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凌晨,北京空军学院一幢小楼内,周宇驰接到林立果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没有寒暄,只有一句急促的通知:“首长决定立即北上,你们想办法马上走!”

这句话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北上,而是此前约定的暗号,实际指向苏联方向。周宇驰很快明白,局势已经到了不能回头的地步。

当时,周宇驰36岁,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早年他曾想成为飞行员,却因体检未能如愿,后来凭借文字和组织能力进入空军机关,担任过刘亚楼的秘书。

他与刘亚楼的关系,曾因一件小事发生过冲突。一次,《参考消息》上午送到,周宇驰直到下午才交给刘亚楼。刘亚楼批评他工作拖沓,他却认为这不是正式文件,没耽误大事,因此没有立即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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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楼对此十分不满,认为机关干部不能把责任往外推。随后,周宇驰被安排到基层担任营教导员,接受实际工作的锻炼。这段经历说明,他并非一开始就身处权力核心,而是在空军机关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位置。

1967年,林立果进入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工作。由于两人年龄相差十岁,周宇驰被安排为林立果的工作助手和老师。此后,他们之间形成了紧密关系,周宇驰也逐渐成为林立果身边的重要人物。

林立果在空军内部的权力不断扩大。一次,吴法宪谈到林立果下部队时,原话带有具体范围和条件,周宇驰转达时却删去了限制,变成林立果可以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一句话的变化,分量却完全不同。它让许多人误以为,林立果拥有超出正常职务的调动权限,也使围绕在他身边的小圈子更加膨胀。

1970年5月2日,林彪曾接见林立果在空军培养的一批人员。林彪问周宇驰:“是你领导老虎,还是老虎领导你?”

周宇驰回答:“当然是立果同志领导我们了!”

这句看似机敏的应答,实际上透露出当时关系中的特殊秩序。职务有上下,工作有分工,但在那个小圈子里,个人亲疏逐渐压过了正常的组织原则。

1971年9月12日晚,林彪一家在北戴河决定出走。消息传到北京后,周宇驰等人原本准备次日南下广州的计划被打乱。小楼内只留下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他们开始寻找能够迅速离开的办法。

周宇驰判断,汽车无法摆脱追查,普通飞机也不容易临时调动,唯一可能实现的,是调用直升机。他随即让于新野去寻找飞行员陈士印,并通过电话把人召来。

凌晨时分,陈士印被带到小楼。周宇驰拿出一份署有林彪姓名的手令,要求他执行紧急任务。陈士印问航程是否足够,周宇驰回答:“带上副油箱,先把飞机准备好。”

陈士印虽然感到事情异常,却无法轻易拒绝。随后,他又找来飞行员陈修文。周宇驰依靠手令,调动机械师、加油人员和机场值班人员,最终让编号为3685的直升机获得起飞条件。

9月13日凌晨3时15分,直升机从沙河机场升空。地面很快发现异常,空军指挥系统随即采取措施,要求有关机场派出飞机拦截,并设法让这架直升机返航。

起飞后,周宇驰命令航向改为320度。陈士印立刻察觉不对:“不是说去山海关吗?怎么向西北飞?”

周宇驰沉默片刻,才说出目的地:“去乌兰巴托。”

驾驶舱内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两名飞行员意识到,这不是一次普通调机,而是一次试图越境的行动。周宇驰坐在后方,手中可能带有武器,贸然反抗极其危险。

陈士印和陈修文没有立即撕破脸,而是故意制造空中有飞机拦截的假象,趁周宇驰分神观察外部情况时,悄悄调整航向。直升机逐渐转向北京方向。

凌晨4时16分,飞机开始返航。周宇驰发现航向异常后怒斥飞行员,甚至威胁说,飞机若要降落,就要开枪阻止。两名飞行员仍保持镇定,把飞机引向怀柔一带山区。

飞机下降到较低高度后,陈修文准备控制住周宇驰。就在这时,周宇驰突然开枪,子弹击中陈修文左胸。陈士印受到冲击,操纵动作失去稳定,直升机以异常姿态迫降。

飞机落地后,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试图逃离现场,但很快发现周围已经布置了搜索力量。周宇驰和于新野随后自杀,李伟信开枪后仍然存活。至此,这场始于机关小楼、结束于怀柔山区的出逃行动彻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