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日本政坛上演了一出极具戏剧性的“掀桌子”大戏。众议院强行表决通过了高市早苗提出的消费税下调法案,企图将税率从8%狂降至1%。面对这种毫无财源支撑的政治作秀,前首相石破茂带着多重量级议员拂袖而去,甚至因此吃到了自民党史无前例的警告处分。
石破茂的绝望不仅停留在法案本身,他真正在痛骂的,是整个日本社会的集体失忆与短视。他在电视节目里一针见血地撕开了日本的底裤:30年前GDP是中国的7倍,如今只剩五分之一。
当高市政府还在试图用防卫预算翻倍、限制关键稀土出口等强硬姿态来掩饰心虚时,冰冷的现实是,德国早已完成了对日本GDP的超越,差距至今仍在疯狂拉大。靠透支未来、炒作情绪,根本救不了深陷结构性危机的日本。
回看这起事件,与其看政客在消费税上玩弄权术,不如透视更底层的经济肌理。把前面提到的日本参照案例补充一点细节。日本当年完成结构转型,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和高技术产业驱动,同样经历了漫长的阵痛期。
房地产泡沫出清、地方财政压力、传统产业产能出清、居民收入预期调整,这些阶段都经历过。它不是依靠一次刺激政策就完成切换,而是持续十几年的制度调整、产业迭代。
中日之间的经济体量、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外部环境,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地方,不能直接照搬路径,但是结构转型要面对的矛盾,有相通之处。这也是最开始说,历史线索只能用来做长期参考,不能直接套用的原因。
很多人会把结构调整理解成,短期牺牲增长,换取长期质量。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结构调整本身,就是为了让增长的动力可持续。过去依靠地产、基建、传统制造业产能扩张的模式,边际收益越来越低,继续走这条路,长期风险会持续累积。
主动调整,是用短期的阵痛,换取长期增长的空间。当时很多人认为日本的衰落只是偶然,但现实是,正如石破茂点破的残酷真相,没有底层的重塑,GDP断崖式下滑就是必然代价。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消费税的变革才是真正触及灵魂的利益洗牌。
接下来人们讨论热度很高的,就是消费税改革。如果消费税从生产端逐步转向消费端征收,这是很多国家都会经历的转型。一个国家从以制造生产为主,慢慢转向生产与消费并重,消费税的征收环节大多会随之调整到消费端。逻辑很简单,商品只有被消费的时候,才产生对应的征税基础。
消费端征税,会覆盖商品流转当中的全部环节,不管是进口商品,还是经过多道工序生产的商品。商品完整的价值在最终消费环节得到体现,再以此为基础计税,这也是国内财税改革正在推进的方向。
一旦消费税在消费端征收,地方政府的财税重心会发生非常明确的转移。过去地方政府的核心目标是招商引资,想方设法吸引生产企业落地。因为在旧模式下,商品相关的税收在生产环节就已经征收,企业落在哪里,税收就留在那里。
如果征税环节转移到消费端,城市竞争的逻辑就会完全改变。地方不再只盯着企业落地,而是要思考怎么吸引人流来到本地。除了本地常住人口带来的稳定消费之外,游客、商务往来人群、短期居住者,都能带来新增消费。
只要有人在本地消费,对应的消费税就会留在这座城市,转化成本地财政收入。这套新的竞争逻辑,还有一层底层配套规则,也就是反不正当竞争相关法规。
这套规则背后,有一个潜在作用,就是抹平各地招商补贴的差距,不再允许地方随意使用税费优惠争抢企业。当顶层把税收激励调整到消费端之后,各个城市的竞争赛道就变了。
地方不会再不计代价地争抢生产企业,竞争重心转向城市建设、城市更新,用来吸引外来人群。说到底,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们愿意来到这座城市消费、停留。
很多人讨论财税改革,只看到消费税从生产端挪到消费端,却忽略了税收分配的变化。就像早年土地财政一样,消费税的分成比例会重新划分,税收大头更多留给地方政府。
地方拿到稳定的新增税源,才有持续投入城市配套建设的动力。过去两年,各地政府全力招商引资,是所有人都能直观感受到的现象。企业在不同城市之间被辗转引进,不少被投企业会把一部分业务、主体拆分到其他城市落地。
这种变动本身对企业而言不一定是坏事,但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容易出现资源过度竞争的问题。如果消费税改成消费端征收,地方的竞争方向就会切换,首要任务是做好城市运营,不能留下负面口碑。前两年爆火的淄博烧烤,依靠优质的城市服务,直接带动了本地消费和城市热度。
