下。
“对不起。”
我点了点头。“你先把身体养好。”
我没有再争赔偿。李梅知道后,坐在餐桌边算了半天账。房租每月7万2千日元,儿子的学费还差一笔,家里存款只够撑4个月。
“你真舍得?”
“舍不得。”
“那咋办?”
“先去找活。”
她叹了口气,把我的旧饭盒推过来。
“明天去职业介绍所,别光坐着。”
第二天早上6点,我穿上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带着那只中国风扇出了门。佐藤出院后,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的声音还虚着。
“赵,我以前看不上中国货,今天是它救了我。”
我在电话这头没接话。那只风扇的外壳被磕掉一小块,按键也有点松。我拿胶带缠好,继续挂在腰上。
职业介绍所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轮到我时,工作人员问:“会开叉车吗?”
我把证件递过去。“会,干了18年。”
她低头登记,问我能不能上夜班。我想了想,说:“夜班可以,进密闭高温箱,不干。”
走出门,太阳刚露头。我拧开水瓶,喝了一口。腰边的小风扇转着,嗡声很轻。前面有家修理铺开门了,老板朝我招手。
“叉车工?来看看。”
我把水瓶盖拧紧,走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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