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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夏王朝前后的族外婚

夏王朝前后指夏启之前鲧、禹开始至夏桀失国时期,此时期是中国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和阶级社会初兴时期,尽管夏启开创了第一个国家组织,但父系氏族组织的习惯势力仍在左右着此一时期的社会政治,反映到婚姻形态上便是仍然实行族外一夫一妻制婚姻,这种族外婚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标志。《帝王世纪》说:"鲧纳有莘氏女,曰志,是为修己";《世本.帝系篇》:"禹纳涂山氏女,曰女娇,是为攸女";《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三十未娶,行至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因取涂山,谓之女娇";《史记.吴太伯世家》:"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仍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国语.晋语》:"昔夏桀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焉。"据以上记载,鲧妻是有莘族人,禹妻是涂山族人、相妻是有仍族人,少康妻是有仍族人,桀妻是有施族人。一脉相承,祖宗数代联姻均娶外族人,充分说明此时期流行的是族外婚制。这种族外婚起到了"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的作用。

11.夏商时期的一夫一妻婚俗

一夫一妻制经过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孕育发展,到夏商时期已基本确立。但无论哪个地方、哪一民族,当一夫一妻制出现的同时,也会衍生出一夫多妻。尤其是奴隶社会初期的一夫一妻婚制,主要是约束平民百姓的,对王公贵族而言,这不过是一障人眼目的幌子。表面上只有法定配偶一个,实际上却拥有一个以上或多个法定配偶,这种一夫多妻的现象,在夏商时期颇为常见。《竹书纪年》说:"(岷山氏)进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管子、轻重甲编》:"昔者桀之时,女乐3万人",这充分说明夏商时期流行有多妻习俗。

在商朝的"周祭"祀典中,绝大多数的王室明文上只有一个王后可以进入祀典,出现在祀典上的王后,都是法定的配偶,个别王的配偶也只有同时2-4个出现在祀典上的,这并不是多妻的表明,而是因王后早逝或后代追认生母等等原因所造成的。她们不违反一个法定配偶的规定。显然,在商代王室的"周祭"祀典上,查不出真正有悖一夫一妻制的证据。但祀典反映的只是表面文章,实际大多数的商王除了一个法定配偶外,还同时拥有不少不能进入祀典名单中的非法定配偶。以中兴商朝闻名的武丁王,在位59年,祀典上他有法定配偶3个(很可能是因为配偶早死造成的),而其非法定配偶,据胡厚宣先生统计,共有64人之多。武丁多妻故儿子也多达53人,从武丁王的例子推知,商代王公贵族的夫一妻制,事实都伴生着多妻的形式,只有当时平民百姓的婚姻,才真正代表商朝的一夫一妻婚制。《周易.渐第五十三》九三爻辞:"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在丈夫外出参与征战期间,妻子即使是怀孕了(因这是与别的男子发生关系而怀孕),腹中的孩子是断然不可让其降生的,这便是当时严格约束庶民百姓婚姻和女人贞操的社会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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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媵制婚俗

媵是随嫁、陪嫁的意思,媵婚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态的变异婚型,是对一夫多妻现象的伪善及巧妙的修饰。

一个男子有权将自己的妻妹也娶为妻子,这是母系族外婚向对偶婚转变时期及对偶婚时期常见的婚俗,或认为这就是最早的媵制婚,至少是媵制婚的前身。《尚书.尧典》:"釐降二女于妫讷,嫔于虞";《史记.五帝本纪》:"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此两则说尧将两个女儿同时许配给舜的记述,是妻姐妹婚的直接表露,妻姐妹婚事实上是后来滕制婚的祖型,中国媵制婚姻的原型——妻姐妹婚当早在尧、舜生活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便已出现和流行。古籍《尸子》说:"妻之以皇,媵之以英",则进一步指出尧嫁二女于舜就是媵制婚,尧的大女儿皇是舜的正妻,其妹英是媵娣。

《左传.哀公元年》:"虞恩于是妻之以二姚"与少康,《史记.吴太伯世家》:"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少康是夏后相(夏代初期王之一)的儿子,曾是夏代一个有作为的王,在他执政期间,史家誉称为"少康中兴",少康落难有虞,有虞国王为报夏的恩德,将二个女儿许配少康,这个故事与尧妻二女于舜一样,也是妻姐妹婚,它表明夏代是流行着媵制婚俗的。

