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邹雅婷
展厅一角。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萧锋在长征中写下的日记手稿。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四川苍溪农妇张权氏用苏区布币缝制的“钱衣”。 本报记者 邹雅婷摄
长征影视剧海报。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红军用被单缝制的露营帐篷、《红军步兵教程》《各个战斗》等军事教材、写有“士兵抗日六大纲领”的木板标语、强渡大渡河勇士之一肖汗尧烈士的肖像画……“英名永存 薪火长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联展”日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退役军人事务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联合主办,汇聚20余家单位及个人的藏品400余件,其中130余件为首次展出。
展览通过“浴血征程”“砺军铸魂”“传咏远播”“薪火传承”“守护创新”5个单元,讲述红军突破封锁、万里转战的烽火往事,聚焦长征路上思想淬炼、信仰凝聚的强军之路,还原长征故事在海内外传播的生动历程,呈现一代代人缅怀长征英烈、守护红色记忆的薪火传承。
再现历史细节
步入展厅,一条金属质地的红飘带在展墙上“飘扬”。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展陈形式主设计师潘艺介绍,红飘带是本次展览的主视觉符号,贯穿5个单元,引导观众走近长征的历史。
在“飞夺泸定桥”展区,悬空的铁索、布满弹孔的斜墙,辅以光影水纹,渲染出泸定桥的地势险峻与战斗的惊心动魄。循着一串白色“脚印”,来到“翻越雪山”展区,错落的雪山轮廓与风雪特效,让观众直观感受长征途中的艰辛。
展柜里,一件件文物静静陈列,如拼图般还原跨越万里的烽火长卷。
一张泛黄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诉说着湘江战役的悲壮。这位烈士原名汤世积,为表明“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的决心而改名“易荡平”。1934年冬,在湘江战役脚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政委易荡平率部顽强坚守阵地,身负重伤。为了不拖累部队,他夺过警卫员的手枪自尽,牺牲时年仅26岁。这是1984年3月民政部发给易荡平家属的烈士证明书,上面还记录了易荡平的出生时间、籍贯、生前所在单位及职务、参加革命时间等信息,是研究易荡平烈士的重要资料。
一株干枯的野菜标本,见证了长征过草地的艰苦。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展览内容设计杨超介绍,这是红四方面军战士刘毅随部队第三次穿越松潘草地时在噶曲河畔采集的野菜标本。这种开着黄花的小草,战士们给它取名叫“黄花草”。它原来是有毒的,经过反复烧煮后毒性减弱,成了战士们过草地时的充饥之物。1936年7月1日,刘毅和几个战友开完庆祝会后,一起采摘“黄花草”充饥,并特地留了几株放在随身携带的小盒中保存,以纪念长征中牺牲的战友们。旁边的展柜里还有红军翻越夹金山时装盐用的葫芦、在雪山地区熬辣椒水用的茶缸。“雪山严寒,广大指战员常喝辣椒水御寒。”杨超说。
一件斑驳的指南针,镌刻着红军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长征翻越千山万水,野外行军辨别方向极为困难,指南针是红军重要的导航工具。这件指南针是“长征四老”之一林伯渠使用过的,虽然在行军途中磨损严重,但功能完好,后来他一直随身使用,舍不得更换。林伯渠《记长征马灯》诗中写道,“总是前进好景色,目标注定有南针”,以“南针”比喻革命的奋斗方向。1961年2月,林伯渠夫人朱明将它捐赠给博物馆。
揭示“制胜密码”
“展览不只是陈述历史事件,而是依托文物、史料,从思想政治建设、军事训练、纪律和民族政策等方面深入回答:为什么这支装备简陋的队伍,能在绝境之中突破围追堵截、完成远征。”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策展人江琳说。
红军重视指战员的思想与文化教育,这一传统在长征途中也未曾中断。展出的《红军识字课本》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于1934年编印,将识字学习与革命理念教育融为一体。课本包括基础常识、行军知识和革命道理等内容,共有49节课。从基础识字“一年有四季”到“我们是工农的儿子”“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战士们在读写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加深对革命事业的理解。
一支红军军号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并列展示,吸引观众驻足细看。这本号谱由中华苏维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印制,是红军独具特色的军事训练课本。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展览副策展人杨翰戎介绍,在通信设备不发达的战争年代,号谱的作用不亚于“密码本”,发布命令、指挥战斗、通信联络几乎都可以通过吹奏军号完成。
