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价值
征拆行政赔偿案里有一种僵局:树是拆除公司砍的,协议没签,政府说“不在委托范围”,法院说“你证明不了是政府让砍的”,未进实体审理就被挡回。
对于手中只有一纸“不予立案”告知、举证能力有限的普通当事人而言,本案确立的审查思路,是一条从“告不动”走向“赔得到”的现实路径。
张某清系北京某村村民,肢体残疾四级,承包集体土地种核桃树、板栗树为生。当地35千伏输变电工程中,某镇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地上物清理,委托某拆除公司实施;合同约定只对“已签补偿协议并交付地上物”的地段拆除,待拆坐标由镇政府提供。
张某清的承包地在项目范围内,但他不同意征占,未签协议。2019年10月22日,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拆除公司砍除其果树及树苗1000余棵;报警后,森林公安派出所告知“由镇政府负责”,未予立案。
他起诉镇政府要求行政赔偿。一审认为未签协议即“不在委托拆除范围之内”,又未能证明拆除系镇政府委托,裁定驳回起诉;二审、再审申请均以基本相同理由驳回。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查明,镇政府实际以“围圈红线”划定待拆范围,拆除公司见线即清;张某清地块本应排除,红线未及时摘除,致超范围清除。检察机关据此抗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再审法院撤销原一、二审裁定,指令原一审法院审理。2025年12月,原一审法院判决确认镇政府强制清除行为违法,赔偿树木损失37万余元,判决已生效。
未签协议是否当然排除在委托范围之外?
标识权全在行政机关时,因果关系与举证责任如何认定?
原审按合同文本判断,检察机关则看实际操作。
原一审法院判决确认镇政府强制清除行为违法,赔偿树木损失37万余元。
按《国家赔偿法》,受委托组织行使受委托权力时侵权,由委托的行政机关作赔偿义务机关。拆除公司依镇政府划的红线清除,属受委托实施的行政性事实行为,“按线砍树”应视为委托机关行为的延伸。镇政府不能在合同里把范围写得很窄,实操中又用红线把未签约地块圈进去,回头在庭上说“那不在我委托的范围里”。
因果关系上也不要求行政机关“直接动手”:划定范围、标识边界、监督拆除的职责都属于镇政府,未摘红线使受托方获得“这块地可以清”的错误外观。《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因被告原因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张某清拿不到委托文件和坐标资料,原审仍以“未能证明”驳回。
对正在维权的人,这几层有直接用法:先固定现场红线等标识和报警后派出所的答复,把争点转到“清除有无合法依据、该谁负责”;委托文件在对方手里,可在诉讼中明确主张由被告举证;裁判生效后还可申请检察监督。
张某清三次被以同一理由驳回,转机是检察机关查清那圈没摘的红线:线是镇政府划的,摘线的权限也在它手里。未签协议而地上物被清除,可能构成违法强制清除的赔偿基础,现场标识值得及时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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