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西战争后建立泛美体系,到二战后接盘英法旧殖民地,再到全球南方崛起后转向制裁、颜色革命、科技文化渗透——美国用120多年搭建了一套不占领土却能控制命脉的霸权网络。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将其概括为六个字:控制而不兼并,并将其定义为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核心特征。
但特朗普上台后,这套体系出现了裂痕:对格陵兰、巴拿马提出领土主张,甚至不顾盟国身份,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州”。与此同时,新殖民主义正加大科技文化渗透,开始了更隐秘的控制。
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这些动作?代表着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后退吗?在AI科技时代,这套新殖民体系又表现出了哪些新特征?中期选举失利后,特朗普又会如何强撑美国霸权?近日,观察者网对话黄仁伟,深度拆解这套“控制而不兼并”的霸权逻辑何以运转、又为何出现裂痕?全球南方如何借助“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突破枷锁?中国又能提供哪些“反新殖民主义公共品”?
观察者网对话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
美国新殖民主义的三个历史阶段
观察者网:您认为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核心特征是“控制而不兼并”,通过控制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命脉,将它们纳入其全球霸权体系。能否请您详细讲讲,二战以后直到今天,美国新殖民主义大致可以分成哪些阶段,又是通过哪些方式实现这种“控制而不兼并的”?
黄仁伟:美国的新殖民主义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1898年美西战争后到二次大战结束,这一段是早期的新殖民主义,主要是美国在西半球建立它的新殖民主义体系。这一时期美国有几个大的外交举动。前期是门罗主义,不许欧洲干涉西半球。到1900年左右,尽管西半球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但也不能再用兼并征服的方式,因为西半球当时已经有不少独立国家了。不能征服,又要控制,要让它们归属于美国这个体系,所以美国就在西半球建立起一套新殖民主义的控制方式——泛美主义(Pan-Americanism)。
191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四届美洲国家会议上,原有的“美洲共和国商务局”(1890年设立)被正式改名为“泛美联盟”,西半球国家被全部纳入这个联盟,并于1959年成立了泛美开发银行。这些国家的援助、货币、金融,都要受到泛美开发银行的控制,这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经济控制手段。
在政治上,美国直接干预这些国家的内政。如果哪个国家不听话,就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俘虏、扣押。文化上,这些西半球国家多是西班牙殖民地、讲西班牙语,但美国也要逐渐影响它们,把它们纳入美国的文化系统。所以泛美联盟、泛美体系、泛美主义,是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最初模式。
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体现在美国的拉美政策上: 一是“大棒加胡萝卜”,你听话,我就给你一点甜头;你不听话,我就用军事手段打压。后来“大棒加胡萝卜”也成为美国在全球的常用手段。二是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拉美国家都比较穷,美国说我可以给你一部分援助,但前提是要听话。第三是针对古巴专门提出了一个“熟果政策”,古巴要像一个成熟的苹果那样掉落下来,正好落在佛罗里达,古巴这个果实最后是美国的。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新殖民主义进入第二阶段。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这些欧洲老殖民主义的宗主国体系全部崩溃,难以再控制世界上这么大的大陆,殖民地纷纷独立。这些独立国家名义上是独立,但实际上还是离不开宗主国,宗主国还在干涉、控制它们,但实力都很弱了,也派不出那么多军队了。
这个时候,美国就开始接盘,重新控制英法退出的老殖民地,也把新殖民主义这套模式搬到了原来的旧殖民地国家。在非洲、东南亚和中东,美国都建立了一套控制这些国家的体系:组建军事同盟、提供美国援助、吸引当地精英赴美留学;如果有国家不听话,就扶持反对派进行颠覆活动,使其总统无法继续执政。
这套手段在二战后被美国广泛用于世界各地,新殖民主义由此取代了英法、西班牙等老殖民主义,可将其概括为“控制而不兼并”。老殖民主义以兼并为主,兼并后将白人移民至当地,统治当地居民,手段较为原始,如果遇到反抗就开枪屠杀。因此有人认为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是一种进步,但实际上它的控制更加严密。
随着全球南方崛起,新殖民主义发展到第三阶段。此时全球南方已经具备一定实力,经济上实现自主发展,开始谋求完全独立,摆脱对西方的依附;政治上开始寻求不同于西方的体制与价值观。所以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出现了更新形态的新殖民主义:
首先,美国经济控制的手段更强了,依靠制裁和金融工具掌控这些国家的财富;一旦这些国家不听话,就动用经济手段进行制裁,强度比过去更大。其次,意识形态渗透力度更强,采用颜色革命的手段——如果对方不听话,不一定直接扶植傀儡政权,而是通过反对党运动推翻原有政权,但也会直接动武,比如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此外,美国还借用所谓全球治理、国际规则的名义,为自己披上合法外衣。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控制,只是这种控制的手段与此前不同,已经更新升级。再加上网络、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加持,软实力的渗透比过去更加厉害。大量政治精英都在美国毕业、取得学位后,再回到本国,成为美国的代理人。
美国新殖民主义的这三个阶段存在继承关系,但每个阶段都有新的特点。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控制而不兼并。这与老殖民主义以兼并和直接殖民统治为主的模式形成了区别,很多人认为这并非殖民主义——殖民主义通常被限定在早期新大陆发现后的土地掠夺阶段。英国曾占领世界各大洲的领土,号称日不落帝国;法国也占据了大片殖民地,西部非洲许多国家都以法语为通用语言;拉丁美洲则普遍使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这就是早期殖民主义的特征。美国新殖民主义是对传统殖民主义的变形与发展。
特朗普的西半球政策,被称作“唐罗主义”外媒图片或视频截图
特朗普为什么又想要领土了?