还有哈尔滨接待外地游客,用心做好服务,这类城市口碑,会直接转化成城市竞争力。国内服务业的相关税收,如果同步转到消费端征收,政策补贴的方向也会随之调整。
过去的补贴偏向生产、偏向投资,未来补贴会更多向消费端倾斜。从近些年陆续落地的政策变化来看,改革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推进。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在土地财政增长空间受限之后,帮地方找到新的稳定税源。同时依靠这套新税源机制,调整地方政府的行动激励,明确地方发展的方向。
当下国内发展面临复杂的内外环境,但从政策落地的结果来看,改革主要在推进三件大事。第一件事,就是经济结构调整。外部存在很强的被动压力,外部一些国家及其盟友,希望国内长期停留在简单加工环节,不发展高端科技产业,不做大产业规模。
想要对冲外部压力,产业就必须向上攀爬,提升产品附加值,攻坚核心技术,避免关键领域被卡脖子。同时,国内中低端制造产能,会出现中国资本对外投资建厂的趋势,也就是中国企业出海布局。企业出海,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规避贸易相关税费,属于被动选择。
而在国内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配套的融资体系也必须同步调整。金融体系需要适配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资本市场是其中重要一环,不止包含股票市场,企业债等品类同样在内。
这也和政府手里持有的大量国有资产,有着紧密关联。第二件事,伴随着经济体量持续扩大,国内需要从纯粹的生产型国家,转向生产与消费并重的模式。
想要完成这个转型,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逻辑都要跟着调整,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首当其冲。过去地方政府的重心全部放在生产端,消费并不是重点考量内容。
近些年推进统一大市场、整治地方不正当竞争、清理各地差异化的招商税费优惠,底层目的就是抹平竞争基础。先把底层规则统一,再配合新的财税激励,一推一拉,引导地方朝着生产加消费的方向转型。
整体改革的脉络,大致就是这样。种种宏观层面的壮士断腕,恰恰反衬了今日日本政客为选票操弄税率的短视。
30年前GDP是中国的7倍,彼时的日本正是吃尽了旧模式红利,而如今面对新一轮逻辑更迭,石破茂对日本前途的担忧绝非空穴来风。在土地财政主导的阶段,整个发展模式围绕土地要素流转展开。
地方拿到土地,招商引资吸引企业,企业带动人口流入,城市经济被激活。经济繁荣之后,周边的城市用地增值,商业用地、住宅用地的出让价格持续走高。
这套增值链条,需要配套公共政策、基础设施投入,北京近些年打造的口袋花园,还有教育、医疗配套,都属于这个范畴。旧模式下,土地是整个经济循环的核心要素,其他所有发展动作,都围绕土地这条主线运转。
政府在经济当中的核心作用,就是统筹分配、盘活土地这个核心要素,带动整条链条运转。如果转型到生产加消费的模式,经济循环不再单一围绕土地要素。
政府需要调节、兼顾的变量会变得更多,不再像过去那样集中在土地出让这件事上。长期来看,地方政府的职能、运行形态,都会随之调整,这对地方政府而言,是巨大的挑战。
无论是旧有土地要素模式的终结,还是消费税征收体系的痛苦重构,都在无情地证实一点:经济转型的关键期,容不得半点虚伪的粉饰与退缩。石破茂拐弯骂醒日本的苦心,无非是希望叫醒那些装睡的人。
30年前GDP是中国的7倍,如今只剩五分之一,这本令人战栗的经济烂账背后,不仅是产业空心化与稀土被断供的尴尬,更是政客为了短期选票肆意牺牲长期国家前途的恶果。
高市早苗试图用1%的消费税率来拉拢选民,却根本无力阻挡日本在全球经济版图中日益萎缩的宿命。对抗换不来繁荣,情绪掩盖不了衰退,如果日本社会继续沉迷于过去的滤镜,不仅国家实力的差距会被进一步撕裂,未来恐怕连反思和修正的底牌都将被彻底耗尽。
历史的考题早已给出,正视身位、彻底换掉那张过期的旧地图,才是日本唯一该做的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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