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辩证的角度看,没有永恒的赢,也没有绝对的输。世人大多只看见胜利的荣光,却忽略了背后的隐患,这种隐患可能会被无限放大。如果赢了,但却“赢错了”,或许会比输了更可怕,历史上的商鞅和李斯就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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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战国初期的秦国是弱国,是在经历过商鞅变法才逐渐强大起来。之后,它才有实力消灭韩、赵、魏、楚、燕和齐,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

三家分晋作为战国时代的开端,而就在这个开局阶段,秦国却陷入了“四代乱政”。秦灵公、秦躁公、秦简公和秦出公在位期间,长年朝局混乱,政变迭出,使得魏国步步蚕食河西之地。​

秦献公继位后开始励精图治,始终把收复河西之地摆在首要位置。为此,他将都城从西部的雍城东迁到栎阳,终于在洛阴之战中击败韩魏联军,终止了敌人在河西的攻势。

公元前362年,趁着魏、赵、韩争夺三晋霸权的机会,秦献公再次出兵河西,在少梁之战中大败敌人,成功俘获魏国太子和国相。此战,秦国打出了威名,令六国再也不敢小觑自己。

少梁之战结束第二年,秦献公嬴隰去世,他的儿子嬴渠梁继位,史称秦孝公。他继承先父遗志,登基不久便发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引用其中部分内容:

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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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的这篇求贤令未必能传遍六国,但传到临近的魏国却丝毫不成问题。当时,商鞅正在大梁城中担任国相公叔痤的中庶子(秘书),不受魏惠王重用。在得知求贤令后,他向西越过黄河抵达秦国。

在太监景监的引荐下,商鞅接连四次面见秦孝公,成功说服对方开展变法。公元前359年,秦国颁布《垦草令》,就此拉开了变法的序幕。公元前356年,商鞅出任左庶长全面推行变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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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奖励耕织和移民垦荒等手段,农业产量大幅提升,从而夯实了国家根基;推行军功爵制,打破了旧有的贵族世袭,秦军战斗力大幅提升;地方长官由国君任免,强化了中央集权;统一度量衡,便于利赋税征收和商贸往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瓦解封建领主和宗族首领的权威,明令严禁私斗,有效遏制了秦人宗族械斗的风气。

不过,商鞅过分推行严刑峻法,轻罪重罚和连坐制度都使得人人自危;重农抑商的政策抑制多元发展,不利于商业、思想和文化的繁荣;忽视教化功利至上,只追求富国强兵而忽视仁义德治,导致民风趋向冷酷;严重损害贵族利益,造成上层内部分裂,为日后直接埋下隐患。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后由儿子嬴驷继位,史称秦惠文王。当初,他在任太子期间触犯刑律,负责教授的两位师傅因此遭到肉刑,一个被割去鼻子,一个被脸上刺字,因而记恨于商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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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商鞅准备逃亡魏国却被对方拒绝,走投无路只得逃回自己的封地起兵。结果,双方实力悬殊战败被杀,尸体还被带回咸阳车裂示众。

显而易见,商鞅从变法开始一直都在赢,只是他“赢错了”,所以才会黯然收场。接下来的李斯,也是这种情况,从一介布衣走到大秦丞相,又因一念之差坠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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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原本是楚国上蔡的小吏,见厕鼠与仓鼠境遇天差地别,故而决意求取功名,拜荀子修习帝王之术。之后,他西入秦国依附于吕不韦,终于获得推荐出人头地。

秦王下达逐客令时,李斯写下千古名篇《谏逐客书》彻底打动嬴政,从而保住客卿制度。此后数十年,他忠心辅佐嬴政消灭六国出任丞相,实现了位极人臣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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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初定,秦朝建立,许多朝臣都主张沿袭古制,效仿周朝分封子弟,继续以藩王镇守四方。唯有李斯力排众议,极力推行郡县制,推行中央集权,直接任命官员而不再世袭。

在李斯的主持和推动下,秦朝陆续落实了一系列举措。统一度量衡与货币,规范各地的商贸与赋税;统一文字,以小篆作为官方标准字体;统一车轨,修筑驰道,打通全国各地的交通。当然,他也主张焚书坑儒,以严苛手段统一思想,留下历史的极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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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的李斯,可以说达到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秦始皇在世时,他们君臣同心,将这套宏大的政治体制运转得颇为顺畅;秦始皇猝然离世,权力格局遭逢巨变,原有的政治体制面临崩塌。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沙丘突然病逝,这成为李斯命运的转折点。原本遗诏传位给仁厚的长子扶苏,而此人素来亲近蒙恬而疏离李斯,他的丞相之位和政治举措很难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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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赵高抓住李斯贪恋权位的弱点,反复游说利诱。为了守住自身荣华,为了保留既得利益,他竟然选择妥协并参与“沙丘之变”,篡改遗诏后逼迫扶苏和蒙恬自尽,扶持昏庸无能的胡亥即位,也就是秦二世。

胡亥继位之后,朝政大权渐渐落入赵高手中。此人素来野心勃勃,为了独揽大权,开始阴谋布局除去李斯这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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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立即天下大乱,李斯和冯去疾等人一同上书恳请秦二世停止浩大的阿房宫工程,减轻赋税和徭役。赵高终于找到机会,诬告他勾结起义军谋反,终于投入了牢狱。

在狱中,李斯遭受无数酷刑,多次写下奏疏申辩都被赵高扣下。公元前208年7月,秦二世下旨判决“具五刑”,他历经数重肉刑之后腰斩于咸阳街市,并夷灭三族。

当初商鞅变法,为秦国定下强国之法,最后却被旧贵族车裂;李斯亲手维系这套严刑峻法,最终也葬身于此。法家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用生命写下同一个结论:改革要有力度,更要有温度;赢固然好,但只追求赢就未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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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强大,最终遭车裂;李斯辅佐使得始皇一统,最终被腰斩。可以说,这二人皆是当时的赢家,一度功高盖世。可是,因为取舍失当和立身有错,这些胜利终究还是“赢错了”。@文史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