观察者网:您刚才说新殖民主义的特征是“控制而不兼并”。但我们发现特朗普上台之后,对其他国家,比如丹麦、加拿大、巴拿马,直接提出了领土主张。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新殖民主义在扩张陷入困境后,试图回归传统的殖民掠夺?
黄仁伟:是的。第三阶段的新殖民主义与第二阶段存在明显区别,兼并这一老殖民主义手段重新出现在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策略中。这与美国霸权地位的下降直接相关:过去它无需兼并领土就能实现控制,如今其全球总体控制力减弱,就试图在关键区域,尤其是临近美国的地区推行兼并。仅仅靠外部干涉手段已不足以实现控制——比如在中东耗费了大量资源却未能实现控制,东南亚也同样未能掌控。当前它在东半球后撤的同时,决意要完全掌控西半球。
另一方面,关键通道与战略资源如今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关切,在关键通道和主要资源产地,仅依靠代理人已经不够了,美国需要直接掌控这些通道与资源。巴拿马运河是关键通道,格陵兰则拥有丰富的资源,尤其是大量稀土,这也是它试图兼并的重要原因。
当前美国的“兼并”,已经延伸到了盟国头上。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盟国,格陵兰所属的丹麦也是对其十分忠诚的盟友——美国的兼并意图已经不再顾及盟国身份了。
由此可见,特朗普所谓的“美国优先”政策,已经发展到向老殖民主义方向倒退的程度。但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会成功。即便美国针对格陵兰签署了相关条约,这块土地的主权在名义上仍属于丹麦。这种回归老殖民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模式能否持续,目前尚无定论,但可以判断它难以长久。
但是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兼并别国领土在法律和道义层面都面临巨大障碍,它无法像老殖民主义时期发现新大陆那样,以无主土地为由直接侵占。如今美国试图获取的领土都属于主权国家,这类行为极易遭到国际舆论谴责。
因此,特朗普之后,美国能否继续推行这类政策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民主党上台后放弃这种做法,回归到依靠软实力实施控制的老路;另一种是共和党内部的强硬派坚持推进,将夺取领土作为外交政策的固定内容。
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将进一步放大美国霸权的非法性质,使其在国际社会更加孤立,也更充分地暴露其野蛮本质。从长远来看,美国正陷入扩张兼并的陷阱,这对它极为不利。如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独立主权国家,联合国已有190多个成员国,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彻底消灭另一个国家。因此,特朗普此刻的举动是一种短视行为。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源于美国的拉美政策:大棒加胡萝卜、金元外交、熟果政策。特朗普上台之后,开始推行“唐罗主义”,重新回归拉美后院。“唐罗主义”标志着美国新殖民主义开始出现哪些转向?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在积攒新的实力?从旧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交替反复的过程?
黄仁伟:新殖民主义与旧殖民主义的关系,既有包含的成分,也有继承的关联,但二者之间同样存在争夺。老殖民主义时期的殖民地原本都归属宗主国,二战结束后,宗主国实力骤然崩塌,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将其势力尽数驱逐。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将自身的新殖民主义体系从拉丁美洲迅速扩张至亚洲与非洲,名义上以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幌子,实则依托意识形态的旗号,接管了英法等老殖民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
这个转变过程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便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当时埃及的民族解放运动意图收回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由此引发了埃及与英法之间的战争,即苏伊士战争。最初英法利用以色列作为代理人进攻埃及,但美国对英法施加压力,迫使英法势力退出。以色列成为西方国家在中东的代理人,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苏伊士运河事件意义极为重大,它是英法等老殖民主义从亚非地区退出的标志,又是美国新殖民主义接管老殖民主义势力范围的标志,也是殖民地国家实现主权独立的标志。
硬实力受限下的新殖民主义:科技文化渗透为何升级?
