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区硝烟尚未散尽,陈毅面对的不是一场普通的城市接管,而是一座庞大机器如何继续运转的问题。电厂、水厂、码头、铁路、银行和市场,任何一处停摆,都会牵动数百万市民的生活。
上海战役打得极为克制。陈毅、粟裕要求部队尽量不用重武器,避免损坏工厂和民用设施。部队付出较大牺牲进入市区后,新的难题立刻摆在面前:国民党军队撤走了,旧政府的大批干部和职员却留了下来。
军管会清点后发现,旧市府干部有14492人,普通政府职工则有45280人。前者大多具有国民党党籍,掌握着行政、税收、交通、卫生等部门的具体工作。没有他们,上海很难在短期内恢复秩序。
但这批人中,也确有少数参与过压迫民众、搜捕进步人士和破坏革命活动。军管会经过甄别,列出了一份处理名单,按过去战争年代的惯例,准备惩办其中罪行严重者。
名单送到陈毅手中时,他没有立即批示。
“该杀多少?”部下请示。
陈毅沉默片刻,反问道:“上海要不要继续运转?”
这句话看似简单,实际点出了接管大城市的关键。惩处罪犯必须依法进行,可若把旧政府人员一概排斥,既无法维持城市秩序,也会让许多原本可以争取的人产生恐惧。
陈毅并非第一次遇到类似问题。渡江后,山东一些群众代表曾要求严惩吴化文。吴化文过去确实做过伤害人民的事情,但在济南战役中起义,减少了解放军的伤亡。陈毅认为,处理这类人物,既要看旧账,也要看其后来所作所为,更要考虑起义行为对战争进程的影响。
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而是把惩罚与争取区别开来。对罪大恶极者依法审判,对一般旧职人员则给出改过和工作的机会。陈毅把这个意见向邓小平作了沟通,并请示中央,主张能少杀就少杀,能不杀则不杀。
中央同意了这一方针。
最终,旧市府干部中有11426人被留用,占总数的78.8%;科级以上干部也有相当部分继续工作。旧政府职工留用38331人,占84.6%。这项安排很快显示出实际效果,许多人脱离旧组织,转而参与新政权的城市管理。
难处并没有因此消失。上海货币混乱,金圆券几乎失去信用,市场交易又大量依赖银元、黄金和外币。人民币发行后,投机商试图操纵银元价格,短时间内把比价从100比1推到2000比1,市场信心受到严重冲击。
陈毅曾听取留用财政人员的意见。有人提醒,若只靠抛售银元,很难压住集中操纵市场的投机力量。陈毅追问:“关键在哪里?”
对方回答,投机商主要聚集在证券交易所。
1949年6月10日,上海采取行动,查封证券交易所,扣押主要投机分子,同时取缔非法银元买卖和地下钱庄,规定银元、黄金、外币不得作为市场流通货币,只能按牌价兑换人民币。市场很快恢复稳定。
到了1949年10月至11月,投机商又囤积粮食、棉纱和煤炭,推动物价上涨。留用人员提出,政府可以用充足的物资与其对冲。于是,全国调运来的粮食、煤炭、棉纱和布匹连续投入市场,国营商业持续低价供应。
投机商原以为政府撑不了多久,没想到物资一批接一批进入上海。他们手中的资金不断被占用,普通市民却能够买到生活必需品。囤积失去了意义,物价也逐渐回落。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陈毅感到留用政策价值的,并不只是账面上的数字。上海遭到轰炸时,杨树浦发电厂受损严重。这个电厂承担全市大部分供电,抢修速度直接关系到城市能否稳定。
陈毅连夜召集电力系统人员商议。技术人员估计,核心区域有望在48小时内恢复供电。陈毅没有因为他们来自旧政府时期就怀疑其能力,反而把抢修任务交给熟悉设备和调度的技术人员。
42小时后,部分市区重新亮起电灯。参与抢修的,既有新政权干部,也有留用的旧职工。上海接管最初的考验,就这样靠组织力量、专业能力和审慎的处置一步步渡过。
陈毅后来谈到上海工作时说,单凭个人热情办不成事,必须团结多数人,把懂行的人留下来共同做事。对一座复杂的大城市而言,这个判断比简单区分身份,更能决定接管是否真正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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