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46年,骊山北麓的冻土被第一柄铁锸凿开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坑要挖多深。
那一年,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刚刚戴上秦王冠冕。
骊山脚下的土层被一层一层揭开来,露出下面赭红色的生土,再往下,是更深的、带着潮气的夯土。
铁器撞击石块的脆响从清晨持续到日暮,凿出的土方被装入柳条筐,一筐一筐背上地面,在坑口两侧堆成越来越高的土垄。
主持工程的相邦站在坑边看过图纸,然后离开,身后的坑继续往下走。
没有人知道这个坑最终会变成什么,因为连主持工程的人也在换——吕不韦看过它,昌平君看过它,王绾看过它,最后是李斯。
坑越挖越大,越挖越深,深到后来的人必须用“泉”来衡量它的尺度。
公元前221年,天下归于一统。
骊山脚下的工地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停工,恰恰相反,它等来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张。
从六国故地征发来的刑徒、徭徒、赀役者被一批一批押送到关中,押送到骊山北麓那片已经挖了二十多年的土坑旁。
赵背户村出土的瓦文墓志记下了其中一些人的来历:东武、博昌、杨民、平阴,地名散落在原三晋、齐、鲁、楚的旧壤上。
他们被编成队伍,在监工的号令下背土、夯土、凿石、运木。
秦简里把这些人分成司寇、隶臣、鬼薪、白粲、城旦,名目不同,做的事情却指向同一处地面:把骊山脚下那个坑继续挖下去,继续填起来。
统一之后的第九年,也就是公元前212年,骊山工地达到了人力的顶点。
《史记·秦始皇本纪》用一句话记下了这个数字:“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
七十余万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统计数字,它意味着骊山北麓的每一寸地面上都有人在走动、在搬运、在夯击。
运输粮食的车队从关中各县向骊山汇聚,沿途的车辙压得很深,路边的土被碾成细粉。
修陵人自己在陵园西侧留下了一片墓地,墓葬里的骨架有的下肢残断,有的身首异处,身旁搁着铁质刑具和铁锤。
他们从六国故地被征调而来,在骊山脚下停下,然后被埋在了离那个坑不远的地方。
坑本身在向着“三泉”逼近。
司马迁写下“穿三泉”三个字的时候,指的并不是三条具体的河流,而是施工中遇到的多层地下水。
骊山北麓的地下水位并不算深,秦代的水井测得水面距地表约十六米,而地宫所在的位置地面更低,地下水位的实际深度大约在二十三米上下。
夯土坑挖到这个深度,坑底开始渗水,四壁的土变得湿软。
工程没有停下来。
工匠在坑的周围筑起一道阻排水系统:底部用厚达十七米的清膏泥夯成防水层,上部再覆以八十四米宽的黄土夯层,沿着地宫外围形成一道拦截地下水的屏障。
这道屏障在两千多年后仍然在起作用,物探数据显示它围合的范围之内,墓室主体没有进水,也没有坍塌。
地下水被挡在了外面,坑底继续往下,直到李斯向秦始皇报告“深极不可入”。
地宫不是一口竖直的井。
钻探和物探勾出的轮廓是:开挖范围主体东西长约一百七十米,南北宽约一百四十五米,宫墙环绕其周,东面开五门,其余三面各开一门,门道宽约十二米,斜坡向下,通向墓室。
墓室位于地宫中央,石质结构,高约十五米,东西长约八十米,南北宽约五十米,大小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
宫墙本身是未经焙烧的砖坯砌筑,墙体和门道在下葬之后被夯土填实,填得与周围的地层一样密,钻探的探铲打上去,带上来的土样与两侧的夯土没有分别。
封堵不是一个动作,是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门道填夯土,宫墙外面再覆细夯土墙,细夯土墙高约三十余米,顶部距封土表面最浅处只有一米左右,再往上,是覆盖整个地宫的巨大封土堆。
在这一切封堵完成之前,地宫内部先被放进了两样东西。
一样是水银。
《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是:“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水银被灌入地宫,按照某种对天下水系的想象铺展开来,机械装置让它处于持续流动的状态。
