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唐文学经典化研究是追溯文学史原貌的重要基础。曹植作为汉魏重要文人,其形象实为后世政治与文学史述共同建构的结果。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曹植作品之经典化研究与文集新校笺”(21BZW085)指出,从文献流变、诗体经典化、主旨经典化、文集新笺四方面入手,不仅能推动曹植作品研究回归客观史实,也能为先唐文学经典化研究提供路径启示。
原文 :《曹植作品经典化:从文集笺证到史述反省》
作者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徐艳
图片 |网络
曹植是汉魏的重要文人之一,其作品也是被后代经典化重塑程度较大的文本。在后代政权更替中,曹植成为人们反省与批判曹魏政治的悲剧性人物;在后代文学发展中,曹植成为人们建构汉魏文学传统的领袖式文人。政治与文学的两重史述及其合作,推动曹植及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所属时代,成为附属于后代史述的“漂流者”。如何结合文献与文学两个层面,系统揭示曹植作品在后代受到的经典化重塑,由此追溯作品的原初特征,是我们尝试解决的问题。这不仅可以推动曹植作品研究向客观史实方向迈进,也能为先唐文学经典化研究提供一般路径。以下试从四方面勾勒具体路径。
文献流变
现存曹集文献与原初曹集文献之间存在重要断裂,二者之间的连续性已难以重建,这是曹植作品文献研究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前录》、景初本、家集本皆已佚失后,隋代三十卷本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曹集后代传播的起点,是影响最深远的版本。然而,曹植其人与作品的经典化重塑在两晋南朝已基本完成,后代虽有增益,但大致不出其基本框架。两晋南朝以来曹集被重塑后的形态,在三十卷本中得到体现,与原初形态已有较大差异。尽管后人试图以三十卷本为桥梁建立曹集流传的连续性,但这一连续性存在较大问题:很多不是曹集原貌的作品,已由三十卷本渗入传播谱系,并流传后世。这是目前曹植研究与文集整理面临的最大困难。
曹植作品大量掺入伪作始于魏晋。由于曹植作品影响很大,时人常借重其名声,以增益自己的立场。曹囧《六代论》曾假托曹植之名(《晋书·曹志传》),《七步诗》及其故事在两晋前后已见多种版本,被南朝人广泛援引,到明代掺入曹集。经笔者考证,《魏志·陈思王传》裴松之注所摘录的《赠白马王彪》《吁嗟篇》二诗也是伪托之作,都产生于两晋以来人们对曹魏宗亲制度乃至曹魏政权合法性的批判。裴松之为曹植本传作注,仅援引两首诗,却可能都是伪托之作,可见两晋以来很可能产生了不少这样的作品:借曹植之名,结合其政治失败的命运,以表达对曹魏宗亲制度乃至政权合法性的批判。《赠白马王彪》后来被《文选》选录为曹植作品,《吁嗟篇》被《艺文类聚》收录为曹植作品,应该都与隋代三十卷本曹集相关,这说明不少伪托之作已见于三十卷本。
诗体经典化
曹植作品经典化程度最高的体式是五言诗。五言诗虽然在汉魏时期迅速发展,但当时仍不被重视。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可以推测,在景初本集所选曹植百余篇代表作中,虽含“诗”,但应以四言为主。随着本集佚失,偏重五言的《文选》《艺文类聚》成为后代曹集辑佚的主要来源,影响了曹集中五言诗的比例。从此,曹植四言诗大幅佚失,五言诗成为其主要诗体。
曹植作品经典化程度最高的类别是乐府诗。这与上述五言诗的经典化有交叉,又有不同。曹植诗歌创作处于口头流传的乐府体式向书面载录的诗歌体式过渡的时期。其诗歌体式虽较建安以前的汉代歌诗讲求文采,但仍保留乐府体式的一些特征,主要表现为声音关联在作品结撰中发挥的作用超过了语义关联,带来不少不符合基本书面要求的结构特征,这在《宋书·乐志》所载曹植乐府中可以见到;但到《文选》等作为书面经典文学作品流传的文集中,曹植的这些诗歌已被修改得更符合书面要求,主要表现为:正文的乐府体式变为书面体式,曲名被改成基于作品主题的书面化题名,并在此基础上被重新归类等。此外,乐府诗歌常与作者关系松散,作品形态也不稳定,署名多分歧,文本多异文。然而,两晋南朝文集整理者常为署名不确定的乐府体式作品确定作者。为编订出更全的作品文集,常见的做法是将署名歧异的作品不加分辨地录入作品集,这也是曹植五言诗逐渐增多的原因。