商代的媵制婚姻,或可从伊尹的故事中窥其端倪。《楚辞.天问》:"而媵有莘之妇";有莘或写作有侁,《吕氏春秋、本味篇》:"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为媵送女",以上记述的大意是:伊尹生于桑林之中,被有侁氏女子发现抱养,长大后德才兼备,商王汤闻知后,想请伊尹出山辅助商朝,伊尹也有此心意,但遭有侁国拒绝,成汤于是用娶有侁国王女为妻的办法,使伊尹得以媵臣的身份随嫁到商国。伊尹虽出身卑微,但其雄才大略却为成汤王赏识,尽管他是以媵臣的身份来到商国,却得到商汤王的信任和重用,最后并辅助成汤建立商王朝大业,其功盖世。伊尹媵有侁(莘)氏之妇而至商辅汤王成就大业的故事,充分说明商朝不仅流行媵制婚俗,而且还使其成为一种政治途径或手段。伊尹其人在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成为特祭的对象之一,证实了传说的伊尹辅汤。《墨子.尚贤篇》说:"昔伊尹为有莘氏女仆师,亲为庖人,汤得而举之"、"汤有小臣";《吕氏春秋.尊师篇》:"汤师小臣",东周文献都称伊尹为小臣。显然,小臣是指媵夫、庖人之类。先秦时期,凡后妃出嫁,例应有小臣充嫁妆,充嫁妆的小臣因是随媵的,故亦可称媵臣。《齐叔弓钟》在叙述成汤伐夏事迹中亦有"伊小臣维辅"之铭,甲骨文中也多见小臣之官名。推测商周时期的小臣设置,极有可能与伊尹的经历影响有关,并可能多含有媵臣的意义,从而证明商代的媵制婚俗是颇为流行的,甲骨文的"归妹"、"归娥"等字词,也被认为具媵婚含意,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佐证了商代媵婚的存在与流行。

媵制婚姻经商朝一代的持续发展和演变,至西周时期已更趋成熟和完备。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表明,媵婚已成为西周时期中上层人士、尤其是世族(世袭贵族)们最重要、最流行的婚俗。《周易.泰第十一》六五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周易.旧妹第五十四》:"归妹:征凶,无攸利。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月几望,吉";《诗.大雅.韩奕》:"韩侯娶妻……诸娣从之",以上记述,都是对西周媵婚的直接描述。考古发掘在湖北黄陂鲁台山西周早期墓M30发现的数件公大史为姬所作的铜媵器以及其它地点出土的同类品,则进一步证实了西周时期媵婚习俗的存在、发展与流行。

13.夏商时期的收继婚

收继婚亦称转房制婚,通常是兄死弟纳其嫂,弟死兄纳其弟媳或父死子纳父之妾等为妻。

收继婚的习俗大约发生在原始社会晚期。《孟子.万章上》说:"象计媒杀舜,而云二嫂治朕栖";《史记.五帝本纪》说:舜的父亲瞽叟和母亲嚚及弟弟象,一直密谋杀舜,因舜警觉,多次陷于死地而后生。有一次挖井,父、弟两人乘舜在井下深处埋头干活时,往井中填土,以为舜因此必死无疑,于是便回家瓜分舜的财产,象提议"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分配停当,象便住进舜的宫室内,谁知舜从井底边洞死里逃生,使父、弟的阴谋没有得逞。舜弟象杀兄娶嫂阴谋虽未得逞,但却说明当时是存在收继婚俗的,象不过是想效仿而未成功罢了。兄弟间的收继婚,或又称夫兄弟婚。这种婚俗与原始时期的母系族外婚有渊源关系,是族外婚的一种孑遗形式。

《史记.匈奴传》说:"桀崩,其子淳维妻其众妾"。桀是夏代最后一个国王,商汤伐夏,夏桀逃奔南巢而死,桀子淳便将父王的妻妾(生母除外)

全部接收过来作为己之妻妾。这个故事表明夏代曾存在儿子收纳亡父妻妾的父子收继婚俗。

14.商代的同姓婚和西周的同姓不婚习俗

同姓婚是商代上流阶层流行的婚俗之一。商代的同姓基本等于同族,故同姓婚是原始社会族内婚的一种孑遗。《通典.礼》说:"殷以上婚不隔同姓,周制则不娶宗族";《魏书.高祖纪》说:"夏商不嫌一姓之婚,周制始绝同姓之娶;"近代学者王国维在考证殷周制度时认为"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商代的同姓婚通常实施在六世之后据商代甲骨文所载,商代晚期的武丁王,其法定配偶之一是妇好,1976年殷墟妇好墓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妇好的身份。甲骨文有"帚好"、"帚姘"、"帚姪、"帚媟"等等妇女名称,帚即妇,妇后之字为加了女字旁的姓氏。帚好、帚■、帚姪、帚媟即妇子、妇井、妇至、妇枼。她们都是武丁王的法定和非法定配偶。妇好是子姓,妇■是井姓……,商王室诸王均是子姓,故妇好与武丁的婚姻,属于商代子姓族内同姓婚,至于武丁与妇好是否属六世之后的同姓族内婚,则已无法细考。武丁与妇好同姓相婚的事例,反映了商代统治阶层或贵族圈内流行有同姓婚的习俗,证明后世传说商人婚姻不隔同姓确有其事。

同姓不婚的实质是氏族外婚,族外婚源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父系社会、夏王朝时期均流行异姓族外婚。西周时期则开始发展成为严格的、成熟的和制度化的同姓不婚。之所以实行严格的同姓不婚,其理由是"不娶同姓者,重人伦,防淫佚与禽兽同也"(《左传》),"同姓不昏(婚),惧不殖(生殖)也"(《国语.晋语》),"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其生不繁(《左传》)、"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礼记》)。西周的同姓不婚严禁娶妻娶同姓,即使是通过买卖而来的妾女,也追究是否同姓,若"买妾不知其姓"者,则用占卜方法解决(《礼记》)。这种婚俗制度的流行,达到了杜绝血缘近亲婚配所引起的不良后果的目的,对婚姻家庭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这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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