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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国际舞台上的主角是魏国。不过可惜的是,它成为这段时间主角的原因不是因为有多风光,而是多多少少有点墙倒众人推的感觉。所以这一篇我们把重点放在魏国这十年的境遇,主要说三件事:魏国内乱、秦魏之战和商鞅入秦。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还是有必要先按照《资治通鉴》的编年顺序,从一个时间错误说起,来看看司马光编这本书的难处。

《资治通鉴》记载,“六年辛亥齐威王来朝。是时周室微弱,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天下以此益贤威王。”大概意思就是说公元前370年,也就是周烈王6年,齐威王去朝见周天子。因为当时周朝弱小,诸侯都不去朝觐了,所以齐威王这次朝见给自己挣来了好名声。

事情大致是没错,不过司马光弄错了时间,因为这时齐国的国君还是齐桓公(这个齐桓公不是春秋五霸那个齐桓公,他叫田午,是田氏齐国的第三任国君。),要到10余年后,齐威王才登场。

如果我们看《资治通鉴》中战国时期的记载,会发现司马光出这种错误已经不是一两次了,为什么他这么不严谨呢?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司马光,因为在先秦历史的编写中,他能够采信的材料主要就是《史记》,《史记》错了,他就要跟着错。而战国时代又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代,在它以前,春秋时代的历史靠着一部完整的编年史《左传》,可以让人看得一清二楚;在它以后,每个朝代都有官修正史,就算有什么粉饰和疏漏,至少有一个大差不差的基本面。唯独战国历史,杂乱无章且混沌不清。

造成这个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的焚书政策,当时不光烧了儒家经典,也把除秦国以外各国的国史档案烧了个干净。本来这些国史档案在秦宫可能还会留存副本,结果到了楚汉相争时,项羽进咸阳火烧秦王宫,让这些原始材料彻底的消失在火光之中。

所以,在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能掌握的资料就已经不多了,秦国史的档案保存的比较好,秦本纪就比较准确。其他的各国国史,基本上就看谁家的材料保存的多一些了,齐国最倒霉,资料保存的最少,所以也就写的错误频出。司马光抄司马迁的作业,自然是前者错,后者也就跟着错了。

说完司马光的无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魏国的内乱。

在前一年,魏武侯去世了。人的生老病死本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他生前没有确立太子,这就埋了一颗巨雷,于是他的两个儿子魏罃和公中缓争夺继承权,魏国大乱。

按照这两位王子的名字推测,有可能魏罃是魏武侯的嫡长子。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那么按照传统来说,即使魏武侯生前没立太子,死的时候也没留下遗言,魏国人也会自觉的拥立魏罃为新国君。但回顾三晋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固有的嫡长子继承制之外,也有立贤不立长的传统,这就给魏武侯其他的儿子留出了竞争的空间,就这样,魏罃和公中缓为了争夺继承权,打得不可开交。

这场魏国的内乱很快就让同为三晋的韩、赵两国嗅到了机会。公元前369年“魏大夫王错出奔韩。公孙颀谓韩懿侯曰:‘魏乱,可取也。'懿侯乃与赵成侯合兵伐魏,战于浊泽,大破之,遂围魏。”

诸侯国内乱,通常都会有一个经典模式,那就是内外勾结:内乱必请外援,外援也特别愿意插手内乱。如今魏罃陷入了韩、赵联军的包围圈里,公中缓距离大位也就只有一步之遥,韩、赵两家也马上就可以大肆勒索了。可就在这个局势大好的时候,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变数出现了。

赵成侯想要杀掉魏罃,立公中缓当魏国国君,然后让魏国割地。韩懿侯却想把魏国一分为二,一半归魏罃,一半归公中缓,这样就可以把一个强大的魏国变成两个弱小的国家。这两个方案很难说哪个更好,但从当时韩国的角度来看,很可能是因为自身实力不强,不敢像赵国那样做绝,给其他诸侯以口实,将来成为攻打自己的理由。这就好像肠胃虚弱的人不敢放肆地吃东西一样。所以韩国的态度偏于保守,而赵国的态度偏于激进。

