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我转最后一笔钱的时候,手机屏幕就搁在饭桌上,我正给他盛第三碗小米粥。
他头也没抬,手指在屏幕上戳了两下,我这边提示音响了。我低头看了一眼,两万。以前都是二十万,一分不少,雷打不动,每月1号上午十点之前到账。那天的两万,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没吭声,把粥放他手边,他端起来喝了两口,就放下了。碗底磕在玻璃桌面上,响了一声。
“厂里出事了。”他说。
就这四个字。他叫周启明,那年五十一,我四十三。他的紧固件厂在镇子东头,干到第三年的时候,光工人就一百七十多个。我跟他之前,在超市杀鱼,一个月两千四,手指头缝里常年是鱼鳞味儿洗不掉。他是在超市门口跟我搭上话的,买了两条鲫鱼,说不会拾掇,让我帮个忙。后来就熟了。他那人话少,脸上没什么笑模样,但结了账会多搁五十块钱在案板上,不声不响就走了。
我跟了他五年。这事儿我闺女到现在都不搭理我。她爸走那年她十五,今年二十了,在省城念大专,过年回来住她姥家,不进我这个门。她给我发过一条微信,就一行字:“他给你的钱,你花着不烧手?”
我没回。我也不知道怎么回。
周启明给我那钱,说是生活费。头一年是十万,后来厂子效益好,涨到二十万。我没花完的都存着,存折就在枕头芯子里,我没换过密码,他生日。说句实话,那几年我算是过上了不用看价签的日子。菜市场里什么新鲜买什么,闺女学费我一次交清了一万二,给她买了台笔记本,七千多。她收了,但连句“妈”都没叫。
周启明住我这儿,他自己有房子,在市区,一百四十多平,但他不回去。他跟他老婆没离,儿子在国外念书,一年回来一趟。这些事我一开始就知道,他也没瞒我。他说他跟老婆早分床了,各过各的,为了孩子将就着。这话我信不信呢,我自己也说不清。反正日子就这么过着。他每天早上六点二十起床,我给他煮六个馄饨,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他吃五个,剩一个搁碗里。然后他开车去厂里,晚上七点半左右回来,有时候早一点,有时候带一身铁腥味儿。
枕头芯子里那存折,五年下来,攒了七百六十万。我都记着账,每一笔都记,用圆珠笔写在一个软皮本上,搁在床头柜第二层抽屉最里头。他给的钱,我除了日常开销和给闺女花的,剩下的全在一张卡上,一分没动过。我想着有一天他要是有个急用,我能拿出来。这话我没跟他说过,一次都没有。
出事那天是腊月十七,我记得清楚,因为再过十三天就过年了。他回来得比平时晚,快十点才进门,棉袄都没脱,坐在沙发上,两手搁在膝盖上。
“差多少?”我问他。
“八百个。”他说。顿了顿,“得在年前堵上,堵不上,供货商一起来要账,厂子就得封。”
他说话声音不高,就跟平时说“明天想吃饺子”差不多。我回屋,把枕头芯子拆开,把存折和卡拿出来,搁在他面前茶几上。
“七百六。”我说,“先拿这些,剩下的我再想办法。”
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我至今记得,眉毛拧着,嘴唇动了动,最后说了句:“算我借的。”
我说:“什么借不借的。”
他没接话,把存折揣兜里了。第二天一早他就走了,走之前我在厨房听见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鞋底蹭了两下地垫,也没进来跟我说一声。我出来看的时候,茶几上搁着他那个旧皮夹子,里头三百来块零钱,还有一张超市的积分卡。人已经下楼了。
我记得那天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给他发微信:“钱转了吗?”
他没回。
下午四点零八分,我又发了一条:“够不够?”
还没回。到晚上,电话就打不通了,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他那厂里的座机也没人接。第二天我坐公交车过去,倒了两趟,四十分钟的路,厂门口就剩个看门的老头,姓秦,六十多了,牙掉了两颗。他说周老板昨天下午把工人工资结了,货没发完,人就走了,说是去南方要账。
“他说什么时候回来没?”
老秦搓了搓手,“没细说。”
我在厂门口站了得有二十分钟,风从领口灌进去。老秦从门卫室里拎出来一个塑料袋,说周老板走的时候搁下的,让他交给我。我接过来,里头是他的茶杯,一个掉了漆的保温杯,还有他那件旧棉袄,蓝的,袖口磨得发白。棉袄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皱巴巴的,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就写了五个字:“等我回来还。”
那字写得急,最后一笔的“还”字最后一捺都甩出去了,洇了一小团墨点。
我拿着那件棉袄回家,在客厅坐了一下午。窗帘拉着,我没开灯。从窗帘缝里能看见外头马路上车来车往,车灯扫进来又没了,扫进来又没了。我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走那天早上,在门口蹭鞋底那两下。他平时不这样。他平时穿鞋都是坐着穿,穿完就站起来走。那天他站着蹭的。
我给他老婆打过一次电话。号码是我从他手机里翻到的,存的名字是“家里”。接通了,那头一个女声,听不出年纪,挺平的,“谁啊?”
