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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唐]长孙无忌等撰,陈佳臻译注,中华书局,2026年6月出版,1354页,126.00元

关心中国古代法律的同仁,一定对《唐律疏议》不陌生。这部中华法系集大成之法典,是目前我国时间最早的完整的传世法典,它不仅仅是唐朝一代诸多立法成果的代表作,更是上承唐代以前各朝法律之精髓,下启宋元明清立法之先河,同时又深刻地影响了古代东亚日韩诸国的法律经典,在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法律史上皆属无可争议的杰作。

但是,如果提到的是元朝法律,则负面评价之辞居多,轻者斥其法律毫无章法,“漫无端绪”,重者更是冠上落后、压迫、黑暗等定性标签。元朝由蒙古人建立,是晚唐以降第一个完成全国性大一统的多民族王朝,治政难度远超此前大多数王朝。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未能及时跟进时代发展变迁的需求也是在所难免的。

有意思的是,细究元朝法律可以发现,在繁杂散乱的背后还存在一条暗线,亦即大儒吴澄所称,元法对古法“暗用而明不用”的事实。事实上,元代法律并非如表象所示,仅有消极负面的成分,在总体上,元代法律虽有所谓蒙古法、回回法因素,但仍然遵循着“唐—北宋—金”这样的法律传承脉络,根源仍是继授以唐代法律为代表的中原法律,并在此基础上深刻影响了明清法律的建构与形成。

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唐代法律体系

唐代法律体系构成庞杂,主体由律、令、格、式组成,中后期又将皇帝颁降的敕经过拣选,作为一种法律形式纳入其中,甚至出现“刑律统类”等五代、北宋盛行的新的法律形式。其中,律是刑事法律规范,用以“正刑定罪”,令则为国家制度“设范立制”,式是所常守之法,即各部门基本规章及某些制度的基本执行规范。“格”相对来说不易直接理解。所谓“格”,指的是“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但何为“常行之事”并非由有司自己定立,而是需要从皇帝颁降的圣旨条格中选取,本质上是对皇权的贯彻。“格”的选取通常遵循一定的编次和原则,或以皇帝在位时年号编排,或以部门分类编排,各有利弊。

唐代法律亦非自制定就一成不变。在前中期,几乎每任皇帝继位都要修订一次“律、令、格、式”,以不断完善其法律体系,这一过程持续到安史之乱爆发才被迫中止。在唐代诸多立法成就中,“唐律”保留最为完整,立法成果也最为显著。广义上的“唐律”,指的是唐朝诸帝制定的“律典”,从唐高祖的《武德律》,到唐玄宗的《开元律》,皆可称为“唐律”。但并非所有的“唐律”都完整流传到了后世,目前而言,作为完整出版物得以流传后世的“唐律”,是《开元律疏》(也有学者认为是《永徽律疏》),在元代出版时被命名为《故唐律疏议》,亦即今日所见《唐律疏议》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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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唐律疏议》

“律”与“律疏”有何区别?古代学者读书,每遇经典未予阐明,或心有发覆处,即以“注”或“疏”的形式解释经典内容,一般是先“注”后“疏”,“疏”可以理解为“注”的“注”,是比“注”更详细的注解。按说,法律与一般典籍不同,其条款必经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可以上升为通行适用的法条,何以“律”也需要“疏”来进一步解释?原来,“唐律”到了唐高宗制定《永徽律》时,已经几经修改,作了不少完善,但在实践中仍然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各地司法官员对律文的理解不一,导致同罪异罚;科举“明法科”考试也缺乏解释《唐律》的统一标准,考生答题莫衷一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唐高宗于永徽三年(652)下令召集臣僚和律学通才,按照“爰造律疏,大明典式”的要求制定《律疏》,是为《永徽律疏》。

《律疏》出现后,律文与疏议并行,具备同等法律效力,是并行的不同唐代法典。《永徽律疏》之后,武后又加以修订,形成《垂拱律疏》。开元二十五年,玄宗继续修订,最终《开元律疏》问世定型,成为今本《唐律疏议》的核心底本。

唐代法律体系之核心,即在此《唐律疏议》,它同时也是对后世法律影响最为深远的唐代法典。《唐律疏议》的篇章布局,分为作为提纲挈领之总则的《名例律》,以及分别规范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另外十一篇分则。分则诸篇的内容规范的是具体的唐代社会生活,因此当中的大多数内容,会随着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而为后世法律所取舍,并非一五一十被继承。而《名例律》规定全律的指导思想、刑罚体系、罪名基础与法律原则,统摄全篇,它先进的立法精神和技术,开后世立法之先河。唐以后各朝立法,多以《唐律疏议》为基本参照,大量《名例律》中规定的重要制度和法律原则甚至直接沿用。