水银从哪里来,史书没有给出完整账目,但《史记·货殖列传》记下了一个巴地寡妇的名字。
她世代经营丹砂矿,掌握着从丹砂中提取水银的技术,秦始皇对她“以客礼待之”,还为她筑了一座怀清台。
丹砂炼汞,汞汇入地宫,变成司马迁笔下的江河大海。
两千多年后,地质工作者在封土上布设测线,测出的汞异常不是均匀的一片,而是集中在封土中心约一万二千平方米的范围内,异常峰值高出周边自然土壤数十倍。
物探数据还显示,汞异常分布的强弱并不对称,北、东两个方向最强,南、西次之,如果把这种分布对应到秦代人心中的天下水系,它与渤海、黄海的位置形成了某种呼应。
另一样是弩。
《史记》在同一段文字里紧接着写道:“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
机弩被安置在地宫的通道和近室之处,弩机张弦,矢镞朝外,触发的机关与门道相连,有人穿过封堵进入射程,弦就会松开。
秦代弩的形制在兵马俑坑中留下了实物证据:一号坑出土的弩机有一百五十八件,弓干和弩臂都偏长,材质可能是南山之柘,属于射程和穿透力都相当可观的劲弩。
地宫里的机弩是否真的如记载那样布置、是否在两千年的地下环境中仍然保持张弦状态,没有任何发掘资料可以回答,但“机弩矢”三个字被写进了正史,与“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并列在同一段关于地宫的文字里。
司马迁没有区分哪一句是实录、哪一句是传闻,他把它们放在一起,交给后来的人去面对。
封堵的最后一步发生在地宫入口。
棺椁入藏之后,“闭中羡,下外羡门”,内外羡道上的门依次落下,夯土随即填入,把通往地宫的斜坡道一段一段截断。
参与封闭的工匠没有被放出来。
《史记》写得很短:“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
这句话的后面,骊山脚下的工地并没有立刻安静下来。
秦始皇死在出巡途中,胡亥把他葬入骊山时,陵园工程还没有彻底完工,秦二世又继续营建了一年左右,到公元前208年前后才因天下大乱而中断。
从公元前246年第一锹土破开,到此时停工,骊山北麓的挖掘、夯筑、搬运持续了三十八年上下,超过了秦始皇本人在位的时间,也越过了秦朝从统一走向崩溃的全程。
封土堆起来之后,地面上的人再也看不到地宫。
项羽的军队进入关中时,骊山陵园的地面建筑遭到焚烧和破坏,但封土之下的宫墙和门道封堵没有被扰乱的迹象,考古钻探在封土夯层中没有发现大规模盗掘留下的通道。
此后的两千多年里,封土堆表面长过草,落过雪,被附近村庄的耕地一点一点逼近,又被考古队的探铲重新标定边界。
1974年,临潼的农民在陵园东侧打井,挖出了陶俑的碎片。
兵马俑坑的发现把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骊山北麓,但俑坑只是陵园外围的陪葬系统,距离封土之下的地宫还有相当的距离。
人们站在封土堆上往下看,看到的只是一座长满石榴和杂草的土山。
真正让司马迁那段文字从纸面站起来的东西,在1981年的冬天出现在测量仪器的读数里。
那一年十二月,物化探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带着汞量测量设备进入秦始皇陵陵区,在封土上布设测线,采集土壤样品,测定其中的汞含量。
测出来的数据不是一条平滑的曲线。
封土中心区域出现了一片强烈的汞异常,异常范围约一万二千平方米,汞含量高出周边自然土壤数倍到数十倍。
这个异常的形状和位置,与《史记》中“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记载之间,出现了一条可以测量的连线。
2002年,秦始皇陵考古遥感与地球物理综合探测技术被列入国家“863”计划,一支由地质、地球物理、遥感、考古人员组成的队伍在封土周围展开了一次大规模无损探测。
重力、磁法、高密度电法、地质雷达、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测汞、测氡、测温和弹性波法,七八种方法同时指向封土之下同一个轮廓:地宫确实存在,墓室是石质建筑,主体没有坍塌,也没有进水,宫墙和门道的封堵保持完好,汞异常在开挖范围内再次被捕获。