我说了名字,那头安静了得有几秒钟。
“他欠你的,你自己找他要。我跟他是各过各的。”说完就挂了,连一句多的话都没有。
我又给他儿子发过一回邮件,用我闺女教我的办法,在网吧弄的。没回。
那阵子我天天去厂里转一圈。老秦给我泡茶,用周启明那个掉漆的保温杯。老秦说,周老板走之前那几天,天天在办公室里坐到后半夜,灯亮着,人也不出来。有一回老秦起来上厕所,看见周老板蹲在车间门口抽烟,地上扔了二十多个烟头,一个一个数过。
“他是真没辙了。”老秦说,“最后那车货,他给人压了八折,人家才给现钱。赔着本儿卖的。”
我问他:“那他跑什么?”
老秦叹了口气,“不知道。老板的心思,咱哪知道。”
隔壁做焊条生意的老郑,也跟我说过一嘴。他说周启明出事前半个月找他借过钱,一开口就是五十万。老郑没借,说周转不开。老郑跟我说:“他那人死要面子,张嘴借钱的时候脸都是红的。我知道他是真急了,但我也有我的难处,你说是不是?”
我没接话。
老郑又说:“不过有件事我想不明白。他差八百万,缺口那么大,拿你七百多万去堵,根本堵不住啊。他拿这钱干什么去了?”
这话把我问住了。我回来翻来覆去想了一夜。是啊,八百万的窟窿,我七百六十万填进去,也只是把最大的那个口子糊上,剩下的四十万他上哪弄去?他要是真为了救厂子,这钱就是扔水里,连响都听不见。那他为什么要拿?他拿着这钱跑了不是更省事?他要是想跑,为什么不早跑?
我想不明白。到现在也想不明白。
过完年,正月十五那天,老秦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话吞吞吐吐的。
“有个事儿,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你说。”
“周老板走之前那天晚上,他儿子从国外给他打了个电话。我在门卫室听见他吼了一嗓子,就一句,‘你想都别想’。”
我握着电话没吭声。
“后来他就开始收拾东西了。”老秦说,“把办公桌抽屉都清空了,就留了个茶杯。”
他儿子。那个在国外念书的儿子。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家里没有一张他的照片,周启明从来没提过他儿子具体的事,就说“在外头念书”。我连他念的哪个国家哪所学校都不知道。五年,一千八百多天,我对这个跟我同床共枕的人,知道的有多少?
他爱吃馄饨,吃五个剩一个。他睡觉不打呼噜,但磨牙。他左手虎口有一道疤,说是年轻时干活切的。他袜子破了不扔,让我补,补丁在里面,从外头看不出来。他每月给我二十万,从不问我花哪儿了。
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厂里有个会计,姓孙,四十出头,戴个眼镜。周启明走了以后,她来了我家一趟,给我送了他办公室抽屉里的一把钥匙,说是厂里仓库的,用不上了。小孙跟我说了一件事。
“嫂子,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我说你讲。
“周老板那个厂,从前年开始就不行了。他接的那个大单子,对方压了他三百多万的货款,拖了十一个月没给。他一头给工人发工资,一头还银行贷款,拆东墙补西墙。他那辆奥迪,去年八月就卖了,抵了二十八万。他后来开的那个桑塔纳,是跟老郑借的,开了四个月。”
这些事,他一件都没跟我说过。
小孙又说:“你给他那钱,他当天就转给银行了,还了贷款。我经手的。转完账他坐在财务室里半天没动,我进去送单子,他跟我说了句,‘小孙,我对不住她’。”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正攥着那把仓库钥匙,钥匙齿硌在我手心里,硌出一道白印子。我没哭。我就觉得胸口那块地方堵得慌,像是什么东西卡在喉咙口,上不去下不来。
他拿我的钱还了银行,然后人走了。他把厂子最后那点现钱给工人发了工资,把外头的欠账能清的清了,然后揣着个旧茶杯,穿着件旧棉袄,走了。他走之前给他儿子打了个电话,吼了一嗓子“你想都别想”,然后就收拾东西走了。
他到底是去找他儿子了,还是躲债去了,还是找了哪个没人认识的地方窝着,我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托人打听过。他老婆那边没动静,照常上班,照常过日子,有一回我在菜市场远远看见她,她在挑西红柿,一个一个捏,捏了半天挑了四个。我没过去。我过去说什么呢?问她你男人去哪了?她比我更想知道吧。
他儿子那边,我后来找了一个懂电脑的小伙子帮我查了查,只查到他在国外一个什么州,别的查不着。我也不想再查了。
今年夏天,我闺女回来了。她毕业了,在镇上找了个培训班上班,教小孩画画。她回家那天,我正在厨房煮馄饨,六个,搁在案板上。她站在厨房门口看了半天,问我:“你煮这么多给谁吃?”