从草原走向中原的元代法律

元朝由蒙古人建立,在进入中原之前,他们已经完成蒙古诸部统一,并四处南征北战了,因此也就完成了大蒙古国国家形态的基本缔造——拥有千户制等社会组织形态,设立也可札鲁忽赤等断事官,并拥有了共同尊奉的法典《大札撒》。这套制度根植于草原游牧经济,成型于战争动员状态之下,因此在广袤的大蒙古国中,它的普适性较弱,只能在特殊时期、特殊地点、特殊群体中得到适用。

进入中原之后,代表蒙廷建立统治秩序的是所谓“燕京行省”及大大小小降附的亡金势力,后者多统称为“汉人世侯”。虽然有这样的基本统治力量,但坚持草原本位的蒙古上层贵族还不能正确认识到中原地区的重要性,因此统治往往失于疏略,法度凌乱,大小世侯各自为政。

蒙哥汗在钓鱼城身殒后,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大打出手。在法统上不占优势的忽必烈最终成功利用中原的人力、物力、财力实现翻盘,建立大元王朝,并开始尝试推行、改造中原旧有制度来实施统治。直到这一刻,元朝才真正完成了向传统中原王朝形态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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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忽必烈像

最初,忽必烈默许在治政过程中以“旧例”的形式援引比附《泰和律》等亡金法律,并在这一过程中努力完成法律的元朝转变。但在推行一段时间后,忽必烈等蒙古统治者深刻意识到不同族群磨合难度之高,以及一味适用亡金旧制所带来的法统问题之深等一系列问题,于是在至元八年(1271年)毅然叫停这种单向参考,要求亡金旧律“休依着那者”,为此后元朝法律之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问题在于,尽管法律形式复杂多元,但是元朝法律精神是否有其内核?学者通常会从所谓“蒙汉二元性”的视角来讨论这个问题,即承认元朝法律精神既有源自蒙古法的因素,如偷一赔九、收继婚、烧埋银等,也有吸收中原汉法的成分。这从大的方向来说当然没有错误,一个“复合型”政权,势必要兼顾多族群风俗习惯与法理认知,因此在很长时间里,元朝君臣对法律的下一步走向产生大量讨论。这些讨论总体而言体现了元朝法律“各依本俗法”的原则。

“各依本俗法”当然可以暂时消解某些社会矛盾,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一个国家统合日渐加深后,跨族群、跨职业、跨地域的矛盾爆发后将如何处置。“校雠归一,遵而行之”的统一法律仍然势在必行。

遗憾的是,经历“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局面的元朝,始终未能制定出统一适用的成文法律。元成宗对律令法典的编纂颇有兴趣。他曾对何荣祖说“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但何荣祖所纂成的《大德律令》“所任非人,讹舛甚多”,最终胎死腹中。元武宗即位当年(大德十一年,即1307年)十二月,中书省臣上奏说:“臣等谓律令重事,未可轻议,请自世祖即位以来所行条格,校雠归一,遵而行之”,近乎放弃了短时间内制定成文法的预期,自此,以散颁的断例与条格作为国家法律,成了元朝立法的基本常态。

有意思的是,尽管形式上未能走向归一,但若论其法律精神,则元朝法律的发展走向还有一条不易量化的“暗线”,即逐渐接受中国古代法律精神的影响和熏陶,并以之作为主要立法基调。从这个视角看,保留断例与条格作为法律形式,以及“各依本俗法”的法律原则,是元朝法律坚持多元化的最后倔强。

元代对唐代法律的“暗用而明不用”

元代法律逐渐接受的中国古代法律精神,一开始来自亡金法律,《泰和律》为其经典代表。《泰和律》是金朝制定的法律,当然也会融入一些女真人的特色民族法律,但其基本底色仍然是“唐律”。元朝初期允许援引比附《泰和律》,使得“唐律”因素早已根植于其法律的土壤中。

忽必烈对唐朝是崇拜的,他本人非常喜欢效仿唐太宗李世民施行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因此在禁行《泰和律》后,业已产生的旧断例并没有同步宣告废止,“唐律”因素仍藉由此得到适用,并在元代法律中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只在高层层面,元朝民间诸多学者,如王元亮、柳贯等也尝试将解读“唐律”的心得和认识纂集成书,刊行成帙。到了泰定四年(1327年)和至正十一年(1351年)左右,完整刊刻的《故唐律疏议》问世并续印,成为当时地方官吏学习法律、施政断案的重要参考依据。

