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五个人,从石家庄出发,去了湖南十天。

回来以后,好几个人问我:“湖南怎么样?”

我说:“景是好的。可我回来想的不是景。”

“我想的是人家那个过日子的劲。”

一

先说我们这五个人。

我姓方,方建华,五十八,退休前在石家庄一所中学教语文,教了三十三年。

老魏,六十一,退休前开公交,开了三十年,现在每天早上还五点半醒,改不过来。

老宋,五十九,我同事,教数学的,退休三年,老公走了,一个人住。

小李,五十,我们五个里唯一还在上班的,在一家药厂做质检,请了十天年假,请假条上写的理由是“探亲”。

还有一个是老魏的弟弟,魏老二,五十六,在县里开饭馆,跟我们一块儿去的,主要任务是管账和开车。

为什么去湖南?

因为老宋说了一句话。

她说:“我这辈子没出过河北几回。我想去看看活人多的地儿。”

我们几个都愣了。

她说:“咱们这儿,晚上八点街上就没人了,我一个人在家,电视开着,也觉得静。我想去个热闹地方。”

就这么定了。

十月十二号走,二十一号回。

路线:石家庄高铁到长沙,长沙待三天,然后租车,常德两天,益阳南县一天,湘西吉首两天,凤凰一天,最后从怀化坐高铁回。

五个人,十天,人均花了四千一。

二

到长沙是十月十二号下午三点。

出站,第一件事是热。

十月的长沙,三十二度。我们穿着秋衣秋裤来的,站在站台上,汗往下淌。

老魏说了一句:“这地方,十月还这么热?”

我说:“你脱。”

我们在酒店放下东西,五点出门,去坡子街。

那会儿天还没黑,街上已经挤不动了。

我教了三十三年书,见过的最大的场面是学校开运动会,三千人。那天坡子街的人,我估不出来。

老宋拉着我的胳膊,说:“建华,你看见没有,这么多人。”

我说:“看见了。”

她说:“这么多人,还都是笑着的。”

我看了她一眼。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

那天晚上我们吃了臭豆腐、糖油粑粑、口味虾、猪油拌粉。

臭豆腐十块钱五片,黑的,浇了汁,一咬往外冒汤。

糖油粑粑五块钱三个,糯米做的,外头裹一层糖稀,甜。

口味虾八十八一份,一小盆,红通通的,全是辣椒。

我们五个人,坐在马路牙子边上的塑料凳上,一人一瓶啤酒,吃到十点半。

魏老二结的账,三百二十七。

他说:“姐,这价,搁咱们那儿,吃不上。”

三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一个人出去吃粉。

我睡不着。在石家庄,我这个点也醒,但醒了只能躺在床上听楼下的车声。

那天我下楼,街上已经有人了。

不是“有人”,是热闹。

卖菜的、送孩子的、扫街的、遛狗的、跑步的、开店的。

我找了一家粉店,在一条小巷子里,招牌写着“XX粉馆”,塑料门帘,里头六张桌子,坐了四桌人。

我进去,老板问:“圆粉扁粉?”

我说:“啥都行。”

他说:“那就扁的。码子要啥?”

我说:“有啥?”

他说:“肉丝、酸辣、三鲜、牛肉、猪脚、杂酱。”

我说:“肉丝。”

他说:“八块。”

八块钱。

我坐在那儿,看着老板下粉。一口大锅,水滚着,粉下去,涮十几秒,捞出来,浇一勺汤,一勺码子,撒一把葱花,一小勺剁椒。

端上来,热气腾腾,一大碗。

我吃了一口。

那个味道我到现在说不清。是鲜的,是辣的,是烫的,是那种“早上就该吃这个”的味道。

我坐在那儿,慢慢地吃。

旁边一桌是三个老头,一人一碗粉,一人一瓶啤酒。

早上六点半,喝啤酒。

我听他们说话,一句也听不懂,可是那个调子我听得懂——是聊天的调子,是那种没话找话、谁也不着急的调子。

我在石家庄吃早饭,一碗豆腐脑两个包子,五分钟吃完,站起来就走。

那天我吃了四十分钟。

吃完我算了算:粉八块,一共八块。我给了十块,老板找我两块。

我出门的时候,天亮了。

街上的人更多了。

我站在巷子口,看着那些人来来往往,忽然有个念头:

我们那儿,早上六点,街上只有扫街的和卖早点的,大家都低着头走,谁也不看谁。

这儿的人,早上六点,就走得抬头。

四

长沙待了三天,我们去了岳麓山、橘子洲、文和友,还去了一趟湖南省博物馆。

第三天晚上,老宋说想去夜宵摊。

十一点我们出门,去了四方坪。

那儿的夜宵摊摆到凌晨三四点。

我们到的时候十一点半,人还越来越多。

烤串的、炒粉的、煮麻辣烫的、卖卤味的、卖水果的、修手机的、贴膜的、卖袜子的,一条街,上百个摊。

油烟、灯光、吆喝声、笑声、划拳声、小孩的哭声。

我坐在一个塑料凳上,看着这一条街,看了很久。

老宋买了三串烤韭菜,回来坐下,说:“建华,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说:“想什么?”

