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四那天下午,我照例去了执行局。王法官一看见我,眼皮都没抬,直接把拘留决定书递过来:“又是他?”

“就是他。”

“行。”王法官签完字,顿了顿,“你也是够执着的。”

我笑了笑,没说话。六年了,这已经成了我每年腊月的固定流程。办公室的挂历翻了六回,我儿子的身高从一米四蹿到了一米七三,他欠我的那二十六万,一分没还,但每一年,他都要去看守所里给我“过年”。

第一次去申请拘留的时候,执行局的小年轻还劝我:“老哥,这种民间借贷纠纷,他名下没财产,查了三次了,银行里就几百块,车也没有,房是他爸的名字,你就算拘留他也没用啊。”

我说我知道没用。

他愣了下:“那你图什么?”

我没回答他。

图什么?我图他心里不舒服。他要是不舒服,我就舒服。

欠我钱的这人姓赵,比我小八岁。二十二年前他在城南开了个小五金店,我是他的老客户。后来他跟我说要扩张,盘下隔壁两个门面,资金周转不开,找我借二十六万。打了借条,写了利息,拍着胸脯说一年内连本带息还清。

一年后我去店里找他,门面已经转手了,新店主说他去外地发展生意了。我打电话,停机。去他家里,他爸说不知道儿子去了哪。

又过了半年,我在城北一个麻将馆门口堵到了他。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夹克,嘴里叼着烟,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嘻嘻地说:“哎呀老哥,正想找您呢,手头紧,再宽限几天。”

宽限了三年,一分钱没见着。

我去法院起诉,胜诉了。申请执行,他说没钱。当时确实没钱——他离婚了,店倒闭了,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但他每天生活得很滋润,朋友圈里天天发在烧烤摊喝酒的照片,配文“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下面一堆人点赞。

我气不过,举报他转移财产。执行局查了,查不到。他名下干干净净,一块钱都没有。

那年腊月,我第一次去申请司法拘留。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下着一点小雪。王法官问我要不要先跟对方沟通一下,我说不用,他要是肯沟通,这钱早还了。

他是在一个棋牌室被抓的。法警去的时候,他正坐在牌桌上,面前摆着几百块钱的零钱,看见法警的一瞬间,他脸色就变了。他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手。

按照法律规定,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可以司法拘留,每次不超过十五天。他在看守所里住了半个月,腊月二十八进去的,正月初十出来的。

出来之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里满是怨恨:“你狠,你真狠。钱我会还的,你等着。”

我等了。第二年,他又没还。

第二年腊月,我又去了执行局。

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每一年都是这样。腊月二十左右,我去申请拘留。腊月二十五前后,法警去抓他。他在看守所里过完年,破五之后才被放出来。

他爸后来找过我一次,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头发全白了,站在我家门口,手里提着两箱牛奶。他说:“大兄弟,你看这事……他欠你钱是不对,你也关了他这些年了,能不能……”

我打断他:“叔,他要是肯还钱,我立马撤案。哪怕先还一部分呢?哪怕给我当面说句软话呢?”

他爸沉默了很久,说:“孩子犟,犟得很,我也说他,他不听。”

我说:“那我也没办法。他不让我过好年,我就不让他过好年。”

他爸叹了口气,提着牛奶走了。

其实我知道拘留他没多大用。他早就没钱了,在建筑工地上打零工,有时候帮人开车,挣点钱就喝酒打牌。每次拘留出来,他消停一阵子,然后又开始混日子。但我不在乎,我就是要让他知道,这笔账没完。

第六年的时候,我再去申请,执行局一个新来的小伙子问我:“大哥,他欠你多少钱?”

“本金加利息加起来三十多万了。”

小伙子看了下卷宗:“都六年了,您这……成本也挺高的吧?”

我说:“不算高。一年来回车费加误工费,顶多一千。六年六千块,换他六年年年在看守所过年,值。”

小伙子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那年腊月二十六,赵某被带走了。跟往年一样,他走的时候嘴里骂骂咧咧的,说出去之后要找人收拾我。

然后,正月初九还是初十,我记得是初九。突然有人敲我家门。

我开门,门口站着一个老头,穿着件旧棉袄,脸瘦得都没形了。赵某的父亲。

他站在那儿,半天没说话,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张银行卡。

他说:“大兄弟,这卡里有二十万。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我看着那张卡,没接。

“剩下的……”他说,“剩下的等我明年再说,争取一年还你两万……”

我说:“叔,二十六万,一次性二十万,剩下的六万就算了。就当是这几年的利息抵消了。”

他愣了一下,然后眼眶红了,嘴唇哆嗦着,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谢谢……谢谢……”

我让他进屋坐,他不肯,把钱塞到我手里就走了。

第二天,我给王法官打电话,说撤案,不追究了。王法官在电话那头“嗯”了一声,然后说了一句:“没劲了吧?”

我说:“什么没劲?”

他说:“他一还钱,你就没劲了。”

我挂了电话,坐了半天,给赵某发了条短信:钱收到了,给你爸说你以后好好过日子吧。

他回了一个字:嗯。

那天下午我去看守所接赵某出来,办手续的时候,他在里面,我在外面,隔着玻璃看了一眼。他瘦了很多,头发白了一片,六年的时间,把这个当年在烧烤摊上笑得张扬的男人磨成了一个灰扑扑的影子。

他没看见我。但我看见他了。

手续办好之后,我转身走了。没等他出来,也没想跟他当面说什么。

后来我儿子问我:“爸,你恨他吗?”

我想了想,说:“以前恨,现在不恨了。就是想跟他说一声,有些事,不是躲就能躲得过的。”

儿子又说:“那你以后每年还去拘留所吗?”

我说:“不去了,他爸房子都卖了。”

其实我还有后半句没说:这六年里,每年腊月我都去执行局,每年我妻子都会问我,至于吗?为了这二十六万,把自己活成一个记仇的人,值得吗?

我一直没有回答她。

但后来有一次,我路过那家五金店的原址,那里已经变成了一家早餐铺子。我站在门口,想起二十多年前,赵某还是个年轻小伙子,递给我一支烟,笑着说:“老哥,等我这店做大做强了,请你喝酒。”

烟我没接,酒也没喝过。

那天早上我在那家早餐铺子喝了一碗豆浆,两块钱,味道一般。我给老板付钱的时候,想起赵某他爸递给我银行卡那天的手。那双长满老茧的手,在风里抖得像秋天的树叶。

不知道他搬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赵某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了。

但我希望他还记得,那六年,在看守所里过的每一个年。那应该会是他这辈子最难忘的日子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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