主旨经典化
就曹植各体创作来看,包括诗歌、辞赋、文章等,其主旨的经典化都集中于一点,即后人常将曹植创作视为个人不遇之情的表达。但曹植曾是曹魏意识形态宣传的得力干将,其多数作品以证明曹魏政权合法性为主要创作目的。正如左思《魏都赋》所赞:“本枝别干,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东阿。抗旍则威噞秋霜,摛翰则华纵春葩。英喆雄豪,佐命帝室。”将曹植与曹彰视为捍卫曹魏政权的文武二将,曹植以卓越文才“蕃屏皇家”“佐命帝室”,其作用与武将之勇毅是一样的。正因曹植作品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宣传功能,才能得到这样的赞美,这与后人常将曹植创作视为不遇怨愤之表达,是很不一样的判断。
与其他汉魏文人创作一样,职能性创作是曹植创作主体,其创作行为或是职能的直接行使,或与职能行使密切相关。身份规定文体,在职能性创作中得到集中体现。《文选》“赠答”类录曹植作品六首,除《赠白马王彪》可能是伪托之作外,《赠徐幹》《赠丁仪》《赠王粲》《又赠丁仪王粲》《赠丁翼》都是立足权力者身份的职能性言说。最迟从五臣注开始,就将这些作品解读为对朋友诉说政治哀怨,视为较单纯的友情表达。游仙颂诗是曹植承担政治宣传使命的重要部分,具有类似司马相如《大人赋》的美颂功能。但唐代吴兢《乐府解题》已着眼其“伤人世不永,俗情险艰,当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之个体抒情(《升天行》题解)。郭茂倩《乐府诗集》多录吴兢解题,如曹植《远游篇》,郭氏题解先录《楚辞·远游》之句,再录王逸注“不容于世,困于谗佞,无所告诉,乃思与仙人俱游戏”云云。贤人不遇的自传式阐释,逐渐成为对曹植游仙颂诗的主流理解方式。
文集新笺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正在从事曹植文集的重新笺证工作,以改进现有曹集整理中存在的问题。这项工作分校勘与笺证两个部分。
校勘工作将专注于曹集流传的两个环节,揭示其间发生的变化:一是景初本集佚失后,直到奠定后代曹集基本形态的隋代三十卷出现,其间曹植作品的流变;一是隋代三十卷佚失后,曹植作品凭借六朝以来的总集、类书流传,又以宋代辑佚而成的十卷本曹集形态为基础,辗转流传至明清的历程。前一个环节的工作难度较大,直接文献依据相对匮乏,因此,我们主要依靠更大范围的间接文献依据,以及汉魏政治文化语境、诗文创作体式规定等方面的对照辨析,努力完成如下任务:辨伪;关注难以确定作者及定本的作品;关注文本在流传中被有目的地改动。在后一个流传环节中,基于现存曹集的辑佚特征,我们将立足于现存最好版本,具体揭示流传过程,关注作品如何凭借六朝以来的总集、类书流传,如何在宋代重新确定其别集形态,如何受到明清总集、别集编撰特征的影响。较前代编撰者丁晏、朱绪曾等,我们掌握更多资料,可以对文献流传过程有较前人更全面准确的呈现。丁晏、朱绪曾编撰的曹植文集,作为赵幼文本的底本,目前仍是曹植文集的主要形态。
以校勘所得结果为基础,笺证部分针对曹集作品主旨的经典化重塑,试图接近其原初旨意。基于对汉魏文学抒情特征的总体理解,以及对汉魏文学自传式阐释及过度编年的反省,笺证部分将关注曹植作品的职能性创作特征,而不是后人强调的不遇骚怨之情。就文类来看,诗歌的经典化重塑幅度最大、范围最广,故诗歌笺证是研究难点。笺证主要方式是:通过充分揭示公用语汇关联的互文网络及其意蕴表达,贴近汉魏时代语境,阐明曹植作品内容特征;既着力于创作背景的揭示,又不作过度编年。以往曹植作品笺证存在过度编年问题,过度编年以自传式笺证为基础,而自传式笺证又建立在将曹植创作归类为政治失意的骚怨文人表达之上,笺证将纠正这一做法。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25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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