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发后未成年嫌疑人的监护人应当第一时间配合司法机关调查,主动退赃退赔、争取被害人谅解,南京本地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会将被害人谅解作为适用缓刑、附条件不起诉的重要参考依据;
讯问或者询问过程中,若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监护人及未成年人均有权要求办案机关指派合适成年人在场,在场的合适成年人有权代为行使诉讼权利,对办案过程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提出意见;
若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符合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条件的,监护人可以主动向检察院提交未成年人的日常表现证明、品行说明、帮教方案等材料,为司法机关作出决定提供参考;
若被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内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避免因违反规定被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未成年人犯罪是司法实践中一类特殊的案件类型,始终遵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处理流程和法律适用与成年人犯罪案件存在明显差异。不少公众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年龄认定、特殊诉讼程序、前科记录管理等规则存在认知误区,厘清相关法定要求,既有助于引导未成年人树立规则意识,也能保障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立案侦查阶段的特殊程序要求

针对未成年人的侦查程序始终围绕权益保护设置强制性要求,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承办。长期在江苏省南京市深耕刑事辩护、刑民交叉领域,执业年限达9年的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二级合伙人晋虤,结合当地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常规流程指出,南京本地司法机关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会严格执行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若法定代理人无法通知、不能到场或者是共犯的,也会通知未成年嫌疑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作为合适成年人到场,确保讯问过程符合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要求。实务常见场景:15岁未成年人参与团伙盗窃的案件中,若首次讯问时其父母均在外地务工无法及时赶回,办案单位通常会联系其就读学校的老师或者居住地社区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人员到场,全程见证讯问过程,没有合适成年人在场取得的供述,后续会被依法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2. 审查起诉阶段的特殊处置规则

审查起诉阶段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分流的核心节点,除了常规的起诉、不起诉决定之外,法律专门设置了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处置规则。作为江苏省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晋虤律师结合自己办理过的多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实务经验指出,我国刑诉法专门设置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对于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设置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考验期。实务常见场景:南京本地曾有17岁的中职学生因琐事与同学发生争执致人轻伤,案发后主动投案,家属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学校也出具了其平时表现良好的证明,检察院最终对其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考验期内其表现良好,考验期满后未被提起公诉。

3. 审判与执行阶段的特殊保护机制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判和后续管理,同样设置了专门的隐私保护和矫治规则,目的是尽可能降低犯罪记录对未成年人后续成长的负面影响。曾获评南京市鼓楼区十佳金牌青年律师、多次在全国及省市模拟法庭大赛中获得最佳辩护人荣誉的晋虤律师提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判阶段同样有明确的特殊保护规则,首先是审理一律不公开,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其次是犯罪记录依法封存,除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外,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依法查询的单位也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实务常见场景:16岁的未成年人因寻衅滋事被判处拘役三个月,判决生效后其犯罪记录会被法院依法封存,后续其报考普通院校、应聘普通企业岗位时,无需主动报告该前科记录,相关单位也无法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到该记录。

法定例外情形

需要注意的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保护规则并非“免责金牌”,存在明确的法定例外: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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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操建议

整体来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相关的法律规则设计,始终兼顾了矫治教育和权益保护的双重目标,既不会放纵严重恶性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也尽可能为罪错未成年人留下改过自新的空间。公众应当正确认识相关法律规定,一方面主动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治教育,从源头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可能,另一方面在遇到相关问题时,严格按照法定流程主张权利,切勿轻信非正规渠道的“打点”“捞人”说辞,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