观察者网:您把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变种概括为八点,其中技术垄断、价值观和认知战、NGO与白左渗透等软性手段十分突出。随着美国依靠军事力量推行新殖民主义越来越困难,科技文化渗透在新殖民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如何相互配合、相互放大?美国又为何重点打压华为、TikTok等中国平台?
黄仁伟:我把新殖民主义的变种概括成八点:1)代理人战争,2)技术垄断和市场保护,3)经济制裁,4)西方价值观和认知战,5)NGO和白左渗透,6)新门罗主义,7)恢复领土兼并,8)重新瓜分世界。
其中,像NGO和白左渗透,很难直接说就是新殖民主义,有的国家将其称为后殖民文化。许多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文化被白左渗透得很厉害。白左的载体是NGO,通过NGO的方式在各国活动。所以NGO和白左形成了一套新的文化渗透模式。以前的文化渗透,靠的是赴美留学、VOA、好莱坞电影输出;现在则是形成了一种思潮,思潮之上还有各类非政府组织在推动。
今年10月在“全球南方学术论坛”上,来自台湾地区的陈美霞教授认为,美国新殖民主义在台湾的影响,是中国大陆统一的重大障碍。现在台湾这一代年轻人大多接受美国价值观、美国新文化。说它是文化侵略也好,文化渗透也好,这是一套新的认知控制工具。这套工具坚决不认同一个中国,最后拒绝统一。看上去是与大陆文化对抗,实际上已经变成政治对抗,就是用美国的白左价值观,来摧毁台湾的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统一的心理基础就丧失了。
陈美霞老师的分析进一步印证新殖民主义在台湾的作用。日本的旧殖民遗留与美国的新殖民控制相互结合,长期塑造台湾民众的认知,最终构成阻碍两岸统一的核心心理障碍。
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文化渗透力,随着数字经济和AI的发展会变得更强。数智经济时代的新殖民主义实际上就是依靠科技垄断、结合金融势力,进行文化渗透。现在美国依靠军事力量展开新殖民主义已经越来越困难,美国霸权的衰落,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硬实力的衰落、软实力的扩张。这和20世纪的美国新殖民主义不同。20世纪美国新殖民主义的硬实力还是很强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都很强,足以用军事和经济两种方式来控制。
当前美国软实力的扩张,恰恰补充了硬实力的不足。这其实就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问题——软实力是乘数,硬实力是常数。如果硬实力是1,软实力是2,硬实力就放大为2倍;软实力是3,就放大3倍。但如果软实力只有零点几,硬实力反而会被削弱;要是软实力变成负数,硬实力就会遭到抵制,没人愿意接受它,硬实力的作用就会更小。所以软实力的乘数效应非常大,它能让硬实力不战而胜,因为对方的民众根本不想打仗,反而会接受甚至欢迎它。
软实力可以放大和弥补硬实力的缺陷,也可以放大硬实力的效果。这种新兴的、真正意义上的新殖民主义,核心正是科技文化层面的渗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如今要对华为下这么重的手、对小红书和TikTok这类平台百般打压?TikTok并非中国官方运营的产品,只是它在美国的传播,同样能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这些技术工具本身就承载着文化内容。我们不需要刻意宣扬中国意识形态,只要客观展现中国的真实面貌,就很有吸引力;还可以呈现美国媒体不愿报道的世界真相以及全球各地的各类问题。
这样一来,美国的宣传攻势、文化渗透能力就失去了掌控,控制力至少会削弱一半。所以我们总觉得美国针对华为、打压中国平台的做法毫无道理。从其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属性来看,美国若不打压中国,中国的影响力就会抵消它的控制力。
特朗普与美国科技巨头外媒图片
观察者网:二战后美国搭建的这套新殖民体系已经运行了近八十年,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这套体系正在走向解体吗?如果美国的新殖民体系最终崩塌,会给全球秩序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黄仁伟:美国的霸权主义本质上就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美国霸权衰落不等于美国国家衰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霸权衰落指的是其控制世界的能力下降;而美国国家衰落,则是指美国的综合实力总量以及全部发展潜力都已耗尽。
美国霸权衰落,在其国家整体衰落之前就已经启动了,美国控制、影响全球的能力早已开始下滑。英国的霸权从一战前就已开始衰落,直到二战后才彻底丧失,前后持续了约50年。而美国从霸权衰落发展到国家整体衰落,时间恐怕会比英国更长,可能要100年。因此要认清:霸权在走向衰落,但美国国家本身还未衰落,它的国家发展仍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只是其影响世界、控制别国的能力正在逐年减弱。
这涉及两种不同的衰落形态:相对衰落与绝对衰落。当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超过它时,它就会出现相对衰落;而当一大批国家共同崛起时,它的全球控制能力自然就会被削弱。如果只有一个国家与它对抗,它完全有能力应对;可一旦几十个、上百个国家不再听从它,甚至连整个盟国体系都不再听命于它,再加上它自己也不愿再为盟国体系提供公共产品——比如特朗普就明确表示不再承担相关责任,让欧洲、日本自行发展防务——这些都是其霸权衰落的表现,而非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整体国力衰落。
