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元年七月,陕西兴州,史斌突然打出“称帝”的旗号。这个消息来得很突然,地点也很关键:兴州在关中通往汉中的道路上,既接近宋金交锋地带,又远离梁山东部旧地。史斌手里有兵,却没有足以支撑帝号的根基。
这里有一个必须说清的考据问题。《宋史》记载的是“史斌”,并没有直接写成《水浒传》里的史进。后世根据“斌本宋江之党”、籍贯和经历等线索,才把史斌与九纹龙史进联系起来。两者很可能是同一人,但不能把文学人物的全部经历,原封不动地当作史实。
史斌原本属于宋江一伙,接受招安后曾被授予军职。北宋末年局势剧变,金兵南下,地方武装纷纷改换旗号。有人投金,有人守城,也有人趁乱自立。史斌选择称帝,未必只是野心膨胀,更可能是看准了关中兵力分散,地方官府难以迅速形成合围。
问题随之而来:既然同为宋江旧部,李逵和关胜当时为何没有赶去相助?
答案不能只从“兄弟情义”解释。梁山好汉接受招安以后,早已被拆散编入不同军队,分驻各处。昔日聚义厅里的同伴,后来成了不同阵营中的军官、守将,彼此之间不但相隔遥远,身份也已经发生变化。
史斌起兵的兴州,大致在今天陕西汉中一带。李逵所在的密州,则在山东半岛内陆;关胜守济南,距离同样不近。建炎年间黄河以北道路阻断,金军控制大片地区,普通军队调动都十分困难,更不要说带兵跨越数千里去投奔一名自立为帝的旧识。
路远只是表面原因,真正要紧的是立场不同。
李逵在建炎三年,即1129年,担任密州守将。金军进逼时,他杀死权知密州杜彦,随后又向金军投降。《宋史》记载,他后来被吴顺杀死。这个结局说明,李逵并没有把自己看成宋朝的死忠之臣,谁能控制局面,他就可能向谁靠拢。
假如史斌已经在兴州站稳脚跟,李逵未必不会前去投奔。可在建炎元年,史斌的势力刚刚出现,消息能否传到密州尚且难说。即使李逵听到消息,也要面对宋军、金军和地方武装的多重阻拦。对一个守城将领来说,贸然弃城远走,等于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一场没有胜算的赌局。
关胜的情况完全不同。
《宋史》和《金史》都记载了关胜。金军围攻济南时,他多次出城抵抗。后来刘豫准备向金人投降,关胜被刘豫杀害,济南百姓也没有跟随刘豫投降。关胜之死,大约在建炎二年,也就是1128年。
关胜与史斌之间,存在一道无法跨越的政治界线。史斌举兵称帝,等于脱离宋廷,自成一方势力;关胜则是在济南坚持抗金的宋军将领。哪怕两人曾经同在梁山,关胜也不会因为旧日交情,转身加入另一个割据集团。
有意思的是,史斌的敌人并不是金军,而是宋军将领吴玠。吴玠当时驻守西北,熟悉关中地形,也有处理地方叛乱的经验。史斌称帝后,很快被吴玠击败并处死。时间短,败亡快,根本没有给各地旧部集结留下空隙。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史斌没有得到梁山旧部支援。不是所有人都还活着,更不是所有人都能自由行动。宋江征方腊后下落不明,许多旧部或战死,或被裁撤,或已经进入不同军镇。梁山的组织早已瓦解,所谓“三十六人”更多是过去的名号,不能理解为一支随时可以重新召集的军队。
若只按《水浒传》的情节推测,史进称帝后,李逵或许会因形势变化而靠拢,关胜却大概率会与他兵戎相见。可历史留下的材料更冷峻:李逵还在密州自保时,关胜已经被刘豫杀害,史斌则在兴州败亡。三个人并非同时处在同一张棋盘上,也就谈不上共同扶立旧日兄弟。
梁山故事里,兄弟一声招呼便能聚集四方;建炎年间的现实,却是道路断绝、军镇分裂、各自求生。史斌的帝号没有等来援军,关胜死于济南,李逵则在密州改旗易帜。三人的命运,恰好说明招安之后,梁山旧日的情义已经让位于残酷的军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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