“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张白皮纸石印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为1935年1月红军进驻贵州遵义时刊印,阐明了对待各族群众、工商人士及白军士兵的政策。同年4月,红军途经贵州关岭板袍村(现属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村民杨登凤看到红军军纪严明,主动帮忙张贴宣传。红军离开后,杨登凤将布告藏在墙缝中,后又用油纸包好转移到屋顶瓦沟中。即使地主和国民党军队以杀头相威胁,他也坚决不吐露,将这张珍贵布告保存下来。
一件用布币缝制的“钱衣”,承载着一段军民鱼水情深的佳话。它由32张长方形布币连缀而成,币面上“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字迹和镰刀、锤子、五角星、拳头组成的图案仍清晰可见。1934年,红四方面军某部受伤战士在四川苍溪农妇张权氏家中休养,归队时为表感谢,悄悄留下几十张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发行的布币当食宿费。张权氏为躲避搜查,将布币缝成“钱衣”穿在身上。她一直珍藏着这件“钱衣”,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将它交给政府。
红军在贵州黎平送给向导高树清的风雨灯、四川冕宁老乡陆茂元给红军伤员捣药用的碓臼、川西藏族群众协助红军渡河用的牛皮船……这些看似平常的器物,蕴藏着红军与百姓生死相依的情义,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红军长征的“制胜密码”。
传咏长征故事
江琳介绍,此次展览创新叙事视角,纵向梳理90年来国内长征记忆的传承脉络,横向展现长征故事走向世界的国际传播历程,构建历史与当代的对话。
萧锋的日记手稿,详细记述了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他亲身经历的艰苦征程。长征中,萧锋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党总支书记、政治委员等职。他用土草纸写日记,记载每日行军路线、宿营地点、兵力调动与战役细节,鲜活留存战友互助、群众支援、部队纪律与思想动态,是现存较为完整的基层指战员长征原始文献。当被问及何以数十年坚持写日记,萧锋答道:“是信念!信念支配着行动。有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就不会把记日记看成是平常的事。”
1938年上海风雨书屋出版的《西行漫画》,收录了黄镇在长征途中创作的20多幅漫画。1934年黄镇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他在征途中创作了数百幅画作,形象地记录了重大历史事件和沿途风俗。在行军途中,画作大多散佚,后来部分画作从陕北传到上海,由左翼文化人士阿英编辑出版。
刊载《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全民月刊》创刊号,是长征故事走向海外的重要载体。1935年,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遵义会议的情况。7月,陈云抵达上海,并着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借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视角,讲述跟随红军长征的历程。此文最早在1936年3月巴黎《全民月刊》上开始连载,署名“廉臣”,全文约3万字。
“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在英国伦敦出版后便引起轰动,后来被翻译成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字,行销世界各地。书中介绍了突破封锁线、大渡河英雄、红军过草地等长征史实,并赞叹“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
展厅里还陈列着1935年《共产国际》德文版刊载的《在中国红军的前线》,1938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长征记》,以及《回顾长征》《跟随毛主席长征》等长征著作的外文版本,体现了长征精神跨越国界,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从文字叙述到艺术演绎,一代代人用丰富的方式回望长征、纪念长征。1966年的剧照册,定格了《长征组歌》赴罗马尼亚等4国演出的精彩画面;《万水千山》《金沙江畔》等电影海报,展现了在银幕上演绎长征的经典作品。
随着新技术发展,长征故事的表达更加生动多样。展厅电子屏上,一段用AI制作的动画视频,讲述了小红军杨世才的布币故事。1935年春,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向西转战。年仅12岁的小战士杨世才拒绝母亲劝归,将这张布币留给母亲,毅然踏上征程。母子一别,音讯隔绝15年。直到四川解放后,杨世才重返家乡,母亲取出珍藏多年的布币交还给他。1975年,杨世才将布币捐赠给博物馆。小小的布币,承载着母子深情,见证着革命者舍家为国的信仰。
展览尾厅,一整面墙上展示了90幅少年儿童绘画作品,以“新时代长征路上的我们”为主题,传承红色基因,记录时代征程。
“展览呈现了一代代文物捐赠人、遗址管护者、研究者、青少年接力守护红色遗存的实践,让观众感悟到长征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接续传承的精神血脉。”江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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