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拓是第七个把辞职报告放在祝股长桌上的人。

那天是十月二十七号,苏北的秋天已经深了,镇政府院子里的银杏叶黄了一半,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祝股长正在电脑前改一份材料,屏幕上的字密密麻麻,他抬头看了一眼那张薄薄的A4纸,没有惊讶,也没有挽留,只是把老花镜往下拉了拉,说了一句,想好了?沈拓点头。祝股长把报告收进抽屉,抽屉里已经整整齐齐压着六份,他的动作很轻,像收一摞普通的台账。

七个人,到齐了。

他们是在同一个夏天考进这个镇的。县里发了公告,叫青年人才引进专项,事业编制,服务期五年,承诺人才公寓和安家补贴。沈拓记得很清楚,公示那天他爸在电话里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说了一句,稳了。他妈更直接,把截图发到了家族群里,配了三个字:上岸了。那时候沈拓觉得,备考两年刷过的题、熬过的夜,总算换来了一个确定的答案。

报到那天是九月初,镇里派了一辆中巴到高铁站接。七个人拖着行李箱站在站前广场上,互相还不怎么熟,但脸上都带着同一种表情,就是终于松了一口气的那种笑。车上,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们一眼,问了一句,你们是第几批了。有人说不知道。司机没再说话,把车拐进了省道。

镇子离县城四十多公里,主街一条,从头走到尾用不了二十分钟。镇政府是一栋五层的老楼,后面的宿舍楼更老,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拍手拍得慢了就不亮。沈拓分到三楼一间十二平米的屋子,一张铁架床,一个掉了漆的桌子,窗户关不严,夜里能听见外面田里的虫叫。热水要去一楼打,WiFi只有走廊尽头有信号。同批进来的纪云舒是本镇人,走路十分钟就能回家,她站在宿舍门口看了一眼,说,比我想的还旧一点。说完自己先笑了,说没事,年轻人住哪儿不是住。

第一周还算正常。七个人被叫去开了个会,镇里的组织委员挨个问了专业和学校,说了几句欢迎的话,然后就开始分配岗位。沈拓学的是汉语言文学,分在党政办跟材料。方拓是法学,分在综合执法队。鹿鸣是新闻专业,分在便民服务中心窗口。郑砚舟二战上岸,数学专业,分在农经站。还有一个女生叫祁放,财务岗,分在财政所。纪云舒和另一个男生留在创建办。七个人报到当晚在宿舍楼走廊里用电磁炉煮了一锅挂面,就着老干妈吃,鹿鸣说,咱这就算革命友谊了,以后互相照应。那时候大家还都在笑。

变化来得很碎,碎到事后回想,沈拓说不清是哪一件事先把人压垮的。

先是活儿。沈拓以为党政办写材料就是写写通知、整整会议记录,真正坐下来才发现,他一天要应付七八个条线的东西。秸秆禁烧要方案,防汛要预案,人居环境整治要汇报,文明创建要台账。那些台账按年份排,最早的要翻到五年前,纸页发黄,一翻就掉渣。他花了一整个星期把旧文件按月份重新装进不同的文件夹,装到最后手指头上全是纸割的口子。祝股长拍拍他肩膀,说小沈啊,镇上的活儿就是这样,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沈拓点头,但他夜里躺在铁架床上翻来覆去想的是一件事:他背了两年书,行测刷了一万多道,不是为了来穿这根针的。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就觉得自己矫情,可它压不下去。

方拓那边更直接。执法队的老队长给他排了班,一周五天,秸秆禁烧巡查占两天,防汛值守占一天,剩下两天跟着拆违建。真正坐在办公室里看案卷的时间,一个月凑不出三个半天。有一回拆一个路边搭的棚子,棚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坐在三轮车边上抹眼泪,方拓举着执法记录仪站在旁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晚上回宿舍他在群里发了一条,说今天那个老太太哭的时候,我觉得我像个坏人。鹿鸣回了一句,我在窗口今天被骂了四回,大爷不会用手机认证,我教了七遍,他最后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故意刁难我。祁放回得最晚,凌晨一点多,说她在财政所录惠民资金数据,录到眼睛发花,系统卡了三次,她趴在桌子上睡了一会儿又爬起来接着录。

第二周结束的时候,七个人在走廊里碰了一次头,没人提议,就是自然而然凑到了一起。鹿鸣说了一句话,大家都安静了。她说,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干的事,好像跟考进来之前想的不太一样。郑砚舟推了推眼镜,说他考的是农经岗,结果每天在录全镇的报账票据,一百多张录到半夜,专业一点没用上。沈拓问他,那你觉得你学的东西该用在哪。郑砚舟想了半天,说,至少该有个地方让我把学的东西使出来吧,现在是我往东使劲,所有的活儿都往西走。