我说我自己吃。
她没吭声,进来帮我剥蒜。过了一会儿她说:“那人呢?”
我说:“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去年腊月。”
她剥蒜的手停了一下,又问:“钱呢?”
“他拿走了。”
她把手里那瓣蒜往碗里一扔,扭头看着我。“多少?”
“七百六。”
她盯着我看了得有半分钟,忽然笑了一声,那种笑比哭还难受。“妈,你可真行。”她说,“五年,七百六十万,他说拿走就拿走,连个条子都没有?”
我说:“有个条子。”
我把那张皱巴巴的纸条从抽屉里翻出来给她看。她看了那五个字,看了很久。
“等他回来还。”她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妈,你信吗?”
我没说话。我信不信呢?我要是不信,这五年算什么?我要是信,我等到什么时候?他走的时候五十一,今年五十二了。他那厂子,听说让银行封了,设备拉走抵债了,门口挂了个出租的牌子。老秦也不在那儿看了,回老家种地去了。
上个月我去了一趟超市,就是我从前杀鱼那个超市,买了两条鲫鱼。卖鱼的小伙子换人了,不认识我。我拎着鱼往回走,路过镇子东头,远远看见厂门口那牌子还在,“启明紧固件”五个字,其中一个“紧”字的偏旁掉了,剩下个“纟”。门口长了一蓬灰灰菜,从水泥缝里拱出来的,得有一尺高了。
我在马路对面站了一会儿。后来走过来一个老太太,推着个小车卖烤地瓜的,问我买不买。我说不买,她也没走,就搁我旁边站着,过了一会儿说:“这厂子的老板跑了吧?欠了多少钱?”
我说:“不知道。”
她说:“我听人说跑南方去了,也有说去新疆的,还有说在省城见过他。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我说:“大概都是瞎传的。”
她点点头,推着车走了。
我回家把那两条鲫鱼拾掇了,炖了一锅汤。一个人喝了三顿,没喝完,倒掉了。倒的时候我想起来,我跟周启明头一回说话,也是鲫鱼。他站在超市那个鱼摊前头,玻璃缸里的水浑了,鱼在里面游得慢吞吞的。他问我:“这鱼新鲜不?”我说:“刚到的。”他说:“你帮我拾掇干净,我不会弄。”我三两下给他刮了鳞去了内脏,装上袋子递给他。他接了,搁了十块钱在案板上,走了。
就这么点事。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对我有几分是真的。他每月给我二十万,这钱里头有没有一点点,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这个人还行?还是说,从头到尾都只是图个有人给他煮馄饨、有人给他补袜子?或者反过来说,我图他什么呢?图他钱?图他这个人?还是图个不用再在超市杀鱼的日子?
我自己都没法跟自己掰扯清楚。
前几天收拾屋子,从床底下扫出来一个东西,是他那个旧皮夹子,当时搁在茶几上那个。里头除了三百多块钱,还有那张超市积分卡。卡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串数字,是我的手机号。那字迹跟他留的纸条上一样,是他写的。他大概是怕自己忘了,或者怕别人找不到我。
这张积分卡我搁在抽屉里了,跟那张“等我回来还”的纸条放在一处。
我还是每个月往那个卡里存点钱,不多,一两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万一哪天他回来了,他那卡里还能有点钱,不至于连碗馄饨都吃不起。
我闺女说我魔怔了。她说得对。
可我还是想知道,他那天早上蹲在门口蹭鞋底那两下,到底是在想什么。他是不是那会儿就知道自己不回来了?他蹭那两下,是舍不得,还是就是蹭蹭鞋?
这事我讲完了。我自己是没资格说谁对谁错的——我跟他这五年,本来就不那么理直气壮。可我到现在也说不清,他拿那七百六十万走,到底是去救厂子,还是去填他儿子的窟窿,还是两样都有。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到最后一刻你才发现自己从来没真正认识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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