“唐律”这种影响,也同步在编定国家法律《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时发挥作用。元代大儒吴澄所作的《大元通制条例纲目后序》中曾指出,《大元通制》“于古律暗用而明不用,名废而实不废”。他认为元代法律中的“制诏”和“条格”,就像唐宋时期的敕令格式一样,而“断例”篇目则完全按照“唐律”分则11篇排布,从形式上举证了元代接受了“唐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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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条格》断例

除了形式影响以外,内容上来看,最直接的影响印记在于元人处理政务时直接使用了“唐律”作为参考依据。如至元八年,元廷在确定“分家析产”原则时,就曾引用“唐律”中“祖父母、父母不得令子孙分另别籍”一条,来反驳此前金律中贯彻的女真人的原则。又如皇庆二年(1313年),晋宁路在处理一桩“定婚悔亲”案时,就直接表明“事依唐律归结”,对定婚后反悔不予结亲者,要“比照唐律量减二等罪归断”,明确表达元代司法对“唐律”的直接适用。

但这些终究属于“明用”,吴澄又何以言之为“暗用”?“暗用”的地方又在何处?元文宗曾经在看到《经世大典·宪典》后感慨道:“此岂非唐律乎!”言外之意,是认为《经世大典·宪典》的内容像极了“唐律”,但《宪典》实际上是揭傒斯等元臣根据元朝既有断例和条格总结而成的法律汇编,因此从元文宗的感慨可以看到,“唐律”因素对元代法律的影响是持久且深远的。

最常见的“暗用”,是以“旧例”的形式化用了渊源自“唐律”的法律条款。它们被包装成“旧例”,有时候甚至是间接从《泰和律》中“暗用”过来,或从既有断例中援引比附而来。除此之外,一些来自“唐律”的法律原则也在元朝法律中出现。《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没有“名例篇”,但这并不意味着“唐律”中《名例律》的思想精髓没有在元代得到传承,部分指导思想、刑罚体系、罪名基础与法律原则甚至为元朝法律“照单全收”。如《至正条格》中可以看到至大二年(1309年)刑部所确定的“二罪俱发”法律规定,该规定几乎一五一十抄自“唐律”《名例篇》的第四十五条,但在小字夹注中却改掉原“唐律”关于“官当抵罪”等内容的解释,替之以元人自己关于“取受不枉法”的解释,是对“唐律”活学活用的生动体现。

还有一种接受“唐律”影响的表现,深藏在元代诸多断例与条格中,如果没有通过《唐律疏议》提前了解原来“唐律”的内容,单从字面上完全看不出二者之间的影响。如元代的监察法律《设立宪台格例》中,有“纠弹之官,知而不举者,亦减罪人罪五等”的规定。但看此一规定,是元朝对监察官员的具体监督措施,实际上它仍然渊源有自,从《唐律疏议》的《斗讼律》第三百六十一条中可以找到其原型。不同的是,“唐律”对官员的罪刑科处较重,仅作“减二等”处理,而元朝则直减五等,进一步降低渎职官员的应处罪刑。

元代对唐代法律“暗用而明不用”的核心特征得到勾勒。元朝虽本有《大札撒》的游牧法传统,后来却逐渐在司法实践中采行汉法,直接或间接地与“唐律”建立传承关联。无论是《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篇目仿照“唐律”分则编排,司法实践直接引“唐律”裁断婚姻、财产纠纷,还是以“旧例”化用唐律条文、承袭诸如“二罪俱发”、“监察渎职追责”等法条,都印证吴澄所言“名废而实不废,暗用而明不用”的话,“唐律”内核潜藏于元代法律深处,只是不再全部公开标举“唐律”之名,形成独特的“暗用”模式。

据此,对后来的法律史研究者而言,研读《唐律疏议》就绝非单纯钻研唐代法律本身,更是解锁宋元明清法律演变逻辑的钥匙。唯有吃透“唐律”的制度框架、法理精神与条文原型,才能透过元代条格、断例的零散文本,辨识其背后化用、调整“唐律”的细微改造,厘清多民族王朝融合中原法律的内在路径,准确把握中华法系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特质。若无“唐律”作为参照,便难以读懂元代法律“暗用”的底层逻辑,不仅无法正确理解明清法律生成之奥义,更无法完整勾勒中华法系绵延千年的发展全貌。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 陈佳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