以美国现在的国力,完全有能力在周边重建新殖民体系。它反复盘算后认定,自身当前的力量范围刚好能覆盖西半球。于是拉丁美洲的几个主要国家都开始出现逆转。美国在拉美经营多年、基础深厚,当地民众大多亲美,很难在短期内把美国两三百年在拉美的影响彻底清除。再过一段时间,美国对拉美的控制力还会再次下降,它的影响力总是在起伏波动中下降的。
全球南方如何突破新殖民主义
观察者网:面对新殖民主义的袭来,全球南方国家应当如何从自身发展经验出发,打破美国主导的新殖民体系枷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能提供哪些“反新殖民主义的公共品”?
黄仁伟:面对全球秩序重建,中国倡导了几大概念:全球南方、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这几个概念是相互交叉、相互支撑的。
全球南方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全球南方GDP总量已超过全球的50%,按市场汇率计算则在40%左右,整体正处于崛起阶段。过去我们提及全球南方,是一个历史脉络清晰的概念:从历史上的殖民地,到民族解放运动的新兴国家,再到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最终演变为如今的全球南方,始终一脉相承。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始终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命运与共。当下中国要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发展机遇,为他们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为他们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模式,这便是当前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核心内涵。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推进全球治理。以往的全球治理是美国主导的西方治理,这种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合理性,需要建立公正、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事实上,中国正面临着现有规则的巨大制约。我们要通过各种途径,推动现存国际规则从西方主导向中间方向移动,既不能完全变为南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但要提升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话语权。
2000年以前我们曾长期认为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不主张使用这一概念。但随着我们在全球市场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逐渐认可全球化,这是一个转变。此后又过了10年,我们开始使用“全球经济治理”,并逐步采用“全球治理”的表述。
从排斥全球化到接纳全球化,从不用全球治理到使用全球治理,我们前后经历了约20年时间。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退出全球化进程、放弃全球治理,这两个概念逐渐成为中国主导的概念。我们奋力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成为引领这两大进程的核心力量。全球化是新的经济基础,全球治理则是与之匹配的上层建筑;全球化推动着全球治理的发展,而全球治理必须顺应全球化的客观规律,才能实现有效治理。
这个客观规律是什么?就是全球南方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相应地,它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也必然提升。于是,全球南方、全球化、全球治理这三个概念就统一起来了,最终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相结合发展的未来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短期内就能建成,但如果用它来界定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内涵,就能形成极大的包容性和广泛的共识。
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融入了这三个概念。“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种新型全球化,当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陷入困境,甚至难以为继时,以投机热钱为主体的全球要素流动模式,正逐渐被中国倡导的、以直接投资、实体经济和产业链基础设施一体化为核心的全球化所取代。西方的全球化是1.0版本,中国倡导的全球化是2.0版本。这是一种由中国倡导的、以南方国家为主体、以发展为核心的全球化。共建“一带一路”正是2.0版全球化的主体和主流方向。
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可以逐步探索出新的治理规则,我们正在一步步摸索。目前,中国与南方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已经形成若干共同治理规则。虽然也存在不少问题,但这些问题正在逐步解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新的规则。因此,“一带一路”就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这几个概念整合起来就有了共同的内核,有了统一的方向和目标。原本这些概念是零散的,有些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中国要为这些概念注入全球南方的新内涵。
