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笔记本摊在桌面上,第四十三页的边角已经被我的指腹磨得起毛,整页都是蓝色圆珠笔画的火柴人和箭头。我端坐在课桌前,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脸上挂着标准的、仿佛从教科书里剪下来的微笑,看着对面那个扎马尾辫的女孩子,她已经断断续续问了十分钟的问题,核心内容却还卡在最初的那个概念上。

我开始觉得后槽牙发酸。课表上这节是晨读,窗外的喇叭声隔着玻璃传进来,听起来像被蒙在鼓里捶打。我松开了交叉的指尖,在膝盖上飞快地捻了捻,像在搓掉一层看不见的茧。

小姑娘终于停了,抬头看我,等我回应。我咽了口唾沫,微笑着开口:“这个我们刚才讲过,换一种方式,你看这张图——”说到“图”字时,我感觉到自己的眼睛在飞快地扫过她的书页,扫过最底下的那行字,扫过她手指旁边那道折痕,想着这道题三分钟后她会不会再问一遍。我根本没在看那段字,我没在看任何一段字。

最后她点头说懂了,抱着本子走回座位。我坐在那里,继续保持微笑,看着她走回去的背影,心想教室里那个挂钟的秒针怎么那么慢。

这不是我教的第一节课。师范毕业那年,我被分到这所小学当科学老师。入职的第一天,办公室的老教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们年轻人有活力,孩子都喜欢你。”

我当时笑了笑,没有告诉他们——其实我从小到大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有人一直在跟我说话,而我必须坐在那里,把表情调成“认真听取”的状态。

不过我很快就发现,这种“演耐心”的能力其实不用特意培养。你只要在长辈面前坐够二十年,在亲戚的饭局上听够那些讲了八百遍的往事,你就自然会了。

脸上是专注,脑子里已经把你的相亲对象从上到下重新排了一遍序,或者在心里默数房间里有几个插座。

我唯一需要付出代价的是,这个“演”非常耗电。下午三点以后,电量报警,看什么都想快进。

同事林姐是在食堂吃饭时发现这件事的。她端着餐盘在我对面坐下,开始说她的婆婆、她婆婆的表妹、以及她婆婆的表妹的儿媳妇之间的一段我至今没能理清关系的人物纠葛。

我保持着礼貌的点头动作,筷子上还夹着一根青菜。我已经把碗里的饭数完了大概三百颗,又把菜盘里的油渍形状联想成了三条金鱼。林姐突然停下来:“你在想什么?”

我下意识回答:“在想你刚才说的那个儿媳妇的事。”其实我刚才在想,如果金鱼真的游进油渍里,大概会是这样一幅油画。

这大概就是水象人的本性。不是说我们不关心别人,而是我们的关心通常以广播电台的形式存在——播出五分钟,信号就跳到下一个频率。那只是一种天生的、无法控制的注意力漂移。

我妈第一次意识到这个脾气,是在我六岁的时候。她坐在客厅里给我读了半小时的故事书,读到故事主人公拿着剑走进森林的那一刻,我开口问她:“妈妈,灰姑娘的马车是真的南瓜变的吗?”

我妈合上书,看着我:“你是不是根本没在听?”

我无辜地摇摇头:“我在听,只是顺便想起了南瓜。”

我妈没有打我。那是我印象里她第一次露出那种“我知道你就是这样,但我拿你没办法”的表情。后来她发现,我练琴的时候把《小星星》练习曲弹成了《划船》的调子,她就开始在每次骂我之前,先确认一遍我到底在不在线。

“在不在线上”是我们家的核心家庭口令。

所以当我看到网上那些人说,水象星座是最有耐心的星座,耐心得像一潭死水、怎么掉都不泛起波澜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你们说的那个水,是什么水?

那是静止的湖面拍出来的照片。你扔一颗石子进去试试,半小时后水波都没停,那不是耐心,那是水实在太深,石子还在落。

我十七岁的时候谈过一次恋爱。对方也是水象,我们俩坐在奶茶店里,一人抱着一杯一模一样的珍珠奶茶,聊了整整三个小时。回到宿舍,室友问我:“你们聊什么了?”

我回忆了一下,只记得那杯奶茶是三分甜。

另一个室友说:“你们水象的人谈恋爱都这么安静吗?”

