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1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对周某、景某等七人涉嫌寻衅滋事、敲诈勒索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据《新京报》报道,判决书长达239页,涉及二十余起指控;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其余六人分别获刑二至四年。
据报道,七名被告人均当庭表示不服,案件已进入二审程序。截至发稿,目前尚无法院关于二审审理方式的公开信息。
本文不评价一审定罪是否成立,也不预测二审结果,仅讨论刑事二审开庭难的问题,并对照法律规定分析这起案件属于哪一类二审案件。
法律列明的四种应当开庭的情形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
第一,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
第二,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
第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
第四,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
同条第二款规定:二审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刑诉法解释(法释〔2021〕1号)第三百九十三条重申了上述情形。与之配套的,是刑诉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的全面审查原则:二审应当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不受上诉范围限制;共同犯罪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也应当对全案进行审查。
条文用的是“应当”,不是“可以”。
也就是说,只要符合四种情形之一,开庭就是法定义务,而不是二审法院可以自由取舍的选项。
开庭率长期偏低的现状
开庭率偏低,并不是律师单方面的感受。
有学者在评论中引用《中国刑事诉讼法制四十年:回顾、反思与展望》一书的统计:2012年以前,刑事二审开庭率为10%至20%;2013年曾超过40%;2014年至2016年在30%至40%之间;2017年以后降至20%以下。
官方同样承认这一状况。202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促进提高刑事案件二审开庭率专项工作的通知》,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工作。
发布时,最高人民法院指出,近年来二审开庭率较低,主要受疫情防控和办案任务繁重等因素影响。
通知同时要求严格落实庭审实质化,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中的作用,并推动建立提高二审开庭率的常态化机制。
四部门为开庭率联合发文,说明问题并非个别。
“应当开庭”之规定为何常常落空
条文写着“应当”,实践中开庭率却长期偏低,症结大致有三。
第一,要件判断权在法院一侧。第一种情形有两个要件:被告人对事实、证据提出异议;该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前者由被告人决定,后者由二审法院判断。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写法是:二审以开庭为原则,合议庭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意见后,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2012年修法改为列举“应当开庭”的情形。
有观点认为,修法本意是压缩法院的选择空间,但“可能影响定罪量刑”这一要件,又把判断权交还给了法院,控辩双方对此没有法定的异议渠道。
第二,不开庭的程序约束偏软。法律只要求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人意见,没有规定听取方式,也没有要求对不开庭决定说明理由。实践中,听取意见常常变成通知辩护人限期提交书面材料。
第三,开庭成本的现实压力。开庭意味着合议庭全程参与、法警值庭、在押被告人往返押解、检察机关派员出庭。2023年的通知专门要求,对被告人人数较多、多地羁押的案件,法院应加强与公安机关的沟通协调。
卷宗能记录证言,却记录不了质证。
三个症结叠加的结果是:越是被告人多、卷宗厚、争议大的案件,组织开庭越难,而这类案件恰恰最需要开庭。
检视法条,本案应当开庭
把上述规则放到这起案件上,可以逐项检视。
要件一:是否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
据媒体报道,七名被告人均当庭表示不服并提出上诉,否认被指控的犯罪。
另据报道,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帖文不实,并认定其他六名被告人对相关情况“明知”。帖文内容是否属实、被告人主观上是否明知,都是事实与证据层面的问题,不是单纯的法律适用分歧。
被告人否认指控,意味着他们对这些事实认定提出了异议。第一个要件,在公开报道呈现的范围内已经具备。
要件二:异议是否“可能影响定罪量刑”。
这一要件只要求“可能”,不要求二审法院在开庭前就认定异议成立。
本案的异议指向帖文是否属实、主观是否明知等事实。这些事实一旦认定发生变化,影响的不只是刑期长短,还可能涉及罪与非罪。一审认定的指控事项多达二十余起,每一起事实认定的变化,都会影响罪数与最终刑期;其中最重的一项刑罚为有期徒刑十四年。
本文倾向于认为,这种程度的异议,难以被评估为“不可能影响定罪量刑”。
叠加因素:共同犯罪与全面审查。
本案为七人共同被告的案件。依照第二百三十三条,二审须对全案进行审查,逐一厘清各被告人的地位、作用与主观认知。
“明知”的认定,通常依赖供述、证言、聊天记录等言词证据的相互印证。言词证据之间的矛盾,最适合在法庭上通过讯问、询问与质证来检验,书面阅卷对此的审查能力有限。
前述专项工作通知要求落实庭审实质化。面对一份长达239页、认定二十余起事实的一审判决,二审若要实质审查其中的事实与证据争议,开庭是落实这一要求最直接的方式。
要件满足之后,“应当”就不再是“可以”。
有观点认为,二审法院通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意见,同样可以完成全面审查。但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项并不以二审法院对自身审查能力的评估为要件。两个要件一旦具备,立法给出的答案就是开庭。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倾向于认为:就公开报道呈现的情况而言,本案二审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应当开庭审理的情形。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结论只关乎审理方式。开庭与否,不预示二审裁判结果;本文对一审定罪量刑是否成立不作评价。
让“应当开庭”之规定真正落地
制度层面,可以有三个方向。
第一,不开庭决定应当说理。二审法院决定不开庭的,以书面形式说明理由,载明对被告人所提事实、证据异议的评估,并送达被告人与辩护人。
第二,设置开庭申请与答复程序。辩方提出书面开庭申请的,法院在一定期限内书面答复;不予准许的,在裁判文书中一并回应。
第三,把“繁简分流”落到实处。认罪认罚、仅就量刑上诉的案件可书面审理;事实证据争议集中的案件开庭,并围绕争议焦点重点展开。
对多被告人、多地羁押的案件,可以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刑诉法解释时提出的思路,在保障庭审质量的前提下探索远程视频提讯、开庭,降低押解成本。
执业层面,辩护人可以把申请对准要件。
开庭申请不宜泛泛主张“案件重大复杂”,而应逐项列明:对哪些事实、哪些证据有异议;这些异议为何可能影响定罪或量刑。
同时可提出证人出庭、调取证据、提交新证据等具体申请,使开庭的必要性具体化。若法院仍决定不开庭,可依据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要求合议庭当面听取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
两审终审,重在“第二次审”
两审终审制的价值,在于给当事人一次由上级法院重新审查的机会。这次审查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查方式。
开庭不是目的,查明事实才是。但在七人上诉、指控二十余起、事实争议集中的案件里,开庭是查明事实最可靠的方式,也是第二百三十四条为这类案件预设的方式。
让开庭回到原则,让书面审回到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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