观察者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能感觉到中国的这种主动性,主动从理论层面阐释实践、构建自主理论体系,不再是过去被动接受西方的那一套。
黄仁伟:我们追溯美国的新殖民主义踪迹及其当代表现,是为了弄清楚什么是新殖民主义,进而揭露美西方企图把“新殖民主义”的帽子扣在中国头上的表现。我们不能被动应对西方蛊惑国际舆论的勾当,而是要主动还历史原貌,从被动适应外部世界到主动塑造国际舆论环境。中国成功的秘诀在于抓住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同时以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
中国最初是被动进入世界市场的,我们接受WTO规则是无奈的“接轨”,也是由力量对比决定的:弱国要进入强国主导的世界市场,只能先接受现有规则。谁也没料到,一旦加入,中国会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美国也没料到,如果想到了,当初可能就不会让中国加入了。
特朗普2017年上台后,2018年发起对华贸易战,以为几轮交锋下来,中国要么认输,要么垮掉,不可能与美国抗争到底。但打了4年没打败,拜登又打4年还是没打败;到特朗普再次上台,局面反过来了,中国反过来反制美国,美国才知道不能跟中国硬拼,所以要求战略稳定。这就给了中国一个机会:在同美国对抗的过程中,找到美国的薄弱环节和致命短板,也找到自己可以成长的新空间。比如高科技领域,我们一直觉得差距太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追上,最后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
从2016年特朗普首次当选,到2026年刚好10年,中国自身的内部变化,远不及世界格局的变化显著。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01年加入WTO的20多年里,我们主要聚焦国内发展,外部世界也在发生变化,比如苏联解体,但这些变化对我们而言都是被动应对的,我们并未主动去改变世界。而最近这十年,诸多全球性变化都是由中国推动、中国发起、率先改变的。
最大的变化之一,是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范围和影响力明显提升。我们的汇率从1:7,如今已升至六点几,未来还会升到五点几甚至四点几。十年后,如果人民币兑美元达到1:4,我们的GDP会大大超过美国。所以这十年,每一年都朝着这个目标推进,一方面是实质性的GDP增长,另一方面是汇率的变化。汇率变化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大家会争相持有人民币,因为升值太快了。反过来,美元就会过剩甚至被大量抛售。这是击中美国要害的事,比我们预想的来得快。美国自己也清楚,特朗普、鲁比奥、拜登都讲过:这10年是关键,美国能不能继续当第一,就看这十年。
这十年里,我们每一年都要有改变,既要有数量的提升,也要有质量的突破。我们每年的增长幅度要大于美国,十年累积下来就能实现超越。对此我们应该很有信心,时间会证明一切。25年前我写《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乐观。我也曾半开玩笑地说,是我们的国运到了。美国是麻烦和危机一个接一个,我们则是一次次化解危机,机遇一个接一个,从2001年9·11事件之后,一直就是这样。
但我们并非靠运气,所谓国运只是一种玩笑说法,真正支撑发展的是实力增长,而我们的发展恰恰契合了客观规律。
我也和美国战略界人士讨论过,你们有最好的智库和战略家,我们的研究水平远比不上美国的大智库,但为什么中国没犯过重大战略错误,美国却屡屡犯错?你们美国人给我解释解释。他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我可以替他回答:第一,美国的所谓国家战略从来只是两党的党派战略。一个党做一半,另一个党不认可前一半,只做自己的另一半,所以战略始终是偏的。偏了之后,另一个党上台又来纠正,改做另一半;做了一段,原来的党又上台,再改回去。所以总会在这一半和那一半之间摇摆犯错。一个战略刚执行一半就被推翻了。即使在民主党或共和党内部还要分派系,再叠加不同利益集团:军工集团、科技集团、金融集团。所以进白宫真正参与决策的,只剩25%、30%了,战略就变得更狭隘。再加上总统本人的取向、偏好又和其他人不一样。再好的战略设计最后能落地的只剩10%,剩下90%都被浪费了。
所以不能迷信美国的战略智库,要看透美国的致命问题出在其制度本身。事实证明,这个制度只会出错越来越多、越来越离谱。我们的制度也不是完美的,但总的来说不犯颠覆性的战略错误。中国的每个五年计划都有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在做前期研究,产生几万份研究报告,再归纳总结成一个5年规划。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这样,这就是我们的体制优势。
中国经济的优势,一方面是顶层结构稳固,另一方面是底层基础深厚。这两个特点,我们的理论经济学和政治学要充分研究,把它们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西方预测我们的经济还能发展多久、还能达到多高水平时,总是判断不准,屡屡出错。还因为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忽略或否定中国的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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