韩、赵两家分赃方案谈不拢,就这样闹掰了。先是韩懿侯连夜撤军,跟着赵成侯觉得自己独木难支,也撤了军。包围圈里的魏罃莫名其妙的绝处逢生,公中缓也不明不白的没了强援。接着,魏罃抓住机会反扑,杀掉了公中缓,终于成为实至名归的魏国国君,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魏惠王。

魏惠王赢的侥幸,接下来自然要“调养生息”一段时间。公元前368年(周显王元年)齐国攻打魏国,夺取观津,赵国攻打齐国,攻陷了齐国长城。这两件事基本上都是魏国内乱的余波。齐国攻打魏国,显然是来捡便宜的,魏惠王大概不想和齐国恋战,索性把观津“送”给了齐国,毕竟这时候巩固内政才是最要紧的。赵国则可能是因为在魏国这边没捞到好处,所以趁着齐国攻打魏国的当口去打齐国,攻进了齐长城。看来趁火打劫的勾当只有0次和无数次。

魏国结束了内乱,但属于它的悲剧却才刚刚开始。公元前364年(周显王5年)秦献公在石门打败了三晋联军,斩首6万。这是一场有里程碑意义的大战,表面上看是秦国打败了三晋联军,但如果我们看石门所在的地位位置,就不难猜出这场大战的主角多半就是秦、魏两国,而这一战就是秦国反击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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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石门之战有里程碑的意义,是因为在这之前,诸侯之间战争的最高斩首记录也就只有3000人(实际的战争死亡人数肯定远高于这个数字),石门之战一次斩首6万人,在当时确实让人震惊。所以,石门之战可以说是标示着战争形态的转变。

在早先的贵族战争里,士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荣誉感,所以才有《孙子兵法》里说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以及“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到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贵族不够用了,就必须让平民百姓参军打仗。平民百姓,是传统意义上的“小人”,没什么荣誉感,只会计较蝇头小利。指挥这样一群“小人”去打仗,给他们讲旧贵族的大道理也好,激发他们的国家认同感也好,都远不如计件提成来得直接有效。这样一来,战争当中的杀人就很容易过量,于是我们接下来就不断的看到斩首数万数十万的记录,战争也就从原来带有礼仪性质的活动变成了杀人盈野的纯粹暴力。

石门之战的两年后,公元前362年(周显王7年)秦国再次对魏国出手,在少梁大败魏国。此战之后,虽然少梁暂时还留在魏国手中,但魏、秦之间的强弱关系却发生了逆转。这里多说一句,少梁位于今天陕西韩城城南大约10公里,那里还保存着秦汉故城遗址。这里也是司马迁的老家,他家的祖坟就在少梁旁边的高门原。今天如果去韩城,城西是梁山,城东是黄河,向南走的话,会经过东少梁村和西少梁村,然后就是司马迁的祠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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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祠

说完魏国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我们再看看他在人才市场上又是怎么有眼无珠的。这里战国时最伟大的改革家商鞅,就要登场了。

《资治通鉴》介绍商鞅的出身,说:“公孙鞅者,卫之庶孙也。”他作为卫国的公孙,自然和卫国国君同姓,所以严格来说,商鞅应该叫姬鞅。要等到秦孝公把商地封给他之后,他以封地为氏,才有了大名鼎鼎的商鞅。

商鞅的祖父虽然卫国国君,但他本人毕竟只是庶出,卫国又很弱小,给不了他发光发彩的舞台。于是商鞅到了魏国,投到了宰相公叔痤的门下。可惜的是,公叔痤还没有来得及把商鞅引荐给魏惠王,自己就病倒了。魏惠王过来探望的时候,公叔痤说商鞅有奇才,希望魏惠王把国政交付给他。这意思就是想让商鞅接任自己宰相的位子。

此时商鞅还很年期,也没见过魏惠王,所以魏惠王明显很不以为然。于是,公叔痤只好提出次优方案:“您如果不肯用他的话,就一定要杀掉他,千万不能让他活着走出我们魏国。”结果魏惠王也没有听从,还认为公叔痤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是病得糊涂了。就这样,商鞅认为自己在魏国已经没有机会了,于是西行入秦。魏国就这么错过了战国时代最伟大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