我说:“我们没有安静,我们心里在放电影。”

后来分手的原因也很水象——有一天他在微信上发了一条十秒钟的语音。我看到语音条的那一瞬间,本能地把它转成了文字。

转完以后,我盯着那段文字看了三秒钟,又把语音条重新点开听了一遍。听完以后,我默默地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心想:我听完这条语音,用了两次操作,中间已经想好了周末该去哪儿吃饭。

他没有做错什么。但我突然觉得,我们两个都太累了。

这段故事我曾经在课堂上不小心说漏嘴——当然不是跟学生说,是跟同组的老教师。老人家听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你这人啊,是心太急,不是无心。”

我点头。不是无心。我们只是一直在用最高倍速的播放器听这个世界,听完以后,还会倒回去再听一遍,确定自己没有漏掉什么。反复确认以后,我们就想去做别的事了。

事情出在期中考试之前。三年级一个叫谭晓慧的小姑娘,连续一周每一天午休都抱着那本薄薄的自然科学作业本来找我。

她是那种特别乖的小孩,问问题之前会先把本子摊平,然后看着她自己的手指头说话。她的问题是:为什么秋天有的叶子会变红?

我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因为我在盯着她的手看。她的手指甲剪得特别短,手背上沾了一个小小的创可贴,贴得有点歪。

“因为叶子里的叶绿素减少了,剩下的花青素显现出来。”我说。

她点点头,又问:“那花青素是什么颜色的?”

我张嘴的那一瞬间,感觉到自己的视线已经飘走了——不是看她,也不是看窗台,是看她手里的本子封面上贴着的一颗绿色五角星贴纸。我觉得星星贴纸用在这儿其实挺突兀的,如果换成枫叶形状会更好。

我硬生生把视线拉回来,笑了:“是红色的……”

她走后,我在办公桌前坐了好一会儿。然后我打开抽屉,把那一叠我设计的小星星贴纸翻出来,一张一张看过去。我在想,如果刚才我的目光再多飘一秒,她会不会感觉到我其实并不专注?

那天晚上回到家,客厅里奶奶坐在沙发上,正拿着手机给她老姐妹发语音。她今年七十四岁,手机用得很慢,一条语音要录好几遍才肯发出去。

我路过她身边的时候,她叫住我,让我帮她看看手机为什么突然不出声了。

我蹲下来,接过手机,屏幕上停留着一条未发出的语音。我下意识想把那条语音删掉重新录,手都抬起来了,又放下来,我把手机还给她,站在一旁,耐心地看她的手指在屏幕上摸索。她找到一个按钮,按下去,声音出来了。

她笑了,说:“还是你们年轻人会弄。”

我没告诉她的是,我只是站在旁边看了三十秒,这三十秒里我已经把明天上课的流程在脑子里过了两遍。

世界上大概有两种水象人。一种是真的温柔,一种是在用尽全力扮演温柔。我们大多数人是第二种。我们只是太容易被别的东西吸引,被一个贴纸、一张油渍、脑海里一部放了一半的电影吸引,然后我们记起来——此刻面前这个人需要我站住,所以我把脚步钉在原地,即使心里已经跑出去一公里。

跑题了吗?快了。我往回收。

后来谭晓慧又来过办公室一次。那次她学乖了,没问问题,只是拿了一颗糖放在我桌上,说:“老师,你教我这么久,这颗给你。”糖是那种学校门口小卖部卖的、纸包着一圈的粽子糖,外面那层纸已经有点皱了。

我捏着那颗糖,坐在办公室里看了它很久。

我没有立刻剥开吃。我把糖放进抽屉里,把抽屉关上,又打开,看了一眼,又关上。我在心里默念:这是学生送的糖,这是学生送的糖,这是学生送的糖。然后我把它放回那颗绿色五角星贴纸旁边,把抽屉合上。

第二天,我在课堂上把那盒小星星贴纸发给了全班,包括谭晓慧。她撕下一颗黄色的,贴在她的小本子封面,贴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你问我有没有觉得抱歉?

有。

但我没法解释。我总不能跟一个小女孩说,老师的天性是一阵风,刮过哪里都觉得干净,但偶尔停下来的时候,也想被什么东西压住。

好消息是,那颗糖我一直没有吃。

因为我怕我剥开糖纸之后,会忘记它是什么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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