她说:“我在想,我们那儿,晚上十一点半,我在干什么。”

我说:“你在睡觉。”

她说:“不是睡觉。是躺在床上,睡不着,看手机。窗外一点声音都没有,静得我能听见自己心跳。”

她说:“我有时候觉得,我不是一个人住,我是被关起来了。”

那天晚上,我们坐到一点。

回去的路上,长沙的街上还是有人的。

出租车、外卖电动车、便利店、KTV门口抽烟的人。

我坐在车里,看着窗外,忽然有点想哭。

不是难受。

是那种“原来日子还能这么过”的酸。

五

十月十五号,我们租了车,往西走。

先去了常德。

常德有条河街,在沅江边上,晚上很热闹。

我们在那儿吃了擂茶。

擂茶这个东西,是把茶叶、花生、芝麻、姜、米,放在一个陶钵里,用一根木棍擂,擂成糊,冲开水,撒一把炒米。

一碗下去,又香又暖。

做擂茶的是一家小店,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姓周。

她一边擂一边跟我们说话。

她说她这个店开了十二年,一天卖一百多碗,一碗八块。

我说:“一天八百块,一个月两万四,刨去房租水电,能剩多少?”

她笑了,说:“剩不了多少。可是够吃够喝,够我儿子上学。”

她说她儿子在长沙读大学,一年学费五千多,生活费一个月一千五。

她说:“我不图发财。我就图这个店,天天有人来,天天有人跟我说话。”

老宋问她:“你一个人干?累不累?”

她说:“累。可是比一个人在家待着强。”

那天我们在她店里坐了一个多钟头。

走的时候,她送我们到门口,说:“明天早上来,我给你们煮米粉,我们自己家吃的。”

我们第二天真去了。

她煮了五碗粉,码子是昨天剩的肉丝,还煎了五个荷包蛋。

我们给钱,她不要。

她说:“你们是客人。”

六

十月十七号,我们去了益阳南县。

南县在洞庭湖边上,是产粮大县。

我们去看稻田。

十月的稻田,稻子黄了,一大片一大片,平得像用尺子比着割的。

我们在田边碰见一个种粮大户,姓陈,四十九岁。

他包了六百亩地,种双季稻。

我跟他聊了半天。

他说:“一亩地,一年两季,一千八百斤稻谷。一斤稻谷一块二,毛收入两千一百六。刨去种子、化肥、农药、机耕、机收、水费,一亩净挣六百到七百。”

“六百亩,一年挣四十万左右。”

“听着不少吧?”他说,“可是这钱,是一天一天熬出来的。三四月浸种育秧,五月插秧,六月七月抗旱防虫,八月九月收割,十月十一月晒谷卖谷。一年到头,脚不沾泥的日子,没几天。”

我说:“那你还种?”

他说:“我不种,我干啥去?我十六岁开始种田,种了三十三年。我就会这个。”

他带我们去他家吃饭。

他家在村里,两层楼,一百八十平,2015年盖的,花了三十多万。

院子里晒着谷子,一条黄狗趴在谷子边上。

他媳妇做了一桌子菜:腊肉炒蒜苗、干锅鸡、剁椒鱼头、小炒黄牛肉、一碗丝瓜汤。

我们五个人,加上他两口子,七个人,吃了两个钟头。

我问他媳妇:“这一桌,成本多少?”

她算了算,说:“不到一百。”

我说:“在城里,这一桌得四百。”

她说:“我们这儿,菜是自己种的,鸡是自己养的,鱼是塘里的,就是油盐酱醋要买。”

那天吃完饭,我在他家院子里坐了一会儿。

太阳很暖,谷子晒得发亮,那条黄狗睡着了,肚子一起一伏。

我想起我在石家庄的家,八十九平,两室一厅,阳台朝北,一年见不着几回太阳。

我不是羡慕他有六百亩地。

我是羡慕他坐在自家院子里,晒着自家的谷子。

七

十月十九号,我们到了吉首。

湘西。

我们先去了矮寨大桥。

那个桥,高三百五十五米,横跨一个峡谷,底下是盘山公路,那个公路有十三道弯。

我站在桥上往下看,腿是软的。

老魏说:“这桥修得,不是人干的活。”

我说:“是人干的。就是干了四年。”

从桥上下来,我们去了德夯苗寨。

寨子在峡谷里,一条溪,两边是吊脚楼。

我们在寨子里看了一场苗族鼓舞,十几个姑娘,穿银饰,敲鼓。

看完,天黑了。

寨子里点灯,一盏一盏,从山脚点到山腰。

我们坐在溪边的石头上,谁也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老宋说:“建华,我想在这儿住一晚。”

我说:“明天还得赶路。”

她说:“我知道。我就是想。”

那天我们没住,赶回了吉首。

现在想起来,我有点后悔。

八

十月二十号,凤凰。

凤凰这个地方,名气太大了,去之前我心里是打鼓的。

怕失望。

去了以后,怎么说呢——沱江是美的,吊脚楼是美的,晚上的灯是美的。

可是人太多了。

我们在江边走了半个钟头,走不动。

老宋说:“这跟坡子街一样。”

我说:“不一样。坡子街是本地人逛的,这儿是外地人挤的。”

那天下午,我们拐进了一条小巷子,离开了江边。

巷子里安静了。

有个老太太在门口剥毛豆,一个小孩在地上玩弹珠,一只猫趴在门槛上。

我们在巷子里走了二十分钟,看见一家小饭馆,门口写着“本地人吃的”。

我们进去了。

四个菜:血粑鸭、酸鱼、酸萝卜炒腊肉、一碗青菜。

一百二十八块。

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姓龙,苗族。

他坐下来跟我们聊天。

他说他以前在广东打工,在电子厂做了八年,2016年回来的,开了这个店。

我说:“在广东挣得多吧?”