真正让人开始走的,是第三周发生的一连串小事。

祁放被通知去县里一个专班帮忙,说是两个月。她问能不能确定回来的时间,得到的回答是看工作需要。祁放没再问,但她当天晚上在宿舍楼道里给沈拓看了一眼手机里存的一张截图,是招聘公告上写的人才公寓拎包入住。她说,公寓到现在没见到,补贴说要满半年才发,到手工资扣完五险一金两千九百多,房租虽然只收八十,可我去县里帮忙,来回车费一个月就得两百多。沈拓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纪云舒是七个人里最安静的,也是走得最干脆的。她家就在镇上,考回来本来图个安稳,但她发现安稳的意思是随叫随到。创建办迎检那几天,她连续四天晚上十点以后才到家,她妈把饭热了三遍。第五天她没来上班,群里有人说她交了辞职报告。沈拓给她发了一条消息,她回了一段话,说沈拓,我不是吃不了苦,我是受不了坐在那里把同一份台账翻来覆去地改日期,改完这一轮等下一轮检查,我觉得我二十多岁的人,干的是八十岁都能干的活。

纪云舒走后的那个周末,方拓也动了。他中暑过一次,在田埂上守秸秆禁烧守到下午两点,太阳晒得后脖子脱了一层皮。他没因为中暑走,走是因为老队长跟他说了一句话。老队长在镇上干了二十多年,人很好,手把手教方拓怎么跟老百姓说话。那天老队长拍着方拓的肩膀说,小方啊,你还年轻,要是有别的路,别在这儿耗。方拓后来跟沈拓说,他听完那句话,一晚上没睡着。老队长不是坏心,老队长是心疼他,可越是这样他越明白,这个地方连干了二十多年的人都觉得年轻人不该留下来。

到第四周,七个人的群里已经不聊工作了,聊的是谁先走、走了去哪。鹿鸣投了一家南京的公司,面试过了,做新媒体运营,工资比镇上多一倍。郑砚舟报了老家县城的一个事业编,虽然还没考,但他决定先辞了回去备考。祁放跟着未婚夫去了上海,在浦东租了一间四十平的房子,她说先找个企业干着,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方拓回苏州,进了一家做环保工程的公司,专业总算能用上一点。纪云舒在家歇了半个月,后来去了一所民办学校做行政。

沈拓是最后一个交报告的。他不是没想过留下。祝股长对他不错,食堂的红烧肉给得实在,宿舍虽然旧但不要钱。他反复问自己,是不是自己太挑了。有一天晚上他给家里打电话,他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要是不开心就回来,编制不编制的,人好好的比啥都强。他爸在旁边插了一句,说,你妈说得对。

沈拓把报告放在祝股长桌上那天,祝股长抽屉里的六份报告摞在一起,纸边有点卷。祝股长把老花镜摘下来,说了一句话,不怪你们,是我们这儿没给你们准备好。沈拓没接话,但他心里知道,祝股长说的是实话。镇里确实需要人,也确实在想办法留人,可有些东西不是一个镇能在短时间里改过来的。宿舍楼后来翻新了两间,热水器换了新的,但走的人已经走了。

七个人离开的时间前后差了不到二十天。走的那天沈拓在镇政府门口等车,鹿鸣从群里发了一张照片,是报到那天七个人在走廊里吃挂面的合影,配了一句话:面吃完了,各自赶路。沈拓把照片存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栋五层老楼,银杏叶落了一地。

后来沈拓在一家文化公司做内容策划,写的东西有人看,也有人骂,但他每天下班的时候知道自己今天干了什么。方拓在苏州干了大半年,瘦了一圈,但他说至少拆违建的时候不用再举着记录仪对着哭的老太太了,他们公司做的是合规的环保改造,跟人讲道理的时候对方愿意听。鹿鸣在南京做得不错,有一次给沈拓发消息,说她写的稿子被平台推了首页。郑砚舟第二年考上了老家县城的岗位,这回他先打听清楚了具体干什么才报的名。祁放在上海挤了半年地铁,慢慢也站稳了。纪云舒在民办学校带学生活动,忙,但每天晚上能回家吃饭。

沈拓有时候会想起那个镇,想起祝股长抽屉里那七份报告。他不觉得那一个月是白费的。如果没去那一个月,他可能到现在还在逼自己相信一个不适合的地方就是“稳了”。走了那一趟他才明白,稳不稳不在编制那张纸上,在人自己心里有没有底。底这个东西,别人给不了,得自己去找。

要是换成你,坐在那张铁架床上,看着窗外一片黑黢黢的田,手里攥着一张两千九百块的工资条,你会再等一等,还是趁天还没亮透,先把行李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