863项目的探测报告里有一句话,把司马迁的记载和仪器的读数放在了一起:汞异常的存在“初步证实了《史记》中记载的‘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真实性”。
这不是说地宫里一定有一条按照秦朝版图铺开的水银河流,而是说,在封土中心那片一万二千平方米的地下,确实存在着一个非自然来源的、体量巨大的汞富集区,它的位置、范围和强度,无法用土壤母质或后期污染来解释。
水银从哪里来、总量是多少、在地下以什么形态存在,仪器没有给出答案。
探测能做的只是把异常画在地图上,然后停下来。
停下来,是此后所有关于秦始皇陵的讨论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动作。
1997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其中写了一句在当时并未引起公众太多注意、后来却成为整个中国帝王陵保护政策基石的表述:“由于文物保护方面的科学技术、手段等条件尚不具备,对大型帝王陵寝暂不进行主动发掘。”
这条规定不是专门为秦始皇陵写的,但它把秦始皇陵牢牢地框定在了“不主动发掘”的范围内。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后来在央视的镜头前把这句话翻译成了更直白的说法:除非是抢救性保护,不然能不挖就不挖,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
这个“不动”的决定背后,站着一座被打开过的陵墓。
1956年,在郭沫若、吴晗等人的力主之下,明万历皇帝的定陵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一座经国务院批准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
地宫打开的那一刻,随葬的丝织品、木器、书画暴露在空气中,颜色褪去,织物变脆,漆木器迅速变形,三千多件文物中大量珍品在考古人员来得及采取保护措施之前就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样貌。
定陵的教训没有停留在明史研究的范围里,它直接参与了此后中国文物工作方针的成形:“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保存完好、没有被盗、没有地质灾害威胁的帝王陵寝,不再被列入主动发掘的名单。
秦始皇陵的封土之下,宫墙没有被人为破坏的痕迹,门道封堵完整,墓室主体没有坍塌进水,阻排水系统仍在工作——按照这套标准,它恰好属于“不挖”的那一类。
但“不挖”不等于“不知道”。
863项目的物探数据给出了地宫的尺寸、深度和结构轮廓,遥感技术在没有触碰封土的情况下分辨出了宫墙的走向和门道的位置,汞异常测量把《史记》的文字转化成了一片可以标定坐标的异常区。
这些数据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对待历史的方式:把疑问留在原地,把测量做到尽可能远的地方,然后承认测量有它的边界。
地宫里那套“机相灌输”的机械是否还在运转,水银是否还在某个封闭的管道里缓慢流动,机弩的弦是否还保持着张力,封堵的夯土之下是否还有司马迁没有写进去的东西——这些问题没有被回答,它们被保留了下来。
封土堆表面的石榴树每年春天发芽,夏天开花,秋天果子裂开,露出里面一层一层紧密排列的籽粒。
陵园周围的农民在封土脚下的田地里种小麦和玉米,麦收之后,秸秆堆在田埂上,被太阳晒得发白。
考古队的探铲偶尔从封土边缘打下去,带上来的土样被装进袋子,标签上写着孔号和深度。
测量仪器的探头贴着地面移动,读数被记录在案,然后仪器被收起来,地面恢复原样。
骊山在北面,渭河在更北的地方,封土堆夹在两者之间,像一个被刻意留在原地的句号。
公元前246年那个冬天,第一柄铁锸凿开骊山北麓冻土的时候,挖坑的人不知道这个坑要挖多久,也不知道它最终会被什么东西填满。
两千多年后,封土中心那片一万二千平方米的汞异常仍然在仪器的读数里亮着,宫墙门道的夯土仍然密实地堵在原来的位置上,骊山的风从封土表面刮过去,石榴树的枝条在风里晃动,发出干燥的、细碎的响声。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