他说:“多。一个月六千。可是在那儿,我是个外地人。我说话人家听不懂,人家说话我也听不懂。我一年回一趟家,回来一趟,孩子看我像看陌生人。”

他说:“我2016年回来的。回来以后,钱少了一半,可是我天天在家吃饭。”

他指了指墙上的一张照片,是他和他儿子,在一个土坡上,两个人都笑着。

他说:“我儿子今年初二。他从小到大的家长会,我一次没缺过。”

那天我们吃完饭,他送我们到巷口。

他说:“你们要是明年还来,我给你做酸汤鱼。那是我妈的方子。”

九

十月二十一号,从怀化坐高铁回石家庄。

车上我算了一笔账。

十天,人均四千一。

其中:高铁往返一千二,租车加油过路六百,住宿一千,吃饭八百,门票三百,买东西两百。

十天,我们吃了大概三十顿正餐。

最贵的一顿是长沙的口味虾,三百二十七。

最便宜的一顿是南县陈家的那桌饭,成本不到一百。

我在车上跟老宋说:“你算算,我们这十天,花在自己身上的钱,有多少?”

她说:“什么意思?”

我说:“就是那种,纯粹为了高兴花的钱。”

她想了想,说:“在石家庄,我一个月花在自己身上的钱,不超过五百。剩下的都存着。”

我说:“存着干啥?”

她说:“不知道。就是存着。好像不存着,心里就没底。”

我说:“那你在湖南这十天,花了四千一,心里有底吗?”

她笑了,说:“有。特别有。”

十

回来以后,我得说几句不羡慕的地方。

第一,湖南的夏天,是真的热。我们十月去的,三十二度,当地人说“这算凉快的”。长沙的夏天,四十度,湿热,一出门就是一身汗。

第二,湖南的冬天,是真的冷。没有暖气,湿冷,那种冷是往骨头里钻的。当地人冬天在家穿着棉袄,开着电暖器,一个月电费四五百。

第三,山区的路是真难走。我们从吉首到凤凰,走了一段国道,弯多,坡陡,魏老二开得手心出汗。

第四,方言是真听不懂。我在长沙吃粉,旁边三个老头聊了半个钟头,我一个字没听懂。那种感觉,是隔着一层。

第五,年轻人还是往外走。南县陈家那个种粮大户,他儿子在长沙上班,不回来。凤凰开饭馆的龙老板,是从广东回来的,可他儿子以后回不回来,他说不准。

所以我不说“湖南人的日子好”。

我说的是:他们过日子的那个劲,我看着羡慕。

十一 说几句实在话

第一,我这趟最大的触动,不是景,是人。是早上六点巷子里的粉店,是晚上十一点半四方坪的夜市,是南县院子里晒的谷子,是凤凰巷子里剥毛豆的老太太。

第二,什么叫“日子”?我以前以为是“过得下去”。这趟我改了口:日子是“过得出来”。一个地方有没有日子,你看早上六点和晚上十一点,街上是空的还是满的。

第三,我们北方人,不是不会过日子,是过得太收着了。钱要存着,话要省着,热闹要躲着。人家不是不存钱,是存完了该花的花,该吃的吃,该热闹的热闹。

第四,老宋那句话,我记到现在。她说她不是一个人住,是被关起来了。这话听着重,可我们那一栋楼,二十四户,晚上八点以后,楼道里静得能听见水管响。这不叫安静,这叫没人。

第五,我不是劝人搬到湖南去。湖南也有湖南的难处,热、湿冷、山路、方言、年轻人外流。我羡慕的不是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的活法——把日子过在明面上,不过在心里。

第六,我们五个人,回来以后有个约定:明年春天,去趟云南。这个约定是老宋提的,她说:“我这五十九年,去过的地方不到十个。我不想再等了。”

回来第三天,我早上六点醒了。

躺着听了一会儿,楼下没有声音。

我起来,穿衣服,下楼。

街上空着。一个扫街的,一个遛狗的,一个卖早点的刚支上摊。

我走到那家早点铺,买了一碗豆腐脑,两个包子。

四块五。

我坐在塑料凳上,五分钟吃完。

站起来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表,六点四十。

我忽然想起来,在长沙那家粉馆,我坐了四十分钟。

我又坐下了。

坐在那儿,看着街上。

街上还是空的。

我坐到了七点十分。

然后我站起来,回家。

路上我想:明天还来。

坐四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